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常见误区：狭隘的危机观
危机是指在生理上造成伤亡，在心理上形成创伤，或在社会层面导致失序等后果的问题。危机危害的不仅是个体和家庭，还有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甚至国家政权，因此危机具有“生理—心理—社会”三个层面的社会属性。对危机的科学界定，既是危机应对的“初始点”，也是应急管理的“指挥棒”。危机界定最常见的误区是狭隘的危机观（见图1-1）。
一、“不死人不算危机”的误区
传统上对危机的界定，通常以“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为指标。国务院颁布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 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三）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 000万元以上5 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 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在应急管理过程中，以“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为衡量指标本身无可厚非，但若偏执地认为“只有死了人才算危机”，则容易陷入“不死人不算危机”的误区，主要表现为：
第一，麻木不仁。虽死亡人数不多，但社会负面影响极大，却仍被当作低等级危机处理。
第二，视而不见。在事故中受伤的人仅为轻伤，甚至达不到伤残等级，因而未被视为危机。
第三，避重就轻。造成精神层面的创伤，社会公信力的受损、社会秩序的破坏、道德底线的突破等多方面的危机，影响和危害更为深远，却未得到足够重视。
以下分析案例“郭某某事件导致的不良影响”，来阐释“不死人不算危机”的误区。
【以案说理】
郭某某事件导致的不良影响
2011年6月20日，一则由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新浪微博账号“郭某某baby”发表的“炫富”微博，掀起了对中国红十字会公信力的质疑风波，并间接导致了对2013年4月四川雅安地震关于慈善捐款去向的舆论质疑，引发了“慈善的困境”。
2011年6月20日，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新浪微博账户“郭某某baby”发表一则“炫富”微博，迅速引发网民关注和对红十字会的质疑，直接导致2011年、2012年全国慈善捐赠大幅下降，红十字会出现形象危机，善款的公开、管理、监督等多方面受质疑。
一是2011年、2012年全国接受捐赠总额减少。2011年我国接受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总额为845亿元，比2010年下降18﹒12%；2012年总额为817亿元，比2 0 11年下降3﹒31%（见表1-1）。
二是2011年、2012年全国红十字会社会捐赠收入大幅减少。2011年全国红十字会系统接受社会捐赠约28﹒67亿元，比2010年下降59﹒39%；2012年约为21﹒88亿元，比2011年下降23﹒6 8%（见表1-2）。
四川雅安地震发生，郭某某事件再次引发红十字会慈善捐款去向的舆论质疑。
2013年4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发布《中国红十字会救助四川雅安地震呼吁书》，呼吁社会各界行动起来捐款救灾，数万网友评论并转发负面舆论，且多数舆论与郭某某挂钩。之后，网络曝出更多关于红十字会的负面信息，在社会中造成负面影响。
2014年7月，郭某某涉嫌赌博被捕；2014年8月4日，新华社发表文章《起底郭某某：父亲有诈骗前科，母亲经营足浴》，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在微博转发此文；2014年8月5日，“＠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官方微博认证账号）设置话题“这一刻，请忘记郭某某”；2014年8月5日，中国红十字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发表声明：“公安机关的调查表明：郭某某不是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其炫耀的财富与中国红十字会、公众捐款及项目资金没有任何关系。”
然而，部分媒体和网民认为“起底郭某某”并不等于“洗白”红十字会，关键还在于中国红十字会亟待采取公开善款的做法。与此同时，2014年红十字会接收到的社会捐助再次减少。
综上，郭某某微博“炫富”风波虽未导致人员死伤，但带来的不良影响极其恶劣，不仅导致全国社会捐款及红十字会社会捐款数量的下降，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慈善事业陷入困境，演变为社会层面的危机。
二、“群体恐慌不算危机”的误区
在应急管理与紧急救援中，为受害者提供生命健康保障的同时，需关注受害者和所有相关群体的心理状态，尤其是群体恐慌。群体恐慌表现为民众的极度焦虑症状，容易引发集体失范，破坏社会秩序。
在应急管理过程中，仅以“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为衡量指标而忽略群体恐慌，容易导致“群体恐慌不算危机”的误区，主要表现为：
