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一、美国大学的腐败很少

教育腐败，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的腐败，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3年年度报告的主题就是关于教育领域的腐败。这也是该组织自2001年开始出版年度全球腐败报告以来首次关注教育领域的腐败。从中可见，教育腐败已成为一种蔓延全球的现象，并引起政府、教育学者、学生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注意。

不过，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遭到腐败的严重侵扰。当今的美国，就腐败程度而言，位居世界腐败排名榜倒数10%之列。在今日的绝大多数美国人心中，腐败似乎只发生在贫困国家和转型经济中那些不幸的人身上。而这当中，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腐败尤少。美国已故的历史学家亨利·康马杰(Henry Commager)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大学是美国生活中最为崇高、最少腐败的机构。”同样，美国著名法学教授文森特·约翰逊(Vincent R.Johnson)指出：“在美国，许多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坚守着很高的伦理道德准则，并且远离重大的腐败。”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的高等教育完全免于腐败。实际上，美国高教领域的腐败时有发生，主要表现为学术领域的腐败与不端行为，例如剽窃、捏造数据等。当然，美国大学行政人员偶尔也会卷入腐败案例中。毕竟，腐败是人类社会的通病，是一场人性、权力与道德的无硝烟战争。只要人不变成天使，不是完美的，就有可能去腐败。毛泽东同志就曾生动地指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犯错误，一是还没出生的人，二是已经死亡的人。然而，相比美国的其他领域、相比其他国家，美国大学的腐败在数量上是很少的，在美国国内被称为“腐败最少的机构”；在性质上，美国大学很少有影响特别恶劣的案例，可以说“远离重大的腐败”。那么，问题来了：美国大学何以成为美国社会中“腐败最少的机构”？遗憾的是，无论是康马杰，还是约翰逊，都没有给出一个详尽的答案，而只是一笔带过。或许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一个无须赘言的常识。但对于文化局外者(cultural outsider)而言，理解其背后的机制与原理，还是非常必要的。

二、中国大学急需反腐

长久以来，腐败被视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毒瘤，它不仅破坏了人们的生活，而且阻碍了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在高等教育领域，腐败的负面影响尤其严重。一方面，腐败削弱了公众对大学的信任，降低了大学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大学是一个知识传播、生产和人才培养的场所，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但我们很难保证一个腐败的大学能够培养出引领社会长远发展所需的精英和专业人才。关于后一点，有人这么评价道：“让一代人(在校大学生)在未走上社会之时，就耳濡目染了不正之风，这对全民族的损害，怎么估量都不为过。”从这两个角度而言，大学作为社会的“灯塔”“发动机”，尤其应该远离腐败。然而，事实总让人觉得残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经费投入的增加、基础设施的扩建、经济活动的增多等，中国大学似乎进入了腐败的高发期。上至“985”工程、“211”工程全国重点高校，下至专科层次的地方职业院校，上至书记、校长，下至普通的行政人员，上至院士，下至普通教师、学生，在其中都能发现腐败的案例。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高校腐败案件就达50多起。具体到腐败领域，从基建到招生，从科研到学术，均有渗透。

2014年，齐鲁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徐同文的落马，再次让人们聚焦高校的腐败。据检方调查，徐同文自走上领导岗位，就开始贪腐，而且是“走哪儿贪哪儿”。2000—2014年间，其总共受贿和贪污人民币400多万元。徐同文的贪财之手除伸向招生、工程招标、物资采购等环节外，还插手教师评聘、岗位调整、推荐评选劳动模范、科研经费等多个领域。更令人不解的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徐同文仍然不收手，在接受组织调查前一天仍收受一辆价值超过40万元的轿车。无疑，徐同文案令人深思。

面对呈高发之势的高校腐败，无论是教育部，还是大学自身，其实早已制定了相关的反腐和监管机制，也一直强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不太理想。可以设想：如果一开始就有严厉的监管机制，徐同文就不太可能腐败达14年之久还没有被发现。

面对上述严峻问题，中国大学急需反腐。那么，中国大学如何才能有效反腐？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成熟国家的制度与实践无疑是一条可行之路。由于一直研究美国大学，笔者不由得把目光转向美国。尽管中美文化悬殊，但一些制度或机制问题，还是相通的，具有借鉴价值。显然，研究美国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机制，对于反思中国大学的腐败问题以及如何建立一套有效反腐的机制，是有极大裨益的。这正是笔者研究美国大学“最少腐败”的重要原因。在笔者看来，任何一项外国教育研究或比较教育研究，除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或扩大该学科的理论知识外，都应该保持一颗“全球视野、本土情怀”之心。

三、研究的意义

理论意义：其一，探究此问题有助于我们洞悉美国大学有效反腐的机理。不得不承认，国内的比较教育研究，大多停于表面，较多地关注当下的政策，而很少探索某一政策或某一现象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因素。这一状况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张斌贤教授所言：“诸多关于美国教育的研究，往往只涉及‘其然’而忽略了‘所以然’。”同样，国内关于美国大学腐败治理的研究还处在一个零散、一知半解的状态，并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本研究意在分析人性的基础上，从成本—收益的视角，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探讨美国高校的腐败治理机制，深化我们对大学有效反腐的理论认识。

其二，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自20世纪起，美国大学开始崭露头角。发展到今天，美国已成为世界的学术中心和其他许多国家羡慕、竞争和效仿的对象。根据上海交通大学2015年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10名中美国大学占了8席，前20名中美国大学占了16席，前100名中美国大学占了51席。关于美国大学的崛起，国内外有各种分析，例如市场竞争说、学术自由说、治理结构说，但很少有学者从反腐的角度展开。尽管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与大学反腐机制的确立之间，并不能形成直接的关联，但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即一个腐败的大学，不可能在道德上站稳脚跟，更不可能成为卓越的、世界一流的大学。进一步言之，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其中重要的一个保障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机制的确立。通过研究美国大学反腐的历史进程和腐败治理的机制，回顾美国大学的崛起之路，势必会加深我们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

实践意义：诚如前文所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几乎每一个环节，包括基础建设、硬件采购、教师评聘、招生、科研等，都暴露出不少腐败问题。这些问题破坏了大学秩序，损害了大学形象，造成公众对大学的不信任。眼下，我国高校急需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无疑，美国高校的成功反腐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与此同时，这也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