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无论是在东方文学史上，还是西方文学史上，总能找到先人留下的大量涉海的篇章，这些绘成了海洋文学的历史长卷。那么什么是海洋文学呢？国内外学者对此并无统一的定义。很多学者认为只要是涉及海洋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等文学作品均可归为海洋文学，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这种观点难以表达海洋文学的内涵。笔者认为应该从历史发展的维度上来看待海洋文学。定义古代的海洋文学可以宽泛一些，只要是以大海为主要描写对象，叙述在大海上发生的自然现象、景观，以及人类的海上活动、海岛生活，甚或表现人与海洋关系、人类的海洋幻想等的作品，均可归为海洋文学。至于早期的那些涉海文学，可以算作海洋文学的先导。写海洋文学的作者，多数并未亲历大海，且在陆地上望海者为数不少。这类望海遐想之作，有人提出可以归入“在地‘海洋文学’”之列。（黄宗洁在《想象海洋：试论建构“在地”海洋文学的几种可能》中首先提出了“‘在地’海洋文学”概念，见《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3期。）

海洋文学在中国自古就存在，而且以诗歌为大宗。但是海洋其实并不容易引发诗人的诗兴。究其原因，中国近海多为岛链所分割的边缘海，沉淀了入海河流带来的大量泥沙，而沉积在缓缓下延的大陆架中的海底泥沙，也容易被海浪掀起，这就导致中国近海海水的透明度较低，难以呈现蔚蓝色，也难以唤起诗人对大海的美感。清代镇海人郑兆龙在《海市记》中就谈到了这一点，他说：“沿镇之疆为大海，幅员纵百六十里，横或减纵之半，或三五分之，或得十之一，而除其十，惊风怪浪，日夜撼侵。诸山皆顽恶蠢钝，兼之地斥卤，最贫瘠，人家无园林楼台之胜，故未有足以供游士之登眺，资骚人之吟咏者。”（郑兆龙《秋槎政本》）他的意思很明白，即镇海近海风土缺乏对游士骚人的审美吸引力。但并非所有的古代文人都因此而漠视大海，对大海无动于衷，只要我们耐心地翻阅古籍，就能发现古代涉及海洋、描绘海洋的作品从总量上说并不算少，越到明清时期越多。这是因为大海令人神往、可以被文人描写的，不只是蔚蓝色彩那么简单，而是包含了海霞、海市、海火、海潮、海错、仙岛、海交、海战、海盗等元素。海洋的多元素性，可以充分引发文人的无穷联想。海洋潮汐的汹涌壮观，海洋生物的千奇百怪，海洋活动的惊险冒险，海上飓风的巨大威力等，无不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这些都可能引发诗人们的创作激情。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描写海洋的作品虽然大量存在，但并没有因此发展出独立的海洋文学创作类别。中国古代的文学分类中，有田园文学，有山水文学，有边塞文学，却始终没有海洋文学一说。海洋文学从来都处在寄人篱下的境地，一直无法自立门户，大概只能充任文学史上的“佐料”，以碎片化、孤立式的形态分布于古籍中，自然也不可能有人予以专门的介绍和讨论。直到1943年，建文书店出版了柳无忌的《明日的文学》，收录了包含《海洋文学论》等的论文，才有研究者归纳出海洋文学，体现了学界的观念更新。1975年，我国台湾学者朱学恕在《大海洋》诗刊的创刊号上发表《开拓海洋文学的新境界》一文，海洋文学自此正式成为文学的一大题材类型，从而彰显出独特的创作和研究的价值。因此，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实际上是因现代学术需要而被重新界定的一类古代文学类型。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之，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确实包含丰富的内容，拥有自身的特色，因此需要我们重新对其予以关注、整理和研究。本书仅着眼于浙江，凡是历史上浙籍文人所写及外地文人游历浙江所写的各类关涉海洋的作品，我们都将其纳入浙江海洋文学的框架中加以评述。

