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的多元表征及其存在形式[44]
文化具有规范特征，给人的行为、情感及价值判断提供一种预设，在伦理和道德方面提出一些规定；文化具有艺术特征，是人对美的追求和美感的表达；文化具有认知特征，是人们对自然之物、历史之事和人事变迁的认识和了解；文化具有器用特征，是生活和求知的工具。从文化的上述特征出发，研究文化需要了解一些基本的文化表征。
一、静态表征：文化结构、文化层次和文化型构
文化结构是指文化的组成或成分，其划分方式虽有差异，但形式上是一致的。文化可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前者是人类改造自然而形成的技术的、器物的、非人格的、客观的东西，后者是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的规范的、精神的、人格的、主观的东西。这两个方面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由物化的知识力量形成的物态文化、由社会规范构成的制度文化、由约定俗成的定势构成的惯俗文化、由价值观等心理因素构成的心态文化。庞朴提出的“文化结构三层次”说认为，文化包括物质、心理和心物结合三个层面。物质层面是对象化的劳动产物，是马克思所说的“第二自然”；心物结合层面主要是“理论、制度文化”，是隐藏在外层物质中的感情意识和内在的精神意识，以及制度和政治组织等；心理层面是更深层的内容，主要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宗教情绪和民族性格等。庞朴在《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中提出文化的三层次说，认为文化的物质层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变动不居，交流方便；而理论、制度层，是最权威的因素，它规定着文化的整体性质；心理层次，则最保守，它是文化成为类型的灵魂。庞朴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得到了很多认可，也有人在此基础上做了微调，如将精神产品和思想意识归入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并将此部分称为“精神文化”或“观念文化”，这样就把文化分成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社会规范文化或关系文化）、精神文化（观念文化）三部分。还有学者将精神文化层面和制度文化层面进行再分割，如许苏民把精神文化分为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把文化心理再分为表层、中层、深层三部分。黄正平提出了文化外显模式和内隐模式，前者是各种意识形态文化和制度文化，“它们各自都是给定的外显模式总系统中的小系统，都有明确的外壳形式，并以文字等符号系统或人的具体行为作其载体”[45]；后者主要是价值观念、情感系统、思维方式，它们没有外壳形式，“只表现为一种意向性力量或趋向性力量，或者是某种自成体系的密码系统”[46]。贺培育认为，社会制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社会形态方面的规定性、一定社会形态下的具体制度、具体制度下的办事程序和行为规范。这些方面可以称为内在性制度文化和正统性制度文化，在社会中还存在一些外在性和非正统性制度文化，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有研究者提出文化要素说，认为文化系统内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就是文化结构。也有研究者把文化结构分为五个子系统，即符号系统、知识系统、实践系统、制度系统和心理系统。此外，还存在着一体四面说，一体三面说，时空、主客、心物三系统说。
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把文化结构看成由内因决定的结合方式，把文化表现看成外因影响下的表现形式。在结构上从小到大排列的依次是：文化元素、文化分子、文化个体、文化群体、文化类型，在形式上表现为这些方面的自由运动、游离状态、稳态形式，我们经常说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形貌就是文化元素的固结方式。文化模式是指文化的不同组成部分及组成方式，它包括语言、物质特质、美术、神话与科学知识、宗教习惯、家庭与社会体制、财产、政府、战争等。文化模式的多样性与人类行为的多样性有关，文化模式的选择有自身的社会价值取向和行为要求，包括对待人生的方式，对经济、政治、社会交往等的态度。文化模式分为特殊的文化模式和普遍的文化模式两类，前者是指各民族或国家具有的独特的文化体系，后者是指具有一般特征的普遍意义上的文化表现。
文化型构与文化形貌很接近，但前者偏重于内在结构，是指文化发展中形成相对固定的内在关系以及各部分结合状况；后者偏重于文化的外部形态，是文化发展中内在联系的表现形态。原始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形貌是不一样的，结构也有很大差别，这与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状况有关。但是，同样是原始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结构也不一样。这与文化的起源和地域有关。文化型构与文化形貌反映了文化变迁的经历和机制，是理解文化动力的重要契机。
二、动态表征：文化濡化、文化涵化和价值移接
文化濡化是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引起的形态和结构变迁，其中蕴含着文化变迁的动因和机理，包括自动濡化、被动濡化、应激濡化等形式。有研究者认为，濡化是指分属不同文化群的个体之间进行持续性的直接接触、因而导致文化形态改变的现象，“濡化”和“文化变化”是不同的，文化变化只是濡化的一个方面，而“同化”是濡化的一个阶段。认识濡化现象，“首先要对接触它的群体进行分类、对产生它的环境进行了解、对它的过程进行分析。结果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接受即同化，从行为方式到文化价值观，这里包含失去或忘却原有文化；二是适应，原有文化和新文化特征相结合，使两种文化特征和谐并存或对立冲突；三是反抗，由于压迫或不可预见的因不断接受新文化方式而产生的对立情绪，给自身造成心里压力，感觉自身处于弱势，便以强迫确定对方为弱势作为自己心里的补偿；或通过标志回归传统作为自以为是的优势。”[47]文化濡化或由内部原因促成，或由客体文化的扩散刺激而成，这是内外部动因造成的文化基线的变化。当不同的文化基线相近或相交时，会在时空或理念上形成一个文化边界和价值边界，一方对另一方的吸收或排异会造成两种文化在接触面上共性内容的增多。不同国家边界处的居民有很多相同的风俗和语言就是一个事例，而不同民族交往中认可度以及接受空间的增大，也和文化濡化有关。一定程度上说，濡化是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表现，也是文化生命力的表达方式。