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发展简史与现状

一、国际肾移植发展简史

追溯移植术发展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实验探索阶段、临床起步阶段和稳步发展阶段。在肾脏移植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血管吻合技术奠定了移植外科的基础，新型免疫抑制剂的问世使移植物的长期存活成为可能，器官保存、外科技术、移植免疫、病理学和影像学等相关领域的进步也极大地促进了近代肾移植的发展。

（一）实验探索阶段

移植的实验探索始于19世纪末，初期开展的动物实验是一些不需要血管重建的组织移植。1902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Emerich Ullmann（图 1-1）首次报道利用Erwin Payr创建的金属管套接血管法，实施了犬肾移植到自体的颈部，开放动静脉血供后，可见尿液排出持续了5天，表明自体肾移植实验获得成功，证明了肾脏移植技术的可行性。1902年，法国医生Alexis Carrel（图1-2）创建了现代血管吻合技术，将供体器官的血管通过缝线吻合到受体血管上，使需要移植的器官能够获得血供，该技术一直沿用至今（图1-3）。随后，真正意义的器官移植研究工作迅速地在肾移植实验中应用和推广。Carrel因其血管吻合和器官移植的杰出贡献获19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图1-4），时年39岁，是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1901—1903年间奥地利的 Karl Landsteiner发现人类有A、B、AB和O血型，ABO血型相容也成为迄今器官移植供受者选择的最基本的条件。Karl Landsteiner（图1-5）因该重大发现获得193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在移植外科技术发展的同时，人们开始对免疫反应现象有所认识。1903年，生物学家Jensen观察到了移植过程中的免疫反应现象；1905年，Carrel提出了自体移植、同种移植、异种移植等概念；1912年，德国外科医生Schone提出了“移植免疫”一词。1923年，美国的Carl Williamson详细描述了自体肾移植和同种肾移植在疗效方面的显著差异，首次公布了一张移植肾被损害的肾组织的病理图片，首先使用了“反应”这个名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Peter Brian Medawar（图1-6）通过观察烧伤植皮的病理变化，认为移植物被破坏与免疫机制的激活有关，并通过一系列的经典实验证实机体的免疫系统可特异性针对移植物抗原产生炎性反应，从而破坏移植物，发现了免疫反应的基本机制，提出了移植免疫学的概念，并由此建立了移植免疫学的基础和各分支学科。Medawar因免疫学方面的突出成就获得196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随后，澳大利亚的Frank Burnet提出著名的自限性识别理论。正是由于Medawar等人揭示了移植反应现象的免疫学本质，才奠定了移植获得成功的理论基础，也激发了外科医生重新尝试移植的信心。

（二）临床起步阶段

现代器官移植是经历三个重要的技术突破才确立起来的，包括：血管吻合技术，器官保存技术和免疫抑制剂应用。

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医生RenéKüss（图1-7）等施行了5例同种肾移植，4例为活体供者，1例为在断头台执行的死刑犯，并发明了将肾移植到腹膜外髂窝部的异位肾移植术式，因此，髂窝异位肾移植术式也称为 Küss手术（Küss operation），该术式一直沿用至今。他施行的所有9例肾移植受者的移植肾都被排斥。Küss在1952年的报道中认为“就目前的认识，在同卵孪生之间肾移植才是可行的”，这个预言2年后被美国波士顿Murray和Merrill的成功得到证实。因为Küss在他从事器官移植50年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因此在2002年他获得国际移植学会设立的器官移植杰出成就Medawar奖。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波士顿Peter Bent Brigham医院，所有上述三个条件都已具备，而且具有丰富经验的外科和肾病医生队伍。

到了1954年秋天，波士顿Peter Bent Brigham医院（现 B righam&Women Hospital）肾脏内科医生Merrill接到在美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处（the US.Public Health Service）工作的Miller的电话，有1例严重肾脏疾病的病人，而且他正好有一个孪生兄弟，他建议并提示这可能是当时肾移植的最好选择。无疑该移植的团队面对遗传学方面难得的一对供受者，预感到成功的机会即将到来。术前为了慎重起见，首先确定其同卵孪生关系，虽然所有体征眼睛颜色巩膜结构，色素沉着都极其相似，为了慎重起见还施行了二者之间相互交叉皮肤移植，移植的皮肤无论肉眼还是镜下都未见排斥反应，最后还到波士顿警察局资料馆核对两兄弟出生时的指模，最后证实确属同卵孪生兄弟。

