一〇 校园民运

1.爝火团契

上大学期间，我被吸收参加了一个进步学生社团爝火团契。我有青年军背景，经常穿一身美军军服，应该给人很正统的感觉，为什么会被吸收到进步学生团体中呢？

这恐怕与我中学的经历有关。邓季宣离开九中之后，去白沙女中当了校长。其后，朱金声老师也去了白沙女中。由于我在九中被开除后漂泊流浪，入伍当兵，耽搁了不少时间。因此，上大学的时候，刚好和朱老师在白沙女中带过的学生同年入学。大概朱老师在课上或课下介绍过我的情况，她们在金大入学以后，主动来找我，一起谈论朱老师，一起交流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她们逐步了解我，知道我有进步倾向。因此，她们加入爝火团契之后，就把我也介绍进去了。

爝火团契是金大、金女大众多团契中的一个。“团契”本是一个基督教术语，英文名叫fellowship，多指基督徒和慕道友所举办的聚会。在20世纪40年代的教会大学，很多学生团体都打“团契”名号，因此，团契不再限于宗教生活。大致而言，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传统的团契，由纯正的基督徒组成，以增进宗教信仰为目的；第二种是有政治倾向的，但偏向保守，这种类型的团契不多；第三种是有进步政治倾向的，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有进步倾向的学生组织打上“团契”的牌子，是一个不错的掩护。学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也不太好干预。

在众多有进步倾向的团契中，“爝火”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小的。“爝”就是火把。爝火团契的成员，有金大的，也有金女大的，有历史系的，也有别的系的，总共只有十几个成员。爝火团契的活动方式，主要有办墙报和举行读书会，偶尔也有一点增进内部友谊的活动，如1948年秋曾经一起去过栖霞山一次。另外，为配合纪念“五·二〇”一周年，我们在1948年春举办了一次“红五月学运历史展览”，吸引了大批参观者。

当然，当大型学生运动来临，我们团契必定积极参加。这种时候，会有地下党的人员通知团契的负责人，团契负责人再组织本团契参加游行示威等活动。无法知道谁是地下党员。在运动中表面上最活跃的分子大多不是地下党员，地下党员藏得很深，从不暴露。活跃分子在运动中如果被捕，因确实查不出中共痕迹，也就相对安全。

中共地下组织如何联络团契，发动学生，不得而知。我想，肯定有一个指挥机关，有很多联络员，暗中操作。至于在一线的，则多是中共的同情分子，非常活跃，也很有才干。1947年“五·二〇”游行的时候，在第一线组织工作的是金大自治会的头，叫宁培涛。他是历史系大四的学生，颇有大将风范，组织游行队伍井井有条，精明干练，沉着稳重，我崇拜极了。和军警发生冲突之后，他还指挥队伍基本有序地撤退。撤退之后，马上组织反击，撰写文章，抗议军警特务的暴行。还在当晚举行各种文艺演出，用多种方式表达对国民党的不满，士气很旺盛。

“五·二〇”游行中，除了军警以外，另一敌视进步运动的群体就是那些来自青年军的学生。这些学生多半出身西北农村贫苦农家，但对蒋介石父子忠心耿耿。他们说：“你们这些公子哥儿，白天游行，晚上跳舞，你们反什么饥饿？要反饥饿，也应该是老子们反！”他们没法认识历史的潮流，也无法认识到民运学子们虽然多出生于富庶之家，但却代表了贫苦大众的利益。他们和游行队伍也发生冲突。学年结束不久，这些人因成绩不过关被学校清退，我们感觉阻力小多了。

爝火团契的负责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曾宪洛。他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的玄孙，进入金陵大学比我晚，才华横溢。平常一副名士派头，有时穿着睡衣、拖鞋在校园漫步。在1948年5月22日举行的纪念“五·二〇”一周年晚会上，他表演朗诵艾青的《火把》，很有感染力，很好地掌控观众情绪，最后全体参加者都跟着朗诵，一个火把接着一个火把点燃，大放光明，欢声沸腾。团契的那次栖霞山之行，也是他组织的。从栖霞山回来，他在他叔父曾昭抡家招待我们。曾昭抡是中央大学化学系的名教授，在栖霞山附近租住一座独立的小洋楼，当时恰好去了外地，于是我们有机会见识名教授的优裕生活。在那里，我们品尝了阳澄湖的螃蟹，还第一次从家用冰箱里享用了冰淇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