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Ⅰ

1933年上半年，命途多舛的魏玛共和国宣告灭亡，德国的首次民主实践以失败告终，而纳粹集团就在这一片废墟之中登上了权力舞台。到了7月份，纳粹政权所有的基本特征都已经成形。这些特征一直伴随着德意志第三帝国，直至它在十二年后的1945年最终灭亡。纳粹集团消灭了所有层面的公开反对势力，最终建立了一个一党制国家。除了军队和教会之外，纳粹政权整合了德国所有主流社会机构。许多学者都试图解释为什么纳粹党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实现对德国政治和社会的全面统治。一种传统解释认为，长久以来，德意志民族特征之中就有一个弱点：敌视民主，崇尚铁腕领袖，易受军国主义者和阴谋家煽动。然而，如果考察19世纪的德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有关德意志民族特征的说法缺乏根据。在19世纪，德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热潮并不比其他国家弱多少。也许，和纳粹集团能够快速建立全面统治更加相关的一个原因是德国形成统一民族国家的时间相对较迟。希特勒想要效仿的伟大千年帝国——查理曼大帝在约一千年前创建的神圣罗马帝国在1806年灭亡之后，德意志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俾斯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铁血宰相在1864—1871年间多次对外用兵，最后建立了第二帝国，即由德皇统治的德意志帝国。从很多角度看，德意志帝国都是一个现代国家。首先，它有一个帝国议会。和英国议会不同，德国议会经全体国民选举产生，选举能够吸引全国超过80% 的选民参加。其次，议会政党组织有序，是整个政治体系内广受认可的一部分。到了1914年，政党中规模最大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ic Party），党员人数超过100万。社民党坚持民主、平等、妇女解放，主张停止包括反犹主义在内的一切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此外，当时的德国经济活力十足。在世纪之交，它的经济水平已经后来居上，反超英国。在最先进的工业领域——比如电力和化学——德国甚至可以和美国媲美。还有，中产阶级的价值、文化和风尚在世纪之交的德国占据主导地位。现代艺术和文化开始生根发芽，其中包括表现主义者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和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的绘画、弗兰克·韦德金德（Frank Wedekind）的戏剧以及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

当然，俾斯麦帝国也有不那么光彩的一面。在一些领域，贵族特权仍然得以保留；帝国议会权力有限；和在美国一样，德国大工业家极度仇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迫害天主教徒，之后又在80年代镇压羽翼未丰的社会民主党。这些镇压行动使德国人习惯了一种观念：政府能够将一类人群整个儿拎出来打成“国家公敌”，严厉限制其公民自由。面对迫害，天主教徒做出的回应是向社会和政治体制靠拢，而社民党则严守法律底线，拒绝暴力抵抗和革命。1933年面对纳粹政权的迫害时，天主教和社民党又各自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但这一次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此外，在19世纪90年代，小型极端主义政党和极端主义运动开始兴起。它们认为俾斯麦的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因为很多德意志人仍然生活在帝国境外（主要指奥地利，但也包括东欧的部分地区）。一些政治家开始认为德国像英国一样，需要大量海外殖民地。当时，大公司在德国经济中的权力很大，中下阶层在此经济环境下饱受挫败，一些人想煽动这种情绪。这其中不仅有小店主害怕百货公司，职场中女秘书数量的不断增加引起男性职员的憎恶，还有资产阶级在面对表现主义和抽象艺术时的困惑迷失感。在德国大步迈向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人都出现了难以驱散的不安定感。人们需要出气筒，而某些人则迅速找到了泄愤的对象，那就是只占德国人口1%的犹太少数族群。19世纪犹太人在法律上获得了解放，之后他们一直活跃于德国社会和文化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反犹分子看来，犹太人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他们主张应该限制犹太人的公民自由和经济活动。没过多久，选票开始从中央党（Centre Party）和德国保守党（German Conservative Party）等政党手中流向持反犹立场的边缘政党。这些政党承诺要减弱犹太人在德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所谓颠覆性影响，并将此写进了党纲。同时，在一个与此非常不同的领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优生论者开始主张德意志人要自强，为此，德国应该放弃基督教尊重生命的传统，让弱者、残疾人、罪犯和精神病人绝育，甚至杀掉他们。