入院后，首先采用血液透析和药物控制病情，手术的一切条件都已经具备，剩下的就是伦理学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即从一位正常人身上切取一个正常健康的器官，供者要经受一次大的手术，而对他本人并无益，而其目的是为另外一个人获益。经过院内、外科医生的研究，并与各种教派的神职人员讨论。认为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对于供者以及他们的家属来说这个手术应该是合理的。术前并详细讨论和研究了手术准备、麻醉、手术术式以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和预期效果等。

1954年12月23日，由Murray、Harrison和Merrill共同完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例肾移植手术。Murray游离受者（Richard）用于吻合的血管，采用Küss肾移植术式将移植肾放置在下腹部腹膜外髂窝，在隔壁手术室Harrison切取供者（Ronald）的供肾，Merrill负责术前和术后的内科问题，在他们共同合作的努力下成功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首例同卵孪生活体亲属肾移植（图1-8）。术后肾脏以及心脏和肺部得到明显改善，首次证明肾移植可以挽救生命，该例受者术后与护理他的护士结婚，并做了2个孩子的父亲，该例存活8年，死于冠心病。Murray的成功证实了移植技术可行，也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器官移植研究的兴趣和信心，开创了临床器官移植的新时代。

随后，Murray还施行了7例同卵孪生肾移植，其中一例受者在1956年肾移植后2年正常妊娠，1958年3月10日娩出一健康男婴。这是首例器官移植后正常妊娠和分娩的受者，而且供受者存活超过50年且都做了祖母。更有意义的是在该名男婴2008年3月10日50周岁时，美国的国家妊娠登记处（The National Transplant Pregnancy Registry，NTPR）为这名首例移植后出生的男婴主持召开了盛大的50周岁生日纪念会。更难得的是，当年所有当事人包括接受肾移植的他的母亲和捐赠肾脏的孪生姊妹，以及当年肾移植的术者Murray也都出席了这个生日纪念会，这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会（图1-9）。

此后，人们开展大量研究，探讨如何抑制受者免疫系统，包括使用致死量或亚致死量的X线全身照射、全淋巴放射线照射、胸导管引流剔除淋巴细胞等。虽然也有成功案例，但因感染导致死亡的发生率高，故未广泛应用于临床。

1953年，美国的Gertrude Elion和George Hitchings研制出抑制细胞增殖的药物6-巯基嘌呤（6-mercaptopurine，6-MP）。 1960年，英国的 Roy Calne等在犬肾移植中应用6-MP，证实可延长移植肾存活时间。Elion和Hitchings随后研发了6-MP的类似化合物，硫唑嘌呤（azathioprine，Aza）。 1961 年，Aza首次被应用于非亲属成人肾移植，尽管前2例病人死于药物毒副作用，但仍然证明其确可抑制免疫反应。1962年，使用Aza的第3例非亲属成人肾移植术后移植肾有功能存活17个月。Aza的成功研发及应用，使移植物长期存活成为可能，也开启了免疫抑制药物的研究序幕。随后的20多年，该药在全世界器官移植术后作为主要免疫抑制剂使用，迄今仍在与其他免疫抑制剂联合应用。

1963年Willard Goodwin在肾移植病人中应用大剂量可的松，证明其可延长移植肾的存活时间，并提出皮质类固醇激素与Aza合用效果更佳，大剂量泼尼松（prednisone，Pred）可以逆转急性排斥反应，目前仍是治疗急性排斥反应的首选措施。1967年Thomas Starzl在临床应用抗淋巴细胞血清（anti-lymphocyte serum，ALS），以后又成功研制抗淋巴细胞球蛋白（anti-lymphocyte Immunoglobulin，ALG）、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nti-thymocyteglobulin，ATG），形成了以硫唑嘌呤和激素加用抗淋巴细胞多克隆抗体制剂的联合用药的免疫抑制剂方案。