我国在先秦时期就有了海洋文学的发轫。早期航海业的发展规模有限，人们对海洋的认知还很蒙昧，因此难以获得对于海洋的真实印象，海洋因而笼罩着种种神秘的面纱。因此，萌芽时期的海洋文学，以《山海经》为代表，其所描绘的海象，想象多于真实，展现了妖魔化和神化的两极张力，充满着浪漫的幻想。秦朝以来，人们接触、探索海洋的机会大为增多，获得了更多海洋知识的积累，一些文人开始将这些海洋经验诉诸笔端，遂呈现出真实的海洋状貌。浙江的海洋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浙江的先民虽然很早就涉足海洋，但唐代以前，古代诗歌中涉海的作品并不多。这是因为，对海洋的洞察和把握，并非一般审美经验所能达到和胜任，而是需要建立在丰富的审美经验的基础上，完成审美境界的飞跃和升华。人对自然的认识需要进化，只有在人类逐渐淡化实用的眼光而用审美的眼光看待海洋时，自然物才能成为人自由心灵的物化形态。审美意识是一种较高级的精神活动，因此认识和欣赏海洋必须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六朝之前，浙江文人稀少，也罕见涉海之作。到了六朝时期，浙江文人对于海洋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东晋苏彦，南北朝时期谢灵运、沈约等人的诗歌都对海洋有所描写。重抒情而轻叙事，可谓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特征。因此，唐以前的浙江涉海文学，带有浓烈的抒情色彩。这一时期，可以算作浙江海洋诗歌的兴起时代。

唐代繁荣昌盛，全方位对外开放，海上交通发达，人们对海洋的认识日趋精确化；同时唐代文学空前繁荣，大大促进了海洋文学的发展。其中浙江的海洋文学数量大为增加，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多角度展现了海洋的真实风貌。特别是钱塘观潮已蔚然成风，获得了无数唐代诗人的热烈追捧，因而留下了很多的观潮诗，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至于反映中外海上交往的题材，更是前所未有，有较强的开拓意义。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浙江海洋文学的发展期。

宋元两代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繁荣期。我国的造船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指南针的普遍应用，大大促进了航海技术的成熟；市舶司的设立，开辟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广阔通道。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写道：“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这些情形在浙江海洋文学中都有所表现，且视野更为广阔。特别是宋元时期产生的煮盐题材的诗歌，以现实主义的笔触，直面盐民生活的艰辛，取得了古代同类题材的最高成就。元代海上漕运的开辟，也为浙江海洋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

明朝我国的海洋意识发生了巨变，虽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从总体上说长期执行的是海禁政策。明朝的海禁有时严厉，有时松弛，至隆庆开放，明末废弛。这些海洋政策对明朝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深刻地影响了浙江的海洋文学。明代浙江海洋文学的产生，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更为密切。比如：倭寇横行，于是抗倭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海洋捕捞技术获得发展，于是出现了更多涉及海洋渔业经济的作品；明亡后浙东成为抗清斗争的主战场，于是就有了一批海洋军旅题材诗歌问世。这类内容在前朝表现得并不充分，却在明代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明代小品文发达，繁荣发展的小说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地位，这两类文体更是包含了不少海洋元素。总之，明代可以说是浙江海洋文学的深化期。

清代继承了明朝闭关锁国的政策，国人的海洋意识呈现为保守的一面；但随着海禁的开放，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海洋意识也有变革的端倪。清代浙江文人涉海更深，创作了大量的海洋文艺作品，如画家兼生物爱好者杭州人聂璜深入滨海现场，绘制了精美的《海错图》。至于文学作品，内容更是五花八门，举凡海洋风景、经济、军事、历险、习俗、宗教、海交、灾难等，皆有全方位的书写，不乏优秀之作，尤其是出现了大量充满海洋元素的竹枝词，引人入胜。清代可以算作浙江古代海洋文学的收获期。

辽阔无垠的海洋既是大自然对浙江人民的厚赐，也是浙江文人进行创作的永无穷尽的宝库。浙江文人在大海中激荡情怀，他们沧海寄情，笔走龙蛇，以东海为中心的慷慨悲歌，以及广泛的写作角度，为我国古代的海洋文学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