“文化接触时文化分子的团体之大小，接触时是出于被动抑或自动，文化分子的相对地位，双方的态度是友好或是怀敌意，彼此的风俗习惯是否相同，这等等因素决定濡化的类型之差异。”[48]濡化也是文化扩散的重要动因，经常给文化注入新的内容，也可能会使文化结构受到影响，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会给文化发展提供一种契机。濡化的发生在于是否接受自身价值观的变迁，同质与异质、共识与异端、认可与不认可，是主要的影响因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一种价值坚守，这种排拒性文化不易濡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是一种价值坚守，其文化是刚性的；贞洁烈妇、忠臣孝子，也是一种价值坚守，其文化也具有很强的抵御力。宁折不弯的态度、无欲则刚的心思，以及诸多类型的坚守边界的态度，都对濡化产生一种阻滞力。相反，“好死不如赖活着”、“人穷志短”、折节取利等心态下，是容易濡化的。抵制力的强弱取决于对文化变异忍受度的大小，一般说来，当文化接受者感到外来文化不会和自己的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这种文化容易被接受。我们现在讲维护文化安全、捍卫主流价值观，也表明了对文化濡化的容忍界限，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文化发展中的民族情结是难以割舍的。按照殷海光的观点，这种抗拒力在通体社会中表现得很顽固，在联体社会里社会分子结构却有很大松动，老一代与青年一代的权威形态发生很大变化，社会的弹性和多样性增多，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能力较强。总体上看，核心价值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容易产生濡化现象。如果缺少共同的基础，则往往有一个传播或学习的过程，在“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比较中，那些风云人物起着代表作用，他们对文化濡化有着极大的抑制或促进作用。
濡化不是同化，濡化是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双向过程，同化是一方主动传播而另一方被动接受，濡化既要“保持文化和身份”，又要体现“接触和参与”。中西方文化的早期接触的冲突，其中的濡化过程是很明显的。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传播西方文化，也是中国思想传入欧洲之际。“中国思想在欧美所发生之影响，于十七八世纪颇有风靡之势。如自由思想家Freethinker之自然神教（Deisn）提倡理性哲学之启明运动，主张唯物无神论之民主思想，罗柯柯艺术，重农主义派，以及美国之‘独立宣言’，殆无不由于中国文化之影响而来。”[49]利玛窦初来中国，“衣僧衣，服儒服，研究中国文字思想”，颇知中国先圣之学，他认为养亲敬天与基督教义并不矛盾，信仰天主耶稣并不妨碍祀孔祭祖。徐光启认为耶稣教与中国圣贤之教，“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史蒂芬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濡化是可能的，“基督教徒以为能知教义者，可以上天堂，享永恒之生命；否则下地狱，受无穷之痛苦。中国三万万人，根本即不知此种教义，基督教无论在地球或月球，与之毫不相干，而中国人皆需下地狱受苦乎？实际不然，中国人与基督徒，同样的快乐纯良，全未吃苦。是以基督教义，在中国人之情形下，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50]。不少西方学者指出，孔子之书对西方影响很大，其中的精纯道德对于国民修齐治平具有极大功效，甚至有人认为，“若是中国的法律变为各民族的法律，地球上就成光华灿烂的世界”[51]。还可以看到，耶稣教来华之初，商贾与教士联袂，前者负贩而来是为了获利，后者布道为业是为了传教。彼西洋技艺之巧，天文历象之学，地理堪舆之说，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大。而传教士们把“调和方法”作为基本策略，他们对中国的习俗和信仰，不但模仿崇信，也经常以西洋教义进行牵合，以期寻求更大范围的濡化效果。
涵化是文化变迁的另一种机制，不同群体相互接触时，其文化必然会因相互影响而部分地发生变化，但总体上仍然保持自己的特点，还是各自的文化形式，这与濡化是有一些差别的。也有人用涵化一词描述文化的变迁机制，是指由于群体之间直接接触而产生的文化特点的交换，这种理解与濡化相近，只是涵化强调人生涵养的变化，濡化强调不同文化类型接触产生的变化，汉语“相濡以沫”和“涵养功夫”中的对应文字有助于理解其基本意义。
其实，两种文化接触就是两套价值系统的接触，如果一种价值观接受了另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移接给另一种文化注入了新价值。如果两种文化之间有贸易关系、战争关系或婚姻关系等，就有了直接传播或扩散的机会。通常情况下，价值移接在风险较小时容易发生，而在风险较大时不易发生。尤其是现代社会中，当文化交流存在价值风险时，防御心理会上升到主导地位，尤其是当危及国家政权和社会性质时，激烈的对抗会应时而生。在新技术的应用中，人们通常也会先估量其价值风险，这个时候利益考量可能会占上风，能否接受新技术文化并不是以“新”为标准的，当它不会对旧文化结构产生太多的干扰时，或者能够协调旧有风俗习惯时，也容易形成价值移接。文化发展中，其价值表现与生物逻辑的违离现象很严重。通常情况下，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具有关联性，口腹之欲与请客之风可以递进，男女之欲可以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推动。文化价值也可以和生物逻辑互不相干，王位继承通常是由血缘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文化水平决定的。文化价值也可能与生物逻辑互不相容，“舍生取义”“贫者不食嗟来之食”“志士不饮盗泉之水”等即为此类，这是道德律令与个人欲望的矛盾。但是，在“天理”与“人欲”之间，生物界层和道德界层之间如何规避或推进，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违离是一个悖论，价值上的坚守和行为上的越轨，是人们经常面对的问题。
三、能量表征：文化运动、文化革命和文化霸权
