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发展与包括保险在内的金融服务的繁荣息息相关。这背后的道理显而易见：保险是一种管理风险的机制设计，个人和组织通过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不确定性，因而有能力承担额外的（有益的）风险，这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之一。自古以来，人们或多或少对保险的积极作用已有所了解，最早有关保险概念的相关记述甚至可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但正式建立保险行业的历史则要短得多。大部分人都将1666年那场伦敦大火作为现代商业保险公司发源的契机。据历史记载，在伦敦大火后，尼古拉斯·巴伯（Nicolas Barbon）由医生改行成为建筑商，并承诺（在收取额外费用的前提下）一旦由他建造的房屋再次因为火灾而损毁，他将负责予以重建。房屋保险公司（Insurance Office for Houses）由此诞生。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壮大，2015年全球保险行业的保费收入已超过45540亿美元。
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各国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均衡，全球保险业的发展也很不均衡。正是因为深知保险市场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许多先行者开始探索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低收入地区拓展保险业。这虽然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但一群新的领袖用新的方式开启了这一轮探索。1999年，小额保险（microinsur-ance）成为这一类试验探索的统一标签。在这一旗帜的号召下，商业机构和非营利机构都开始寻找各自的方式利用保险这一工具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就个人经历而言，我对小额保险的兴趣缘起于2007年。那一年我参加了国际保险协会（International Insurance Society,IIS）年会，并听取了肯尼亚CIC保险公司集团首席执行官，也是时任非洲小额保险委员会主席纳尔逊·库瑞阿（Nelson Kuria）的演讲，从中了解到这一领域的实践情况。而2007年也刚好是姚奕来到威斯康星大学商学院精算、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就读博士的第一年。对我而言极大的幸运是，她在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就参加了我教授的博士生讨论课，并很快展示出她深刻的领悟力、坚定的执行力和改善社会现状的强烈愿望。我们一起逐步加深对小额保险市场的理解，并感到有责任并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一市场发展的助力和阻力。在这一领域持续的努力探索最终汇集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包括她的博士论文——《新兴健康保险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与逆向选择：以巴基斯坦小额保险为例》，以及我们和贾斯汀·西德诺（Justin Sydnor）博士[1]在《风险与保险期刊》（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上发表的共同署名的论文——《小额健康险中的产科理赔：巴基斯坦项目的逆向选择证据》。
姚奕、贾斯汀和我从这次合作中都受益良多。我们开始理解将保险拓展到低收入群体时所面临的一系列障碍，比如说缺乏支持保险机制建立的基本条件（核保人员、核赔人员、精算师等），还比如说缺乏保险所承保的服务网络建设（在我们研究的小额健康险中，医疗服务网络的滞后是一大掣肘）。由于存在这些障碍，我们观测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对小额保险项目造成了巨大挑战，甚至导致我们研究的小额健康险项目不得不暂时中止销售。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出了一些令人振奋的结论。比如，一旦个人或家庭在风险事故后得到了保险公司的赔付，他们续保的可能性随之大大增加，并很有可能在今后为项目带来持久的利润。我们认为，通过投保而熟悉产品流程，并获得良好的理赔服务是促成小额保险成功推广的核心要素之一。
为了更好地理解小额保险市场，各国学者进行的相关研究已有众多。但由于不同项目在地域、产品类型、监管框架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很难归纳出一个普适的结论。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众多研究中得到一些共同的启发。针对各种项目的研究普遍认为普及保险知识和相关金融教育是十分必要的。这对培育小额保险市场并促进其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此外，产品设计需要秉承简单易懂的原则，并确保在分销渠道和承保环节尽可能降低成本。除此之外，监管机构可以通过放宽小额保险机构在资本金、分销渠道和产品设计方面的要求，协助拓展小额保险市场。
出于很多显而易见的（以及一些不那么显而易见的）原因，中国理应成为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市场。首先，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任何在中国推动并获得成功的项目都有望深刻影响许多人的生活。其次，尽管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依旧有多达1.8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贫困人口大部分集中于农村地区。最后，尽管人口众多，但中国的保险深度（总保费占GDP的比重）仅有不到3%，而发达经济体平均的保险深度在6%到12%之间。在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并推动中国减少贫困这一背景下，小额保险获得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政府也看到了这一机遇，并适时推出了多个试点项目以更好地理解小额保险运行中可能遇到的挑战。据我所知，现有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为处于经济弱势的广大农民提供的农业保险和小额健康保险方面。
在试点中，尤其是农业保险试点中，很多创新性产品得以开发和应用。有的项目给农民提供了指数保险，从而省略了个体核保、核赔环节。相比原本挨家挨户估计实际农作物损失的做法，保险公司通过区域性的保单覆盖，并依据区域性的天气指标作为理赔依据，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并减少了道德风险。但这一做法的代价是产生“基差风险”，也就是实践中可能出现那种没有遭受损失的农民获得了赔付，而受损的农民却未能获得赔付的奇怪现象，这是由于用指数作为赔付的触发条件，将损失平均化所导致的后果。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基差风险的存在，指数保险非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被保险人实际面临的风险。即便存在这些问题，依旧有研究表明小额保险的存在在一定条件下促使农民有能力选择承担更多有益的风险，从而提高了农民的财务能力，并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健康险领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普遍存在。为了实现财务可持续，与农业指数保险所面临的压力一样，小额健康险产品也需要大幅压低承保和核赔环节的成本。但在健康服务领域，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和成本控制的难度都要远远高于农业领域。迄今为止，还无法应用任何指数的方式来消除健康险中的道德风险。在中国，绝大部分低收入群体是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获取基本医疗保障的。新农合项目建立于2003年，截止到2013年年底已覆盖了超过8亿农民，参合率高达95%以上。新农合的低保费策略促进了项目的快速扩面，但其主要问题在于覆盖服务的范围有限且报销比例偏低，这导致了参合人无法按照自身的实际医疗服务需要充分使用基本医疗服务。作为一种市场创新机制，小额健康险可以与新农合相结合，为低收入的参合人员提供补充医疗保障。湖北当阳的试点项目证明了这一思路的可行性，它为丰富市场选择、提高人民就医保障提供了新的机遇。
在我看来，要总结梳理小额保险相关领域的研究前沿，并向中国介绍小额项目的实践，姚奕博士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人选。一方面，她对中国保险市场有着深入理解——从2013年开始，她一直参与编写年度《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而另一方面，她早在博士就读期间就开始关注小额保险，从事相关研究，并持续追踪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更重要的是，姚奕博士一直执着于对这一领域的发展进行深入、完整的探究。她是一位细致、认真、敏锐、博学的研究者，并致力于为丰富小额保险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实践贡献力量，促使小额保险为数以百万计的低收入群体提供保障，并改变他们的生活。对此，我深感安慰。
琼·施密特（Joan Schmit）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商学院杰出美国家庭保险讲席教授
国际保险学会研究委员会理事长
美国风险与保险协会原主席（1994-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