肾移植的成功鼓舞了其他领域探索移植的信心。1963年3月，美国的Starzl为一名3岁的胆道闭锁男孩施行了首例原位肝移植手术，尽管病人在手术完成前死亡，但开创了肝移植的先河。1963年，美国的 James Hardy开展了首例肺移植；1964年，美国的R Detterling完成首例小肠移植；1966年，美国的William Kelly和Richard Lillehei完成首例胰肾联合移植；1967年，南非的Christiaan Barnard完成首例原位心脏移植；1968年，美国的DA Cooley完成了首例心肺联合移植。尽管在初次尝试阶段，很多技术并不完善，有些病人在短期内死亡，但毕竟开始了临床移植的探索。

与移植相关的其他领域也相应发展起来。免疫学方面，除研制免疫抑制剂外，人们对造成免疫反应的遗传学差异也进行了深入研究。George Snell、Jean Dausset和Baruj Benacerraf分别发现小鼠和人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 1964 年 Paul Terasaki创立微量淋巴细胞毒方法，奠定了交叉配型方法的基础。1966年开始，组织配型被用于供受者选择。

器官保存是器官移植的三大支柱学科之一，随着器官移植的发展，为了充分使用异地切取的器官以及完成移植前受者的选择和准备，对器官保存技术的要求不断增加，既要延长保存时间，又要保证器官活力，确保术后移植物功能顺利恢复。移植初始阶段，主要采用低温的生理盐水、乳酸林格液等液体进行灌注保存。1967年Folkert Belzer尝试用持续灌注法保存肾脏，但因设备复杂未广泛应用。随后相继研制了Collins液、改良 Collins液、Euro-Collins液及 SacksⅡ液等。然而，初始阶段的保存液仅能保存器官4～6小时。

1968年美国Harvard大学医学院提出脑死亡（Brain Death）概念。到20世纪80年代初脑死亡诊断原则基本完善，得到大多数国家医学界的认可。在此之后，法国、英国、德国、瑞典、日本等80个国家和地区接受了脑死亡概念，其中70个（88%）国家和地区也相继提出了各自的脑死亡诊断标准和指南，其中有55个（69%）国家和地区法规允许脑死亡捐献用于器官移植，成为供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推动了器官移植的全面发展。

移植的起步阶段无疑是艰辛的，但器官移植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给终末期疾病病人带来了希望。

（三）稳步发展阶段

在移植的起步阶段，采用的免疫抑制剂方案为Aza联合Pred，该方案非特异抑制免疫系统，术后肺部感染和肝脏毒性较大等并发症发生率较高，人/肾生存率不理想。新型免疫抑制剂环孢素（cyclosporin，环孢霉素A，CsA）的研发应用，使移植生存率得到大幅提高，推动移植进入迅速发展阶段。

CsA是从真菌属Tolypocladiuminflatum提取的中性亲脂性的环状十一肽。1976年，Jean Borel证明了其具有强大的免疫抑制作用。在1978—1979年间英国剑桥大学Canle教授率先在肾移植、胰腺移植和肝移植术后使用CsA，取得满意的效果。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CsA在临床广泛应用，成为与Pred和Aza三联用药的常规免疫抑制剂。CsA的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临床各种类型器官移植的效果，使器官移植临床工作逐渐进入成熟阶段。

FK506是从真菌属Streptomyces中提取的，1987年在体外实验中证明其具有免疫抑制作用。随后，Starzl在各种器官移植动物模型中予以证实，并逐渐应用于临床肝移植、肾移植、心脏移植等，取得良好效果。1994年，FK506上市，命名为他克莫司（tacrolimus，Tac），进一步推动了各种器官移植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多种抗增殖药不断被研制出来。 吗替麦考酚酯（mycophenolatemofetil，MMF）、西罗莫司（sirolimus）等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开发和应用，使临床移植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更有效地实施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进入21世纪各种新型单克隆抗体不断涌现，如抗CD25单克隆抗体、人源化抗CD52单克隆抗体和共刺激分子阻断剂等，使预防和治疗排斥反应有了更多的选择。多种免疫抑制剂联合使用，减少了各种药物的剂量，减少了免疫抑制剂的毒副作用，改善了肾移植的效果。