文化运动表现出两种方式，一种是文化形式的延续，主要表现为量的扩张；另一种是文化内容的变化，表现为质的更移。前一种方式通常是文化习俗、文化传统和文化方式的延续，表现出反濡化的力量；后一种方式通常要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文化整合，并在经济行为、制度内容中注入新的文化因素，文化革命是重要的表现形式。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文化运动有无数次，它不仅在实践上形成波澜壮阔的文化变革，也在理论上形成一个具有新内容的思想谱系。马克思恩格斯都肯定文化革命的意义，列宁斯大林直接领导了苏维埃俄国的文化革命，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引导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革命赋予更多的诠释内容，这些方面构成的谱系对文化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文化革命”是很多思想家和统治阶级所钟情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决裂”包括思想文化上的革命，列宁提出“文化革命”希望通过文化的能动作用推进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的文化革命及霸权语系，都表明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能量。人们关注“文化革命”和“文化霸权”的原因可能有以下方面：第一，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或环节，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人的世界观和思想总开关。有了文化，就有了推动社会发展的高素质的主体，就有了使社会健康发展的思想保证。第二，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又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起着能动的反作用，其中被作为上层价值的部分，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志。第三，文化是民族精神的代言者，是国家形象的宣誓者，是国民素质的承载者，我们所说的文化软实力是由自身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自觉决定的。第四，文化革命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在当时，无论是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新中国，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他们缺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所必要的文化素质，也难以有效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很多事实表明，只有物质变革难以起到教化作用，只有经济手段难以起到长期效果，很多时候，社会问题的出现，不是由于物质资料的匮乏，而是由于人的思想出了问题，是由于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采用那种不流血的、非暴力的、造成很小的社会动荡的方式，就是开展思想上的文化革命。第五，关注文化革命，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有关于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结合的教诲；在列宁斯大林那里，有关于清除“奥吉亚斯牛圈”的设想；在葛兰西那里，有关于有机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在毛泽东等人那里，有关于思想与政治关系的认识。文化成了走向强大的工具，成了追求美学的手段，成了寄托思想情感的寓所。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有着承前启后的影响，其表现是：第一，领导权首先体现在文化或意识形态上。葛兰西使用的是狭义的领导权，即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必须首先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52]。社会主义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须取得文化领导权；而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也不能忽视文化领导权，革命成功并不意味着“领导权”一劳永逸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它仍处在认同的过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险。第二，过程性和阶段性是领导权的一个重要特点。葛兰西认为，领导权是一个过程。从静态意义上说，领导权是政治、精神、道德等的综合体；从动态意义上看，领导权是一定阶级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一定阶段。这个过程包括经济—团体阶段、领导权阶段和统治阶段。领导权阶段表明该阶级的运动及认识的自觉和成熟，表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一阶段，就是破坏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确立革命阶级的领导权的阶段。第三，领导权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总体过程，不仅包括经济、政治方面，而且也包括思想文化方面，后者是一个重要前提。在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应该首先争取自己精神上的解放，用自己独立的文化价值观吸引其他受压迫的社会阶层，为最终夺取政权创造条件。先夺取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然后取得经济和政治上的领导权，这是领导权的层次性。第四，思想上的一致性是领导权的实现方式，换句话说，领导权的实现是通过同意和意见一致体现出来的。在葛兰西看来，“领导权的特征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地同意主要的统治集团对社会生活作总的指导”。它不是靠强制手段来实现的，而是同工人阶级的同意和平等联系在一起的。领导权只能通过“同意”和“意见一致”的方式获得，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必要的思想斗争而实行无原则的妥协。第五，领导权的主要载体是市民社会。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政权结构的重要方面。他提出一个著名公式：“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53]，按照他的观点，市民社会就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领域，涉及市民的世界观、行为准则、道德观念等；市民社会也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表达其利益需求，统治阶级则是通过对意识形态的论证和建设，把自己装扮成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用舆论来说服市民社会，从而赢得被统治阶级的拥护的。
