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

在三次固化——或者说两波“记忆潮”（Winter，2006）——之间，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经历了湮没（低谷）与再发现（复兴）的过程（孙宅巍，2005^370-379；张连红，2003；刘燕军，2009）^[33]。吉田隆志（Takashi Yoshida）全面回顾了南京大屠杀在日本、中国和美国所引发的历史和记忆问题。与上一节的描述类似，他从区域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视角出发，将南京大屠杀以来的历史划分为1937—1945年、1945—1971年、1971—1989年以及1989年至今（后冷战时期）四个阶段。他认为，在前两个阶段，南京大屠杀被中国官方当作众多战争暴行之一，其重要性局限于地方层面，对它的纪念和集体记忆的保存也尚未提上日程；在第三阶段，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经历了一个国家化的过程，南京大屠杀的独特性被不断强调，并成为象征日本战争暴行最重要的符号；在九十年代，随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全面开展，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和再现融入了近代史的宏大叙事，而日本右翼修正主义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否认言行则从反面“刺激”各种大众媒介生产出大量的纪念文本。（Yoshida，2006）

类似的情形也表现在与南京大屠杀紧密关联的“慰安妇”议题上。宋少鹏指出，慰安妇议题经历了从消隐到彰显的过程，并以高度政治化的方式进入历史记忆。对大众传媒报道的系统考察发现，抗战时期慰安妇议题被当作民族奴役的象征，用以激励民众抗战的斗志。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该议题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直到1992年之后，才再度浮出地表。在此过程中，慰安妇成为可供调用的历史素材，变成冒升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话语和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要符码——既是符号，也是砝码。换言之，慰安妇议题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慰安妇’作为史实，事关过去；‘慰安妇’作为符号，事关未来”（宋少鹏，2016）¹⁴⁶。问题是，将慰安妇议题全盘纳入民族主义的叙事框架，让我们记住了作为民族压迫象征的慰安妇，却遗忘了有可能撕裂民族同一性的性暴力或性别压迫。因此，作者主张，我们应该在民族政治和性别政治的复合框架下重新审视、反思并重建慰安妇的历史。

过往与当下之间的延续和断裂是贯穿集体记忆研究的一条核心线索。早在对集体记忆的开创性研究中，哈布瓦赫（Halbwachs）即分析了记忆与遗忘的社会情境。（2002）他指出，集体记忆和社群/团体之间的紧密关联意味着，一方面，有多少团体就有多少集体记忆，一个团体取代另一个时，必将带入新的记忆；另一方面，记忆的建构应符合团体当下的需要，因此我们会在耶路撒冷的千年历史中看到波斯人、罗马人、犹太人及十字军前后相继，改造这座城市的地形与记忆，也会在二十世纪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看到两千年前的马萨达传奇的复兴（Schwartz，Zerubavel，Barnett，1986；Ben-Yehuda，1995；Zerubavel，1997）。在以“当下”为中心的记忆研究（presentist approach）看来，支配性的社会团体或权力机构会通过纪念活动、教育、大众传媒等各种方式重构、改造乃至操纵过去，以形成社会凝聚力，使政治权威正当化，建立民族国家的认同。（Misztal，2003）在此意义上，“对过去的追忆并不是简单的信息检索，而是动态的、建构性的过程。所谓记忆，就是取过去之片段，服务于当下的感知与需要”（Schwartz，1982）³⁷⁴。

然而，如果对过去的建构完全以当下为中心，“我们对过去的感知就会任凭当前状况支配或摆布”，历史就此丧失客观性和连续性（Schwartz，1982）³⁷⁶，“成了一组在不同时间拍摄的、表达着各种不同观点的快照”（刘易斯·科塞，2002）⁴⁵。实际上，受制于各类历史记录，“过去并不能被随心所欲地建构；而只能被选择性地加以利用”（Schwartz，1982）³⁹⁶。舒德森指出，个体或群体对过去的重构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首先，可供利用的过去并非无穷无尽；其次，个体和群体并不能任意选择，无论愿不愿意，美国人都要面对奴隶制、德国人都要面对纳粹大屠杀；最后，在同一社会中，不同群体会各持一端、彼此争夺对过去的重构权，由此构成“记忆的政治”。（1989）现在的确会塑造过去，但过去也会塑造现在。正如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在《论集体记忆》的导论中所说：

过去总是一个持续与变迁、连续与更新的复合体。我们或许的确无法步入同一条河流，但是这条河流却仍具有绵延不绝的特征……一个社会当前所感知到的需要，可能会驱使它将过去翻新，但是，即使是处于当代的改造之中，通过一套共有的符码和一套共有的象征规则，各个前后相继的时代也会保持生命力。（2002）^46-47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外交关系等层面来解释南京大屠杀在公共话语空间和集体记忆之中的沉浮起落。以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末为例，无论是1951年和1960年将南京大屠杀作为批判美帝的工具，还是其他年份较少提及南京大屠杀，或是在早期的历史教科书中将南京大屠杀与国民党消极抗战、屈辱投降联系在一起，都直接显示出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换言之，20世纪60年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将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相区分的外交思路，以及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都抑制了对于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发掘和呈现。（刘燕军，2009；Reilly，2011）