除免疫抑制剂外，器官保存液的不断改进也是推动器官移植发展的一个基本保障。1988年，美国的Folkert Belzer等在Wisconsin大学研制出新型的器官保存液——UW 液（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olution），应用UW液首次实现了保存肝脏达30小时以上，保存肾脏72小时，保存胰腺72小时。近年，低温机械灌注技术发展也较快，该技术不仅改善了器官保存质量，延长保存时间，同时在器官活力评估中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迄今已有130万余人接受了各种器官移植，各大脏器移植已成为常规性手术，年手术例数超过5万例。移植外科技术和免疫抑制方案等都很成熟及完善，其人/移植物的存活率都达到历史较好水平。因而器官移植早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二、我国肾移植发展简史

自古以来，关于移植的幻想和实践就出现在历史传奇、神话和古代典籍中，人类渴望通过器官移植来治疗疾病，甚至来获得更强大的能力。这反映了人类对于改变自身生命的最终极幻想，虽然在最近几十年才变为现实，可是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早已被不断的追寻与尝试，这些可贵的设想被极为丰富地保存在大量的历史传奇、神话和古代典籍之中。移植术的创意当归于我们的先人、远古时期的移植及有关的神话形象。

公元前4世纪我国伟大的医学家扁鹊（图1-10），原姓秦名越人，《史记》中记载他是齐国渤海郡的一名大夫。在春秋战国时期郑人列御寇所作《列子·汤问》中记载扁鹊为两人互换心脏得以治愈两人原有心病的故事是有关器官移植术最早的文字记录：鲁国的公扈和赵国的齐婴两个人因病，一起去找名医扁鹊求治。扁鹊对公扈和齐婴说：“你志气大但精气弱，所以谋略多但是不能做出果断决定，齐婴志向小但是精气强，所以没有什么忧虑但是太过专心，如果对换你们的心，你们都能好了。扁鹊让他们两人喝下毒酒，使之失去知觉3天，接着剖开他们的胸膛，取出心脏，再互相置换，治愈了两人的心病。国际器官移植学界一致公认扁鹊为器官移植的鼻祖，且在西方的学术专著中多有提及。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第二届国际环孢素学术会议上则以扁鹊像作为会徽，这是我国医学界的荣誉。

就临床器官移植而言，我国器官移植工作起步比国外约晚了10年。与国外一样，我国的器官移植也同样始于肾移植。从1956年开始肾移植的动物实验工作，1958年各地多处进行了肾移植动物实验。我国临床肾移植始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末逐渐开展起来，80年代形成一定规模，到了90年代已形成较大规模。1960年吴阶平（图1-11）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施行国内首例尸体肾移植，共行2例尸体肾移植。术后早期移植肾排尿，但当时对免疫抑制剂认识不足，于术后3～4周终因移植肾功能丧失，切除了移植肾。1972年，广州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与北京友谊医院合作成功地进行了我国第1例亲属肾移植（图1-12），存活1年后因重症肝炎死亡。

1970年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院熊汝成（图1-13）开始实施尸体肾移植，在20世纪70年代北京友谊医院于惠元（图1-14），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谢桐（图1-15）和武汉同济医院章咏裳（图1-16）等相继开展了临床肾移植，并推动了他们所在地区肾移植的发展，也激励了其他地区如广州、杭州、西安、长春和南京等开展肾移植。

1980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和上海中心血站联合成功研制出枸橼酸盐嘌呤溶液（compound citrate-adenine hyperosmotic solution，HCA）肾保存液，填补了我国在此领域的空白，推动了我国器官移植的发展。器官保存液的改良不仅为临床移植赢得更多准备及运输时间，而且降低了移植物原发无功能和功能恢复延迟的发生率，降低了器官遗弃率。