1914年之前，这些仍然都只是小众思想；也没有人把它们融合在一起，组成什么有影响力的思潮。那时候尽管反犹主义在德国泛滥，但是直接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鲜有发生。改变这一局面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8月，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德国人兴高采烈地聚集到德国各大主要城市的广场上，庆祝战争爆发。德皇宣布，从这一刻起，他眼中再无党派，只有德意志人。就像能够在人群中激起一种神秘怀旧情绪（怀念一个强大而坚定的领袖）的俾斯麦肖像一样，1914年精神成为象征民族团结的神秘符号。1916年战争陷入僵局，德军的指挥权落入曾经取得东线大捷的两个将军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和埃里克·鲁登道夫（ErichLudendorff）的手上。尽管两人竭尽所能，严密组织，然而德国终究敌不过强大的美国。1917年，美国参战。1918年11月，德国战败。

一战战败给德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战后签订的和平协议被几乎所有德国人一致痛恨（虽然假使德国获胜，它也不会对失败者心存慈悲）。和平协议要求德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赔偿德军在占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时造成的损害。同时，德国不能再拥有海军和空军，陆军规模将被限制在10万人以下，且禁止使用坦克等现代武器。

此外，法国和波兰还从德国割走了一些领土。一战使国际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后30年也未能完全恢复。战争不仅造成了巨大亏损，还因为战后奥匈帝国的垮台使东欧产生了大量独立国家，它们在经济上奉行利己主义，阻碍了国际经济合作。尤其是德国，它已经因为大量印钞而为一战付出了沉重代价，它本以为能够靠占领比利时和法国的工业区来以战养战。如果不加税，德国根本没办法支付战争赔款。但是没有一个政府敢加税，因为反对派立马会指责政府收德国人的税去赔偿法国人。于是，通货膨胀爆发了。1913年1美元可兑换4马克；1919年末可兑换47马克；1922年7月是493马克；到12月已经飙到7,000马克。战争赔款要以黄金或实物形式支付，但是在这么高的通胀之下德国人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支付赔款。

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占领了鲁尔区，开始收缴德国的工业设施和工业产品，德国政府宣布采取不合作态度。马克的汇率进一步大幅下跌。1923年7月1美元能兑换35.3万马克，8月是450万，到了10月是252.6，12月是4万亿。德国的经济已行将崩溃。

最后，通胀还是被抑制住了。政府引入了新货币，结束了针对比法占领军进行的消极抵抗。外国军队尽数撤离，赔款事务重启。但是，通胀撕裂了中产阶级，各个利益集团互相争斗，没有政党能将他们团结起来。通胀之后稳健而理性的紧缩政策意味着工业工人和政府文职人员的大规模失业。从1924年开始，数百万人丢掉了工作。商界鉴于当前政府无力带领经济走出通胀，开始寻找其他可能性。对一般中产阶级来说，通胀意味着道德和文化迷失。20世纪20年代现代文化的夸张表达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迷失感：柏林的爵士乐和歌舞表演、抽象艺术和无调音乐、实验文学（比如达达主义者的具象诗歌），不一而足。这种迷失感在政治中也有所体现。战败致使德意志帝国垮台，德皇流亡国外。1918年11月的革命之后，短命的魏玛民主共和国成立了。魏玛共和国有一部现代宪法，赋予妇女选举权并采取比例代表制。不过这些都不是致使其短命的主要原因。魏玛宪法真正的问题是经独立选举产生的总统，他能够援引宪法第48条宣布紧急状态，因此可以获得巨大权力并直接发号施令。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社民党人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任内就曾多次利用这一条款。1925年埃伯特逝世，兴登堡元帅经选举成为新总统。兴登堡是保皇派，对宪法并不怎么忠诚。最后正是在兴登堡手里，第48条对魏玛共和国构成了致命打击。

