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向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趋近

1979年9月13日

从现在开始，我要谈论的主题是，1931年至1945年的日1本精神史。在进入主题之前，我先说明几点随想。

首先，是语言方面。由于以下谈及的事物大都发生在日本，所分析的思想，原本也以日语表述。现在，由于身处在这使用另一种语言的国度（加拿大）[1]，我打算扬弃对日语的依赖，试着敷衍论述。我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我们之间的共通规则，亦即只用英语理解我们的研究对象。然而，我选定的这种方法，旋即令我，乃至我们陷入一个困境之中。怎么说呢？我抱有一个信念，这信念虽说在逻辑上难以成立，但却可以得到统计上的支持。那就是，说英语的日本人不值得信任。1945年至1952年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我曾就此再三向遇见的美国人说明。因此，对我来说，我希望各位在我试图谈论日本之际，对我所说出的话，都能稍打折扣，再予思考。随着美军占领日本时代的远去，1945年日本战败的记忆也逐渐淡远，英语侵入日语之中，因此现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源于英语的语汇。在报纸的广告中，我时常可以看见类似“シックなドレスのファッションショー”[2]的语汇。这句广告词中，源于日语的单字只有“な”和“の”两个连接词而已。

再举一例，有位美籍学者研究日语多年之后来到日本，某天在图书馆阅读日本的综合杂志时，他碰到一个无论如何翻查字典、任凭想象仍不得其解的语词。他抄下那句语词，请教日本的学者。原来就是这个“ヒット·アンド·ラン”[3]片假名让他百思不解。由于这些语汇的使用，已超出原本的语意，若非日本人实在很难了解。现今，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外来语俯拾即是，因而我还是坚信先前我所说的“信念”，是有某种根据的。

在我看来，借用欧化语言的表述，未必意味着思考本身的欧化。但由于在短期间内，从欧洲语言中借用如此之多的语汇，就某种意义而言，现代的日本人可说也变得难以了解自己。确实，就某个层面而言，我们已经失去自觉自身思维方式的思路。

其次，我想强调的是，我希望这门课成为一个开端，借此让我们理解战争期间日本发生了什么，日本之外的地方又发生了什么，以及非战争期间的时代，日本和日本以外的地区发生过什么样的状况。在日本，“转向”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到了30年代之后已被广泛使用。这个字眼并非源于欧美的语汇，它是在日本战争期间的政治氛围中，所衍生出来的语词之一，而这个概念也对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的知识和文化的走向有重大影响。这一语词的形成，除了能以世界精神史的范畴来讨论之外，亦可从其中发现日本独具的特征；因而从其形成的模式中，我们有可能从中梳理出一些端绪，借此理解日本以外、世界其他各国的趋势，及其与“转向”事件的关系。亦即通过这个理论模式，可以让我们理解到，对当今世界局势的努力，有实践的可行性。[4]

第三，在文化史和精神史的研究方法中，那些被当成脱离标准范式的现象，反而更能表现出该社会的文化特征。1931年至1945年日本所发生的事情，不能视为明治初年以来，近代日本史中的一个偶发事件而加以抹杀。[5]仔细探讨的话，它既告诉我们诸多值得积极继承的事物，又揭示许多我们应该否定的东西。我们是经由错误成长，并且是经由自觉到我们所犯的错误中，包含的真理与价值而成长。

第四，以历史的区分而言，我们在此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肇始，设定于1931年中日战争[6]的爆发。1931年日本的陆军领导者在中国的满洲开启战端，并进而在这个地区建立日军的傀儡政权。这种方法对整个世界而言，实乃前所未见。因而后来也导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都加以仿效。因此我们可视1931年始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中日战争，为一个全新趋势的开始，影响着整个世界。如此，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历史，对全世界而言，虽说不过是地方史，但已然成为20世纪日本史与世界史连接的一个环节。[7]

第五，我也想谈谈19世纪日本向西方开放门户之后，流传于西方各国的日本情趣。当时，写过日本的有巴兹尔·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1850-1935）、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1850-1904），以及伯纳德·利奇（Bernard Leach，1887-1979）等。虽说此外还有许多人，但其中我对陶艺家利奇最感兴趣。他是少数对日本不失青年时代之热情，对日本文化不表失望的人物之一。至少，他跟同为英国人的张伯伦和小泉八云相较，对比强烈。这其中似乎包含几个理由：理由之一，在于利奇很早就对中国文化和朝鲜文化抱持一份亲密感，亦即他在亲近日本文化的同时，也对中国文化和朝鲜文化抱有一份亲密感。因此，他很早便拥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将日本文化视同中国文化、朝鲜文化，加以吸收掌握。正因如此，日本文化对利奇而言，才不至于突然从某个时期开始，由原本的清纯，转变成丑陋、可厌。

由朝鲜审视日本，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令人厌恶的一面；从中国看日本，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浅薄的一面。来自其他的外国研究者，大都从自己停留在日本时的经验来研究日本，所以当他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或朝鲜时，难免对日本文化感到失望。当然，倘若外国人对日本的兴趣仅仅是出于异国情调，他的爱好与观点必然维持在其出生国所受的各种文化熏陶。在这样的情况下与日本文化的接触，只是在其原本的各种价值观上，蒙上一层日本文化的外衣，整个内涵依然没有改变。这样一来，难免会在某个时期对日本文化突然感到失望，或不得不做出重大修正。然而，如果认为接触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极为重要，同时有意把这异国文化的异质价值纳入自己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抱持这种信念的人，其接触日本文化的方法，便是将日本文化与朝鲜文化、中国文化以及其他亚洲各国的文化并置，同时放入视野中。如此，应较能掌握日本文化的真貌吧。这个理解日本的方案，是在空间的架构下，将日本与朝鲜、中国结合，一起思考；倘若要再加上与此相对的时间架构，那为了理解现在的日本，掌握日本在1931年至1945年漫长争战中的历史背景，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我想先从缺点方面，清楚表明我对主题的趋近方法。在这7门课程中，无论是资料或诠释上都存在着各种缺陷，请各位特别留意。

