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揭开玛雅之谜

1840年的洪都拉斯，科潘[10]。猴子在树林间玩耍，它们跳跃时折断了枯干的树枝，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打破了森林的祥和，也惊扰了河对岸废都的寂静。四五十只猩猩窜来窜去穿行，仿佛是曾经居住在神秘废墟中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如幽灵一般再现人间，树林中隐约可见耸立着的金字塔。

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1805—1852）是一个美国旅行者和律师；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1799—1854），英国颇具才华的艺术家。当他们看见古代玛雅建筑的一刹那，不禁目瞪口呆。他们努力劈开荆棘灌木，一些耸立着的、精雕细刻的石头——这些建筑和艺术的风格，是他们从来都没看见过的。

这两位都是有经验的冒险家。斯蒂芬斯出生在新泽西，十三岁时就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并在1822年17岁时以年级最优成绩毕业。他的专业是法律，但他更喜欢政治和旅行。

斯蒂芬斯的初次旅行是从新泽西到匹兹堡以西的地区。他在1834年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远行，穿越欧洲，最远到波兰和俄罗斯。后来他又探索了尼罗河流域和耶路撒冷，还去了佩特拉[11]——那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遥远而危险的地方。因为骆驼商队而兴起的巨大的城市，以及从岩石间凿造出来的庙宇，都使他感到无比兴奋。几乎是一夜之间，约旦古城佩特拉就激发起了斯蒂芬斯对古代文明的热情。

斯蒂芬斯很有讲故事的天赋，他给家人写信讲述他的旅行经历。他的一些信件被发表在了当时纽约的报纸上，广受欢迎。他还写了两本关于其冒险经历的书，书名都叫作《旅行记事》（Incidents of Travel）。一本是关于埃及和圣地[12]的，另一本写了他在波兰、土耳其和俄罗斯的旅行见闻。斯蒂芬斯文笔直白，文风有趣，对人和地方事物有着敏锐的观察力。这两本书都成了畅销书，确立了他作为一流旅行文学作家的地位。

他通过作家同行结识了艺术家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出生于伦敦的卡瑟伍德有着卓越的艺术才能，他在1821年访问意大利时，大展了一番才华。像斯蒂芬斯一样，他也是个不安分的旅行者。卡瑟伍德于1822年至1835年间，曾在中东地区做过深度旅行。在埃及时，曾与一位走访并研究了许多文物发掘地的旅行家罗伯特·哈依有过合作；他还访问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临摹了那些几乎无法靠近的、建于11世纪的清真寺圆顶。卡瑟伍德使用投影描绘器，把屋顶的装饰画面通过镜子反射到他的画板上，从而完成了这项大工程。

回到伦敦后，卡瑟伍德绘制了一幅巨大的耶路撒冷全景图，结果不出意料大受欢迎。就是在1836年的这个展览上，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第一次见面。那年晚些时候，卡瑟伍德把全景图带到纽约，并创立了一家建筑设计室。两人在那时已经成为朋友，他们都爱好冒险和探索古代文明。卡瑟伍德平时不苟言笑，与斯蒂芬斯的性格完全不同。

这位画家在不断地寻找新机会，他向斯蒂芬斯提到两本鲜为人知的出版物，其中一本描述了在中美洲丛林中发现的神秘遗迹。他们决心在不久的将来结伴同行，一同探索。幸运的是，卡瑟伍德因为建筑设计和举办展览赚了很多钱，斯蒂芬斯的书也卖得很好。为了方便通行，斯蒂芬斯设法获得了一份作为美国外交官、外派中美洲的工作。1839年10月3日，两位朋友离开纽约、前往伯利兹——当时那里还是一个孤立的沿海小镇，现在已独立成为一个国家了。从那里，他们前往内陆一个名叫科潘的地方，开始寻找遗址。

穿过长满树林的尤卡坦半岛必经的陆路旅程相当艰难，政局也很混乱，他们的骡子不时会陷入狭窄小道上的淤泥里。最终他们还是抵达了科潘村，然而，村里只有几间破旧的小茅屋。第二天，一个当地向导带领他们穿过田野和茂密的森林，来到一条河边。隔着河，他们看到了玛雅城的一堵墙。