四、差异表征：文化类型、文化模式和文化状态
文明的概念也很复杂，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政党、不同学科都有不同的解释。文明是历史创造的沉淀物，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以及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精神财富、发明创造。文明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由于各种文明要素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分布并不均匀，产生了具有明显区别的文明形式，如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东方文明、印度文明四大文明，以及由多个文明交汇融合形成的俄罗斯文明、土耳其文明、大洋文明和东南亚文明等在某个文明要素上体现出独特性质的亚文明。《周易》讲：“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代孔颖达疏云：“‘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54]这可能是中国古代关于“文明”一词的最早用法。在汉语中，还有不同的语义和用法，《辞海》中列举了如下含义：文采光明、文采、文德辉耀、文治教化、文教昌明、明察、社会发展水平或文化状态、新的或现代的、合于人道。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s，意思是城市的居民，其本质含义为人民生活于城市和社会集团中的能力，引申后，意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以及到达这一状态的过程，其涉及的领域很广泛，包括民族意识、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19世纪之前西方对文明的定义比较狭隘，认为生产方式先进和知识丰富就是文明，而生产能力低下，礼仪上不合西方的形式就是野蛮，所以当对非洲和美洲进行侵略的时候总是高喊文明战胜了野蛮，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其实是真正的野蛮。19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文明被赋予真正独立的意义。文明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中是就人类脱离野蛮状态而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社会进步状态意义而讲的。文明就是社会的进步状态。
早期研究中，文明和文化的概念经常被混用，泰勒曾把文明看成文化的同义语。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蒙昧时期和野蛮时期的成果时，都用文化来表示，这也和文明是同义的。“只有到了野蛮时期高级阶段或文明时代，他们采用文明说明人类发展的各种社会特征，也只有在论述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成就时，他们才有时把文化和文明通用，或者把物质文化称为文明，而在此之前却从来没有这样使用过。”[55]“文明”与“文明时代”不完全等同，人类早期社会不是文明社会，但却在积累文明要素。“人类必须先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状态”[56]。文化与文明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二者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在发展中具有共生和递进关系，都具有动态性和历程性；文明一般只包括具有积极意义和进步观念的内容，其单进性极其明显；文化成果可以包括双向的和性质不同的内容；文化主要表现为物质和精神的发展状态，只有当它构成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群体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时，才成为文明。文化和文明的区别表现在：文化是深层的内容，文明是浅表的事项；文化与人类同步发生，文明是较晚的表现形式；文化是人类创造活动的总和，文明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文明以社会进步的价值形态而存在，文化以人的活动的表现而存在；文化是中性词，文明是褒义词。学术界对文明和文化孰大孰小、孰先孰后，存有不少争论，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文化与文明同义说。1977年出版的《辞海》与1978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上都讲文明“犹言文化”，从这一点看，文明和文化基本相同。有学者认为，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这也和文明的概念相同。二是文明大于文化说。钱学森认为，文明包括文化，而文化不能代替文明。罗大冈从“文化史”和“文明史”的概念区分文化和文明，认为文明史包括物质生产以及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文化史不包括物质生产，只研究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有学者认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的观点倾向于原始文明是原始文化产生的先决条件。因此，可以说先有文明后有文化。三是文化大于文明说。有学者指出，原始文明是原始文化产生的先决条件，是对狭义的文化而言的。恩格斯论述的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前两个阶段是“史前文化诸阶段”，那时已经有了文化，但不是文明的开始。因此，可以说先有文化后有文明。也有学者援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党宣言》以及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历史就是社会文明史的论述，来说明文化是文明产生的基础和条件，认为文化是文明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