第一，“下一个受害者是我”的社会心态：直接受害者虽少，但广大民众因担心“下一个受害者是我”，进而产生恐慌情绪，严重时易升级为抗议行为。
第二，涉及未成年人、学生、儿童等“下一代”的问题，极易引发恐慌和抵触情绪，严重时易引发社会危机。
第三，“恐慌传染症”：群体情绪易相互感染，恐慌的传递和扩散严重时将破坏社会秩序，甚至导致人员死伤。
以下将用“谣言引发恐慌后避难致死伤”“学校‘毒跑道’引发的‘群体恐慌症’”等案例，探讨“群体恐慌不算危机”的误区对应急管理的危害。
【以案说理】
谣言引发恐慌后避难致死伤
涉及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谣言容易引发群体恐慌，会导致群众“集体避难”等行为，并可能产生在避难途中发生死伤的情况（见表1-3）。
综上，“砍人”谣言、“桥塌”谣言、“爆炸”谣言、“地震”谣言等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谣言容易引发群体恐慌，在盲目“避难”的过程中可能进一步引发秩序混乱、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政府形象受损等其他类型的风险。
【以案说理】
学校“毒跑道”引发的“群体恐慌症”
从2015年10月开始，北京、深圳、上海、河北等全国多地学校被曝出存在“异味跑道、异味操场”，导致学生患病，出现流鼻血、过敏、头晕、恶心等症状，引发群体恐慌，导致家长抗议、学校停课。
原因一：利益群体担忧与恐慌，有关家长痛心子女受伤，其他家长担心子女受伤。例如，2015年10月，郑州市纬三路小学有不少孩子出现头晕、恶心甚至流鼻血的情况，家长对学校正在修建的塑胶跑道和人造草坪提出质疑和抗议；2016年5月，江苏省苏州市某小学有两名学生先后确诊为白血病，这一消息引发了其他学生家长对孩子的“健康焦虑”，部分学生家长明确表示，不管最终的检测结果是否合格，都希望校方能拆除塑胶跑道。
原因二：媒体曝光的过程中，“毒跑道”的危害程度引发恐慌。例如，“11所学校发现‘毒跑道’”“毒性超标20倍”“白血病”“可能致男孩绝育”等说法令人触目惊心，引发社会的担忧与恐慌。
原因三：在“毒跑道”处置与究责中官方被质疑，引发公信力危机。媒体从生产源头、流通环节、监督管理等环节查证的“毒跑道”问题令人触目惊心，引发社会质疑。
“毒跑道”致家长集体抗议的形式分为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两方面。在网络空间中，家长集体抗议方式包括表达不满情绪和抗议立场、曝光内幕情况、呼吁问题整改等；在现实生活中，家长集体抗议方式包括举牌要求“停课”或拉条幅———“拆除跑道”，或是家长集体去当地政府上访，等等（见表1-4）。
“毒跑道”引发的群体恐慌，是学校公共安全的高危风险，也是社会公共危机的高危风险。
第一，由于社会对“下一代”的重视，学生成为社会高危风险群体，一旦发生和学生利益相关的事故，极容易激发社会的不满情绪。
第二，家长对有关子女安全与健康的风险的容忍度极低，也极易爆发强烈的抗议。“毒跑道”让家长对学生的身体健康产生担忧，通过联名举牌、拉条幅、“停课”、投诉等方式集体抗议，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第三，社会对教育问题敏感，与教育相关的话题也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加剧民众对教育环境的负面评价。
综上，“毒跑道”涉及学生生命健康安全，涉及“下一代”问题，容易引发集体恐慌，导致出现家长抗议或上访的局面，增加社会风险和不稳定因素。
三、“信任危机不算危机”的误区
信任危机属于“心理—社会”层面，不直接造成人员死伤或财产损失，但在深层次上关联应急管理与危机公关的要素，从而在基础上对危机管理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因此，信任危机也是最高等级的社会危机。
在传统的应急管理中，并未将信任危机算作危机，易导致“信任危机不算危机”的误区，主要表现为：
第一，公信力受损害却易被忽视：若仅统计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则公信力降低造成的巨大危害易被忽略。
第二，“习惯性质疑”的渐增：公信力损害存有“积聚效应”，长此以往易产生质疑的惯性。
第三，正面引导舆论的难度加剧：公信力易损难建，公信力的损害将直接导致危机状态下的正面引导不易开展，取信困难且易生误会。
接下来，通过分析案例“‘官谣’易导致信任危机”，来探讨“信任危机不算危机”误区的危害。
【以案说理】
“官谣”易导致信任危机
“官谣”是指官方单位或者内设机构对外公开发布的虚假信息，某些情况下是回应官方负面消息时直接否认、掩盖事实。从主流媒体报道可以看出，“官谣”的社会危害性比“民谣”（媒体或群众造谣）更大，容易损害公信力（见表1-5）。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员“影响党的形象，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应当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处分。……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综上，“官谣”会导致四重危害：（1）扰乱社会秩序；（2）侵害他人合法权益；（3）引发民众对政府部门的质疑；（4）激起主流媒体的反对声音，从而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