一战的最后一份遗产是暴力崇拜。这种崇拜不只出现在以激进右翼组织“钢盔”（Steel Helmets）为代表的士兵群体中，还特别体现在年轻一代身上。他们因为年龄不够不能上战场，但却喜欢在家里模仿长辈的英雄作风。一战使德国的政治格局出现分化，左翼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右翼是各种激进组织。在这些激进组织中，最臭名昭著的是自由军团。1918—1919年间的冬天，柏林和慕尼黑爆发了共产党人和极左组织的革命起义，起义被政府利用自由军团镇压。1920年早春，自由军团自己也在柏林发动了一次暴力政变，这次政变随即激起了鲁尔区左翼组织的武装起义。1923年，左翼和右翼的武装起义仍然时有发生。1924—1929年的形势相对稳定，但仍有至少170名各种政治准军事组织的成员死于街头暴力；到了30年代初期，死伤者数量大幅上升。仅仅在1930年3月到1931年3月这一年时间里，大约有300人在街头和会议室的争斗中被杀死。

政治宽容最终为极端暴力主义取代。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开始消减，中产阶级把票投给了右翼阵营，自由派的中间势力政党以及温和左翼政党在20年代中期损失了大量选票。那些积极支持魏玛共和国的政党在1920年之后再未在议会占据多数。最后，共和国的合法性被其司法偏见进一步削弱。支持右翼势力暗杀和造反行动得到宽恕，他们宣称自己是出于爱国动机；虽然军队保持中立，但也对魏玛共和国非常不满，因为政府没有成功说服国际社会放宽《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军装备和规模的限制。虽然军事失败后仓促施行的德国民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但20年代德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致使其不太可能站稳脚跟。

Ⅱ

1919年的德国（特别是在慕尼黑）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右翼极端反犹团体。到了1923年，其中一支脱颖而出：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鉴于希特勒和纳粹党后来获得了巨大权力和影响力，后人对此着墨甚多，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希特勒的党在20世纪20年代结束之前一直处于边缘状态。换句话说，希特勒不是什么政治天才，能够只手为自己和党赢得大众支持。1889年，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起初他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以艺术为志业，但最终失败。希特勒有一项天赋，那就是用言辞煽动群众。他的政党创建于1919年，和其他极右翼边缘政党相比，纳粹党精力充沛、冷酷无情、崇尚暴力。1923年，纳粹党认为可以效仿墨索里尼在前一年成功进军罗马的行为，在慕尼黑发动一场政变，并以此为跳板进军柏林。但是纳粹党在巴伐利亚被军队和保守主义势力打散。枪声一响，人们就作鸟兽散，政变随即宣告失败。之后希特勒被捕，被投入兰茨贝格监狱（Landsberg prison）。在那里他口述了自传形式的政治小册子《我的奋斗》（Mein Kampf），给希特勒打下手的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负责记录。当然，那并不是一幅蓝图，而是希特勒基本思想的概要。如果有人有兴趣一读，就会发现书里主要讲的是反犹主义。

希特勒出狱之时，他创造的纳粹意识形态已经成形。这一意识形态包含了许多毫不相干的东西：反犹主义、泛日耳曼主义、优生学、所谓的种族卫生学、地缘政治扩张主义、对民主和文化现代主义的敌视。当时这些思想都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只是没人将其融合起来。希特勒身边有一批直系下属，其中包括天才宣传家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以及天生的行动派赫尔曼·戈林（Hermann G.ring）等。他们塑造了希特勒的领袖形象，并使他加深了自己的使命感。然而即便有他们，再加上街头褐衫军即冲锋队（Sturmabteilung）的暴力行动，希特勒在20年代行将结束之时在政治上也仍未取得任何突破。1928年5月纳粹党只赢得了2.6%的选票，社民党领导的中间和偏左政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Grand Coalition）入主柏林。不过到了1929年10月，华尔街股价下跌，德国经济形势随之急转直下。而且，美国银行从1924年就已经开始撤去扶助德国经济复苏的贷款。于是，德国银行只能向德国公司索债，而德国公司别无选择，要么裁人，要么破产。许多公司处境艰难。不到两年时间，超过1/3的工人失业，数百万人工资下降或者只能打短工。德国失业救济保险体系彻底崩溃，许多人因此流离失所。同时，德国农业由于国际需求下降也开始土崩瓦解。