初来乍到，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并不知道自己能看到什么。他们骑马过河，惊讶地发现，自己身处复杂的梯田和金字塔的包围之中。更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发现了一个方形的石柱，上面有一个浮雕人物和一些精致的象形文字。他们马上就明白，科潘的建筑和艺术风格不同于地中海一带的任何地区。建造者们筑起了金字塔（现在已被植物掩盖），金字塔之间有院子和广场。精致的象形文字刻在灰泥（细石膏）覆盖的建筑上，还有一系列装饰繁复、单独排列的柱子（在术语上被称为“Stelae”，意为“石柱”）。科潘的石柱上雕刻有统治者的肖像，它们排列在中央广场两侧。这样的石碑也出现在另一个大型皇家建筑群中，其中还有阶梯状的金字塔、广场和宫殿，共同组成了城市的中心内容。最高的金字塔，现在被称为16号庙宇，其高度曾经超过30米。

斯蒂芬斯文思泉涌，笔下生辉，他在书中描绘了沉寂的森林和广场，还有完美得不输于任何罗马圆形竞技场的建筑。他写道：“这座城市是荒凉的。一切都是如此神秘，一种黑暗难解的神秘。”是谁建了这些令人惊叹的历史遗迹呢？他陷入了沉思。这里的象形文字和埃及的文字不一样，当地的印第安人也不知道是谁建起了科潘遗址。斯蒂芬斯把它比作一起发生在海滩上的事故：“它展现在我们面前，就像是一堆支离破碎的树皮。”他们穿过森林，用指南针和卷尺丈量，绘制出了古城的形貌——这是历史上玛雅遗址的第一份平面图。与莱亚德在美索不达米亚所做的不同，他们并没有展开发掘，而是依靠测量和仔细的观察来讲述科潘的故事。

卡瑟伍德就此安顿下来，专心临摹那些精心装饰的石柱和浮雕——这个艰巨的任务考验了他的艺术能力。与此同时，斯蒂芬斯则在思考是谁建起了科潘。他随即意识到——这不是古埃及人或是许多世纪之前横渡大西洋来到此地的其他文明所留下的遗址——这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独特城市。如果他们能把废墟的一小部分运到纽约，那将会是一次精彩的展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斯蒂芬斯只用50美元就从当地的所有者那里把科潘买了下来。让未来的考古学家们感到幸运的是，这条河根本行驶不了驳船，因此他实际上无法搬走任何东西。

斯蒂芬斯在科潘逗留了十三天，而卡瑟伍德则待了更长的时间。他在大雨中工作，双脚陷入泥地里，浑身上下被蚊子叮咬。除非在强光下，这些浮雕平时很难看得清楚。他的任务很艰巨，因为科潘遗址占地将近3平方公里，有三个主要的院子、金字塔和寺庙。

后来，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在危地马拉市会合。斯蒂芬斯此时已经不再想当外交官的事了，两人决定去墨西哥南部另一个已经被灌木掩盖的、被称为帕伦克[13]的城市——据说那里和科潘一样壮观。他们走过了非常艰难的地带，同时他们已经换上了宽边帽子和宽松舒适的衣服，就像当地人一样打扮了。

尽管有四十个本地搬运工的帮助，旅途的最后阶段还是无比艰苦，他们常常不得不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往前行进，帕伦克在丛林中隐隐可见。这个地方比科潘小得多，它从公元615年至683年一直在帕卡尔大帝（Pacal the Great）的统治之下。帕卡尔大帝的葬礼纪念碑就是宏伟的“铭文庙”（Temple of the Inscriptions），他被埋葬在该庙宇的金字塔下面，这个金字塔最终在1952年被发掘出来。

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在帕卡尔的宫殿院落里建起了营地。这个地方非常潮湿，潮以至于蜡烛都无法点燃。斯蒂芬斯就借着萤火虫发出的亮光读报纸，并以此为乐。在蚊虫叮咬和瓢泼大雨的袭扰下，他们两人跌跌撞撞地摸索着那些爬满植物、几不可见的建筑物。在卡瑟伍德绘图的时候，斯蒂芬斯就为画家建起梯子，清理干净宫殿的墙面。墙体厚实、装饰精美的建筑物被区隔出若干庭院，庭院的长度可达91米。他们在几周内勾画一个大致的轮廓，终因不堪忍受潮湿的气候和蚊虫而不得不离开了。