沿着同样的思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京大屠杀记忆的重新浮现也被放到国内和区域／国际的框架下，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和中日关系的变动等角度加以解释。（Yoshida，2006；Reilly，2011）一位学者在分析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呈现之后发现，在南京大屠杀记忆复兴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主导叙事，一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二是“落后就要挨打”，分别指向与南京大屠杀记忆相关联的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Chi，2001）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中，南京大屠杀被当作中国近代史上标志性的“创伤”，与鸦片战争、圆明园、“九一八”等其他创伤一道，被纳入到国耻叙事之中。于是，与创伤相关联的“受害者”叙事被用来作为激发青少年爱国情感和民族复兴热情的重要手段。（Wang，2012）正如刘擎所言，“创伤记忆与复兴想象”构成了“雪耻型民族主义”这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气质形态”。（2004）⁴⁷

如前所述，南京大屠杀记忆并非孤立的叙事，它折射出“抗日战争”这一宏大叙事在当代中国的变迁过程。与上述对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历史分期相呼应，詹姆斯·赖利（James Reilly）把当代中国对于抗战的官方历史和记忆也分成四个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对于日本战争暴行“善意的遗忘”；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九十年代后期兴起的历史行动主义（如战争索偿等）；2005年前后官方修辞对于日本和战争过去的软化／翻转。（Reilly，2011）帕克斯·科布尔（Parks Coble）也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前，抗战的公共记忆聚焦于共产党的战绩，而战争中的冲突则彻底消失。在改革开放年代，随着官方对民族主义的强调，关于战争的新记忆一方面强调爱国主义的英勇抵抗，另一方面则强调日本的战争暴行，将中国从“胜利者”转变为“受害者”。（Coble，2007）

在延续与断裂的历时性线索之外，南京大屠杀在战后相关国家也呈现出了不同的“记忆”景象（Fogel，2000；Fujitani，White，Yoneyama，2001；Seo，2008；Yang，2001^50-86；Kim， Schwartz，2010；Kim，2015；Hashimoto，2015；Yoshida，2006；笠原十九司，2011）。孙歌以对《东史郎日记》的媒体报道为例，指出中日两国传媒的报道与文本之间皆存在距离，而这一距离显示出中日对话的艰难。（2002）张隆志认为，东亚各国之间存在分歧乃至矛盾的战争记忆和历史叙事表现在，中韩不满日本处理战争责任的做法，而许多日本人则因为广岛、长崎原爆记忆，将日本视为二战受害者。（2016）沟口雄三将这种差异或错位概括为“‘南京’与‘广岛’的乖离”，具体来说，同一个“八一五”^[34]，对中国人而言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对日本则是终战日，是日“在日本放映的则是东京大空袭，广岛，冲绳，硫黄（磺）岛。日本人的感情记忆里几乎没有刻下侵略中国的体验”。究其原因，既有心理构造（对受害者记忆的强调）在起作用，也有“作为记忆装置的看不见的某种机能在起作用”。这当中，再生产战争画面的媒体，各类纪念活动（八月六日广岛原爆纪念日、八月十五日战败纪念日），以及背后的“历史认识”，都将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引离侵华战争（及南京大屠杀），引向太平洋战争。（沟口雄三，2001）⁴

这种差异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不同媒介文本对南京大屠杀的再现上。余霞描述并分析了中、日、美、英四国对南京大屠杀的媒体报道。她发现，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各国媒体集体“遗忘”了南京大屠杀，而在八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南京大屠杀重返公众视野之后，各国媒体对其采纳了不同的再现框架。其中，中国以“创伤”为框架，围绕历史之痛和现实之伤展开记忆；日本以“质疑”为主导框架，回避作为加害者的身份；而美国和英国则以“冲突”为核心框架，强调相关冲突的新闻价值和冲突的解决。（余霞，2016）李永东则聚焦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小说，分析其中蕴含的民族国家观念。他发现，中国作家、日本作家、华裔和西方作家以不同的话语立场参与对南京大屠杀的讲述。（2015）这表现在，中、日作家更侧重“屠杀”，而华裔和西方作家更强调“强奸”^[35]，这不仅反映了二者不同的文化语境，也与抗战时期和全球化时代的对举有关。而在小说主题上，中国作家的南京大屠杀叙事存在民族国家和阶级的区分；日本作家在战时和冷战时期的书写包含历史真实和反省的成分，但也透露出民族偏见；而华裔和西方作家在二十一世纪发表的小说展现出宗教情怀和对人性的反思，但也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