大萧条在政治上引发了毁灭性的后果。所谓的大联合政府四分五裂；对于如何应对危机，各党意见很难统一，致使议会不能形成多数，无法产生决议。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了一个以公开的保皇派天主教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为核心、吸收了众多专家的内阁。新内阁强制实施通货紧缩，却让德国经济形势变得更加糟糕。促成这个决定的正是宪法第48条赋予总统的命令权，它使决定绕开了国会。这时，国会的政治权力一方面上移到了总统兴登堡的圈子中，因为他有命令权，另一方面下移到了街头，街头暴力飞速增长，暴力的背后是希特勒的褐衫军在煽风点火。对加入褐衫军的数千名年轻人来说，暴力很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使他们几乎如同染上毒瘾一般，像在1914—1918年战场上杀红了眼的父辈一样向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倾泻着怒火。

许多褐衫军成员在30年代初都处于失业状态。然而，并不是失业让人们支持纳粹分子。其实有更多的失业者投入了德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ermany）的怀抱。共产党的选票一直稳定增长，达到了17%。1932年11月，共产党在国会的席位扩大至100席。共产党发动猛烈的革命动员，承诺要消灭资本主义，建立苏维埃德国。这样的承诺吓坏了德国中产阶级，他们太清楚1918年后俄国中产阶级的惨状了。眼见政府无力解决当前危机，同时又对共产主义崛起惊恐不已，他们不再支持那时候还在争吵不休的传统右派，开始向纳粹集团靠拢。其他一些团体随后跟进，其中包括许多新教小农和体力劳动者，他们出自社民党文化传统薄弱的地区。

几乎所有的中产阶级政党都已完全溃散，只有社民党和中央党成功地控制了损失。到了1932年，他们已经是仅存的温和中间派。在国会他们相当无助，左翼是100位身穿整齐制服的共产党人，右翼是196位纳粹褐衫军代表。政治的两极对立已经达到极致。

1930年9月和1932年7月的选举显示，纳粹党是一个能将各种反对力量揽入怀中的政党，它既受到中产阶级的强有力支持，也受到工人阶级的欢迎。后者尽管较弱，但仍不容忽视。这样，纳粹党在自己的传统选民即中下层新教农业团体之外也获得了支持。其他政党对自己的选票流失感到惊讶，并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纳粹党的成功与任何具体政策无关，而是基于它为德国未来规划的远景：人见人恨、只会制造悲剧的魏玛共和国必须消失；德国人民将再次团结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不分政党和阶级，就像1914年那样；德国必须在国际舞台上重振雄风，再次成为一股领导力量。这些多多少少就是纳粹党纲。纳粹集团也根据受众调整自己的政策。比如，当反犹主义没有得到多少回应时纳粹宣传就对之缄口不言，这种情况出现在1928年多数选区。当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街头激战正酣，兴登堡周围的阴谋家竞相给老总统吹耳边风时，第三股重要势力开始介入政治斗争：军方。军方对共产主义不断崛起和街头日益混乱的局面高度警惕；同时，它也将此看成一个机会，一个推翻魏玛民主、实行威权主义军事独裁的机会。军方希望军事独裁政权能够废除《凡尔赛和约》，把整个国家再次武装起来，夺回德国丢失的领土，甚至可能不止于此。

这时候军方有实力，原因在于它是唯一能使极度脆弱的德国恢复秩序的力量。1932年，兴登堡总统在社民党的支持下成功连任，社民党人支持他，是因为他比希特勒稍好一点。总理布吕宁的末日将近。他一事无成，既没有解决经济危机，也没有使德国恢复秩序。他还得罪了兴登堡，不仅没有帮助兴登堡清除再次当选的障碍，甚至还提出要在德国东部搞土地改革，帮助已经陷入绝望的农民。要知道兴登堡可在那里有土地。军方也想让布吕宁走人，因为他的紧缩政策使重整军备计划无法实施。军方和许多保守派团体都希望和已经是德国最大党的纳粹党合作来推翻魏玛民主。1932年5月，布吕宁被迫辞职，总理位置被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取代。巴本是一个天主教贵族地主，是兴登堡的朋友。