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内各地陆续成功地开展了同种肾移植。至1989年肾移植每年移植量超过1000例次，肾移植累计达4500余例次。至1999年年底肾移植累计达29 000余例。

进入21世纪，肾移植得到进一步发展，2004年曾经达到年肾移植超过1万例次。随后，卫生部（现国家卫生计生委）对我国器官移植单位进行审批准入进一步规范管理，再加上可供移植的器官严重短缺，肾移植数量近年每年大约在6000例左右，其中活体肾移植的比例明显减低仅占17.1%。截至2014年年底，据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中国器官移植登记处统计，我国共施行了各种实体大器官移植12万余例次，其中肾移植占83%以上，累计10万余例次，其中活体肾移植1万余例，尸体肾移植最长有功能存活3例超过37年。

据我国台湾移植医学学会报道，1968年李俊仁施行台湾首例亲属活体肾脏移植，1969年李俊仁施行台湾首例尸体肾移植手术。1987年香港开展了首例活体配偶间亲属肾移植。

就临床大器官移植来说，肾移植始终居于首位，稳步发展。我国著名的医学家、移植泰斗夏穗生教授主编多本巨著，书中对我国肾移植发展历史和轨迹作了详尽的描述，其中有关我国早期肾移植开展的单位和例数见表1-1、表1-2。

2006年3月，卫生部（现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同年4月卫生部成立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2个月后，又发布了肝、肾、心、肺等脏器的移植技术管理规范。由于我国长时间内器官移植的供体主要来源于死刑犯的器官捐献，这使我国器官移植事业长期为国际社会所诟病。针对这种情况，近年来，我国加大力度规范化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国务院于2007年3月21日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09年8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卫生部在上海联合召开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联合宣布启动建立人体器官捐献体系。2009年卫生部修订了《脑死亡判定标准》（成人）（修订稿）。2010年3月1日，中国红十字总会与卫生部宣布在我国天津市、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湖北省和广东省10个省市先行开展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2010年12月卫生部颁布了《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肝脏与肾脏移植核心政策》。除脑死亡法外，相关的制度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国内学者2011年年底修订发布了《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第2版）》。从2010年3月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至2014年12月底，38个试点单位完成人体捐献1699例，捐献器官4638个，其中广东省数量最多。

2011年2月，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分类标准（简称“中国标准”，卫办医管发〔2011〕62号）即：

中国一类（C-Ⅰ）：国际标准化脑死亡器官捐献（DBD），即脑死亡案例，经过严格医学检查后，各项指标符合脑死亡国际现行标准和国内最新脑死亡标准（中国脑血管病杂志，2009年第6卷第4期），由通过卫生部委托机构培训认证的脑死亡专家明确判定为脑死亡；家属完全理解并选择按脑死亡标准停止治疗、捐献器官；同时获得案例所在医院和相关领导部门的同意和支持。

中国二类（C-Ⅱ）：国际标准化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即包括Maastricht标准分类中的Ⅰ～Ⅴ类案例。

中国三类（C-Ⅲ）：中国过渡时期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plus cardiac death，DBCD），与 Maastricht标准的Ⅳ类相似，属可控制类型，符合脑死亡诊断标准。由于脑死亡法尚未建立，且家属不能接受在心脏跳动状态下进行器官捐献，对于此类供者，应按DCD程序施行捐献，即撤除生命支持，待心脏停搏后实施捐献。中国三类符合中国国情。

近50年来，全世界同种肾移植取得了长足进步。由于组织配型与肾脏保存方法的不断改进、强有力免疫抑制剂的问世、对移植免疫学认知的进展以及临床经验的不断积累，同种肾移植近期效果明显提高，超急性排斥反应已罕见，急性排斥反应大为减少，移植物近期丢失即早年影响移植效果的主要问题已基本解决，但当前仍面临着长期存活提高并不明显的问题，虽然使用各种诱导耐受的方案，但仍未取得确切的效果。此外，供移植器官的严重短缺影响肾移植的开展，所以不得已采用扩大标准的供肾，包括心脏死亡供者的肾移植的应用，并选择合适亲属活体供肾和夫妇间供肾进行肾移植。