我先谈谈资料的问题。研究现代史，要达到搜集所有必备资料加以验证的严密基准，可说是相当困难。相较之下，古老时代的历史似乎较有严密的基准，因为重要的文献大都已经散佚。如果是中世纪史，它在研究上似乎比现代史容易达到完美的境地吧。但仅凭这样就说中世纪史的研究对照于中世纪的实际状况已臻于完美如实之境，那又令人存疑。若单就留存于世的资料而言，或许我们可以读尽现存的所有文献；而根据这些资料写成的记述，其颠扑难破之处，更是现代史研究所难望其项背的。然而，现代史研究，包括文化史和精神史，甚至连想要达到字字难以推翻的自我满足的境界，都是困难的。

至于资料的诠释方式，也无法轻易地就能达成共识。如何诠释现代的事件，常因我们平时抱持的偏见而有所歧异。我们必须尊重和正视这种无可避免的诸多诠释。在这门课程中，我们尽可能地对所见的必要事实做一番粗略的鸟瞰，如果与实际报道有所不同，也要忠实地把这些差异记录下来。而且也必须指出，单靠被报道出的事并不足恃，因为未被报道的事也包含许多重要的事实。我们也不该忘记，这些未被报道的重要事实，也许今后将会出现，但也可能未被揭示出来。

我也希望借由这样的努力，增进我们积极讨论的机会。我们得以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材料或解释方法本身都存在着诸多缺陷，更要认清互为矛盾的解释往往是建立在极可疑而又不充分的材料上。现在，我们打算以此方法来描绘现代史的画卷，并衷心期待这个努力能激发出更多踊跃的讨论。

注释：

[1]作者于1979年至1980年间，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讲学，以英语讲授日本近现代史。本书由其授课讲稿改写而成。——编注

[2]意为“时髦服装秀”，由chick、dress和fashion show几个词组成。——本书脚注如未特别标示皆为译注。

[3]hit and run，打带跑。

[4]即“九一八事变”。

[5]为了方便授课，我省略掉参考文献的出处，现在以“注”的形式补充一些。我探讨“转向”的文章得助于“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编的《共同研究·转向》上、中、下（1959-1962）甚多。此书的改订增补版（1978）由共同研究的成员自行修正观点并评定新资料。对增补版提出批判的是出席我这门课程的学生，他先用英文撰写，后来用日文发表。从这批判中，我受益良多（见辻信一，《转向论的新地平线》上、下，《思想的科学》1981年5、6月号）。这种批判是从笔者居住的加拿大亚洲少数民族间的转向经验中所得，鲜明地展现出转向研究可能存在的各种观点。在“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的共同研究之前，已有本多秋五的《转向文学论》（1957）；与共同研究同时进行的论述中，对我们最具冲击的有吉本隆明的《转向论》（收于《艺术的抵抗与挫折》，1959）。

[6]有关1931年至1945年的战争时代，到底是日本近代史上不太重要的时期，抑或是理解近代日本的重要时期，已成为现代日本论的争议点之一。关注的焦点不同，所走的路线自然不同。1963年，我当时任职的同志社大学曾邀请美国大使赖绍华（Edwin O.Reischauer）举行讨论会，针对赖绍华主张尽量不要把1931年至1945年看成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观点，我曾提出若干异议。由此看来，美国统治阶层的观点和日本统治阶层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几乎一致。当时出席的有：奥蒂斯·卡里（Otis Cary）、赖绍华、猪木正道、坂田吉雄、鹤见俊辅等。会议记录《日本的民主主义——过去·现在·将来》，刊载于《日美论坛》1963年6月号。

[7]在我的童年时代，战争的信息纷沓杂来，比如“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大东亚战争等等，从主观上掌握信息容易造成战斗行为是零散进行的错觉。我是在战后才觉得（这种印象）有点奇怪，因此，我认为把它当成有其连续性的战斗行为比较接近事实（不是我意识上的事实）。如此大言不惭，又尽举些小事论证，实在有点惶恐。不过，当时大为畅销的远山茂树、今井清一、藤原彰合写的《昭和史》（1955）的书腰上，标出“短短三十年，我们经历两次战争！”的警语。我认为这样看待昭和史并不妥当，于是写了一篇文章《日本知识人的美国观》（刊于《中央公论》1956年7月号），批判这本《昭和史》的书腰文字（不是批判内容），希望在现代史中把1931年至1945年的战争界定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我想出“十五年战争”这个名称，得自于西格蒙德·诺伊曼（Sigmund Neumann，1904-1962）著《现代史——指向未来的路标》（1946）这本书的启示。这本书用“三十年战争”一词，来指称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整个时期。后来逐渐有人开始使用“十五年战争”一词。正如家永三郎在《太平洋战争》（1968）序言中所述，他就是采取“十五年战争”这种划分法的。至于我为什么使用“十五年战争”一词，我在《日本知识分子的美国观》一文已经表明，亦即把太平洋战争或大东亚战争看成是对美国的战争并不恰当，因为这种战争观点无法掌握这次战争的结构，而且这样会使日本人淡化战争的责任。根据目前调查，最早使用“十五年战争”一词是在《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刊于《中央公论》1956年1月号）这篇文章，解释其创词来源的是拙作《日本知识分子的美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