巴本的上台敲响了魏玛民主的丧钟。他动用军队赶走了普鲁士的社民党政府，并准备通过修宪来限制选举权和削弱国会力量。巴本还开始禁止报纸发表批评性言论，限制公民自由。纳粹党的选票数量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再次上升，已达37.4%。巴本原本想要拉拢希特勒，与纳粹党合作，但这一计划最终流产，因为希特勒坚持由自己而非巴本出任政府首脑。巴本在国内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支持。当军队对他失去耐心时，巴本最后也只能辞职。之后，军方换上了自己人库尔特·冯·施莱歇（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却仍未能很好地维护秩序。他的政策是建立一个威权国家，但他同样未能赢得纳粹党的合作，没能制造德国人民同意建立威权国家的假象。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丢掉了约200万张选票。党的财政状况明显恶化，缺乏资金，这使党内产生了分歧。纳粹党内排在希特勒之后的二号人物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Strasser）对希特勒拒绝和兴登堡以及巴本协商表示失望，这位党的组织专家随后选择辞职。纳粹党的虚弱给军方提供了可乘之机。

1933年1月30日，在军方同意之下，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新政府总理。而在新政府中，除了两个例外，其余的全是保守主义者，他们的头儿是副总理巴本。

Ⅲ

从事实角度来说，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标志着纳粹夺权的开始，而不是一场保守派反革命运动的开始。希特勒避免了他十年前曾经犯下的错误：这次他的上台符合宪法规定，还获得了军方和保守主义者的支持。上台之后，希特勒面临的问题变成了如何使自己从魏玛共和国某任内阁总理变成一个一党制国家的独裁者。首先，他考虑让街头暴力加剧。他说服巴本任命赫尔曼·戈林为普鲁士内政部长，这样戈林便可以招纳褐衫军当辅警。褐衫军暴徒到处挑事，打砸工会办公室、殴打共产党人、闯入社民党会议现场打断正常会议进程。2月28日纳粹党的机会来了。一个名叫马里纳斯·范德吕伯（Marinus van der Lubbe）的荷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为抗议失业的不公正，独自一人烧毁了国会大厦。之后希特勒和戈林说服了早已心痒难耐的内阁，采取果断措施镇压共产党。包括党的领导层在内，4,000名共产党人旋即被捕，遭到殴打和虐待之后被送进了新建的集中营。接下来几周，暴力和流血事件丝毫没有减少。3月末，普鲁士警察局报告称，已经有2万名共产党人被关进监狱。到了该年夏天，被捕的共产党人、社民党人和工会人士已经超过10万，甚至连官方都估计已经有600人死于拘禁之中。这一切都源于兴登堡的总统令。在纵火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晚上，兴登堡下达紧急命令限制公民自由，并准许内阁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公共安全。本来只涉及范德吕伯一个人的行动，被后来的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描述为共产党人武装夺权的阴谋，这使很多中产阶级选民坚信兴登堡的命令完全正确。

然而政府并没有在法律层面正式禁绝共产主义，因为它担心这会让本来属于共产党的选票在3月5日的选举中全都流向社会民主党。为了这次选举，纳粹宣传机器在工业界一笔资金的支持下开足了马力；纳粹集团还动用暴力恐吓，使敌对政党的政治会议要么被打断，要么干脆被取消。可是即便如此，纳粹党仍然没有获得有效多数选票，它自己只赢得了44%的选票，在保守的国家人民党（Nationalist Party）的支持下才勉强过了50%。共产党仍然占有12%，社会民主党有18%。这意味着希特勒和他的内阁还没有权力修改宪法，因为纳粹党的票数还远远没有达到要求的2/3多数。然而1933年3月23日，纳粹党还是设法达到了目标。一方面它威胁称，如果达不成目标就要打内战；另一方面，它向中央党代表允诺，称政府将和罗马签订协议保障天主教权利。当天，国会通过了《授权法》（Enabling Act），规定内阁可以不经过国会和总统，直接依靠命令行使权力。此法和《国会纵火案法令》（Reichstag Fire Decree）一起为建立独裁制度提供了法律基础。只有社民党的94位代表投票表示反对该法。