肾移植在器官移植领域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肾移植的各项基础和临床研究对推动其他各种器官移植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三、展望

目前我国器官移植供需比是1∶30，制约我国器官移植数量的是器官短缺。近年来我国加大力度规范化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2010年3月1日，卫生部（现国家卫生计生委）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启动了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工作以来，截至2014年底实现近1700例捐献，成功完成了5000个大器官移植。但是捐献成功案例大多集中在广东、广西、浙江、陕西、湖南和湖北等地。在我国发展还不平衡，捐献率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远。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器官捐献率极低，但是在我国开展DCD仍然有巨大潜力。我国每年正常死亡有900余万人，其中因心血管疾病（20.3%）、脑血管病（21.0%）、损伤和中毒（7.0%）死亡人数占总数死亡人数的48.3%。而以上疾病正是器官移植供者的主要来源。假如能有1‰的捐献率，也有9000人，按照平均每人捐献3个器官计算，可以进行2.7万例移植手术。这些数据提示，我国拥有的潜在DCD供者数量是巨大的。预计未来3～5年后，我国有望成为器官捐献与移植大国。展望未来移植领域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1.重视器官移植的基础研究

器官移植是集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的医疗技术，从组织配型，供体获取、保存，免疫排斥的诊断与控制，移植功能的恢复与并发症的防治都需要有理论研究的指导。半个多世纪以来器官移植之所以能迅速发展，是与基础研究的进步密切有关。因此，器官移植反映了医学科学的整体水平。

肾移植临床和基础研究的一切策略都来源于对免疫系统的认识。免疫反应也始终是器官移植的最终障碍。相对于生物学领域其他学科，移植免疫学的发展明显滞后。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有望对免疫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认识免疫应答的细胞、分子特征，确定关键的作用靶位，指导科研和临床工作。随着T细胞膜表面分子的发现以及对共刺激通路的进一步了解，以阻断为主的耐受诱导策略将继续探索。对免疫应答的免疫学本质的认识及免疫耐受诱导策略的建立是器官移植的最高追求目标。

2.积极改善供体的量与质

我国人口众多，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也多。但是，现阶段我国的供体来源十分有限，质量也得不到保证。因此，应重视器官移植工作的普及宣传工作，使广大群众理解移植工作的重大意义并得到他们的认同，破除封建习俗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捐献器官将得到社会舆论与法律的承认和支持。同时，移植工作者也必须认真研究改善供体质量的方法，合理地应用供体，使之得到最佳的移植效果。

3.集中力量与重点发展

我国的器官移植工作近年来虽有发展，但是距国际的先进水平尚有差距，而器官移植又要求有多学科的配合与严密的组织领导，也还要有一定的设备与经济支持。在我国当前的医疗条件与器官移植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有必要集中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几个中心，重点对大器官移植进行研究，较之单一医院、单一科室无组织地去摸索、发展能获得进度快，水平高的效果，也减少了一些包括供体在内的浪费。

4.进一步提高移植物长期存活

移植肾功能减退和丧失的防止依然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其组织学表现，不易与长期药物作用、功能性耗损等造成的血管、间质病变相区别。随着模式生物学的发展，有望建立理想的动物模型，进一步分析免疫和非免疫因素在移植肾失功过程中的作用及相互影响，探索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例如研究缺血再灌注损伤、手术损伤、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药物等非免疫因素对移植物存活的长期影响。探索防治措施，最大程度提高长期移植物存活时间和受者生活质量，仍是目前主要的研究重点。

5.免疫抑制剂合理应用和个体化应用

既要防止免疫抑制过度又要避免免疫抑制不足，这是长期以来不断探索和仍未获解决的难题。由于缺乏有效评估受者免疫状态的指标体系，而个体间免疫状态差异极大，目前免疫抑制剂的应用仍停留在依照普遍规律的基础上，缺乏有针对性的个体化的合理治疗。随着移植免疫研究的深入，探索并解决这个难题是应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

21世纪已敞开大门，生命科学将有很大的发展，我国的器官移植技术水平定会有一大跨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