斯蒂芬斯意识到帕伦克潜在的科学价值和赚钱机会，试图以1500美元的价格把这个地方买下来——这个价钱之所以远超科潘，是因为科潘的位置要远得多。当他发现必须以娶一个当地女子为代价才能做成这笔交易时，他选择放弃，两人慌不择路地离了；接下来要去寻找玛雅的另一个中心乌斯马尔。不巧的是，卡瑟伍德突发高烧，所以只能勉强支撑着在那个雄伟的遗址待了一天。

两人于1840年7月回到纽约，斯蒂芬斯开始撰写《中美洲旅行记事：恰帕斯和尤卡坦》（Incidents of Travel in Central America, Chiapas and Yucatan），果不其然，一年后出版时又是畅销一时。这本书展现了斯蒂芬斯最好的文笔，采用一种轻松的叙述风格。当然，这是一本旅游书，与众不同的是，斯蒂芬斯从他十分熟悉的当地印第安人的角度出发，描写了三个伟大的遗址景点。他意识到，建造了科潘、帕伦克和乌斯马尔的先民，共享着同一种文化。他们的艺术起源于当地，即使与地中海文明最优秀的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根据他的观察以及和当地人的交谈，斯蒂芬斯在这本书的结尾阐述了一个明确的论断：他所看到的遗迹，是由当地玛雅人的祖先建造的。

当时，斯蒂芬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写到玛雅文化的人。在他的书出版两年之后，来自波士顿的历史学家威廉·普雷斯科特于1843年出版了《征服墨西哥》（Conquest of Mexico）。普雷斯科特参考了斯蒂芬斯的书，这让他的不少同行也UI斯蒂芬斯的作品产生了兴趣。与此同时，在返回纽约仅仅十五个月后，卡瑟伍德和斯蒂芬斯再次回到中美洲，决心要在乌斯马尔待上更长的时间。

从1841年的11月到1842年1月，他们一直待在乌斯马尔，对这个也许是所有玛雅遗址中最雄伟的地方进行测量和绘图。乌斯马尔以其金字塔神庙和长长的宫殿建筑而闻名，从公元850年到公元925年，这个地方曾是一个本地邦国的行政中心。这两个人还是没有选择去发掘遗址，而是集中精力研究该遗址及其主要建筑，即所谓的女修道院。卡瑟伍德试图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下这些遗址建筑，希望自己能在纽约建一个一模一样的仿制品。

尽管时而生病发烧，斯蒂芬斯还是设法参观了附近的其他地方，比如卡巴。他找到了一些刻有象形文字的木质门梁，还把它们带回到纽约。他们轻装旅行，骑马穿过尤卡坦，在奇琴伊察待了十八天，该地闻名于世，不仅是因为有被称为“卡斯蒂略”的巨大阶梯金字塔，还有巨大的球场。他们还遇到了一些与他们分享宝贵历史信息的当地学者。

卡瑟伍德和斯蒂芬斯又去访问了第一批西班牙探险家提到过的科苏梅尔和图卢姆。在那里，除了成群的蚊子外，他们没看到其他什么特别的东西。于是，两位旅行者于1842年6月又返回纽约。斯蒂芬斯写的另一本畅销书《尤卡坦旅行记事》（Incidents of Travel in Yucatan）在九个月后出版。在书的最后几章，他重申了玛雅遗址是由当地人建造的论断，他们一直生存繁衍到被西班牙人征服。后来所有关于玛雅文明的研究，都是基于他这个直截了当的结论而进行的。

这两个人的考古冒险到此就结束。他们后来又都回到中美洲，为当地的铁路项目做出了许多贡献，由于感染上疟疾，两人只好离开。斯蒂芬斯的身体因为多年的热带病而变得十分虚弱，于1852年病逝于纽约；两年后卡瑟伍德则在纽芬兰岛外海的一次撞船事故中丧生。

他们用文字和草图记录下的这些遗址，四十年之后，才再度有人对其进行科学研究。和莱亚德一样，斯蒂芬斯满足于描述和记录，而把发掘工作留给了后人——除了旅行困难之外，他也并没有经费来进行发掘。再者说，他最初的目的也只是想写一本有关旅行的书。

当西班牙人自15世纪来到美洲时，古玛雅文明就已经被森林灌木吞噬了。然而，当地那些建造了帕伦克和其他伟大文明中心的玛雅人的后裔，仍然保留着玛雅文化中包括古老的传统仪式在内的许多元素。卡瑟伍德和斯蒂芬斯通过绘图和出版物确保了玛雅文明再也不会被历史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