在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社民党和共产党一共获得了221个席位，纳粹党有196席，纳粹党的同盟国家人民党有51席。

不过，社民党和共产党完全无法阻止纳粹党夺权，两党之间存有深刻的矛盾。共产党在莫斯科斯大林的命令下给社民党扣上“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帽子，还说社民党比纳粹党更糟糕。社民党认为共产党不够光明正大，缺乏对基本道德准则的信仰，不愿与他们合作。

两党的准军事组织在街头和纳粹分子打得如火如荼，但是当军方于1933年支持希特勒政府后，他们便不是对手了。他们的人也远没有纳粹冲锋队的人多，褐衫军的规模在1933年2月已经超过75万。

社民党避免流血，坚持遵守法律。而共产党则认为，希特勒政府是垂死资本主义的最后挣扎，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大道就在前方，没有必要发动起义。后来，德国国内的失业率攀升至35% 时，再想发动大罢工已经不可能了。罢工的工人迅速被拼命想使自己和家人摆脱贫困的失业者取代。

在取得工会主要领导人同意之后，戈培尔决定设立一个新的全国性节日。工会长久以来的一个要求得到了满足：从此以后，5月1日成了全国劳动者的节日。在那一天会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聚集在德国各个公共广场，在纳粹卐字标志之下聆听希特勒等纳粹领导人的广播演讲。但就在戈培尔做出决定之后的第二天，全国的纳粹冲锋队员展开行动，突击了工会和社民党的办公室和基地，洗劫财物，掳走资金，然后将其统统关闭。几周之内，大量工会和社民党领导人被捕，许多人在临时搭建的集中营内受尽殴打和酷刑。抓捕行动挫败了工人运动的精神。其他党派也轮番成为纳粹政权清洗的目标。在选举纠纷中分裂为几个小团体的一些自由主义小党游走在政治边缘，后来被强制自行解散。一些流言蜚语开始瞄准希特勒的同盟即国家人民党，同时伴随着对国家人民党官员和代表的骚扰和逮捕。希特勒主要的国家人民党盟友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被迫从内阁辞职。该党在国会的领导人被发现死在办公室，死因可疑。胡根贝格提出抗议，却遭遇希特勒歇斯底里的爆发。希特勒威胁道，如果国家人民党再敢反抗，就让它血流成河。到了6月末，国家人民党宣布解散。剩下的唯一独立大党中央党的命运与之相仿。纳粹当局威胁要解雇天主教文职人员，并关闭其世俗机构。这时教宗正苦于共产主义的威胁，于是罗马和德国政府达成协议：只要中央党同意自行解散，纳粹政权保证会兑现《授权法》通过时已经达成的协议。按照设想，这应该能够保证天主教会在德国的完整性，包括其财产和组织机构。时间最终证明，这项协议就是废纸一张，但同时中央党却和其他党一样消失于无形。1933年7月中旬，德国在法律上已经成为一个一党制国家，因为纳粹政府的一纸法律查禁了除纳粹党之外的其他所有政党。

遭受厄运的不只是政党和工会。纳粹党对现存的各种机构也展开了攻击，影响到了整个社会。每一个州政府，德国联邦政治体系之下的每一个州议会，每一个镇、地区和地方委员会都遭到了无情清洗。《国会纵火案法令》和《授权法》被用来镇压所谓的国家公敌，当然其实就是纳粹仇敌。所有全国性的志愿组织和地方俱乐部都被置于纳粹集团的控制之下，包括工农业利益集团、体育协会、足球俱乐部、男声唱诗班和妇女组织，不一而足。简单来说，所有的组织生活都被纳粹化了。带有政治倾向的竞争性组织被合并为一个单一的纳粹组织。志愿组织的时任领导人要么被粗暴地直接驱逐，要么被警告要向党靠拢。许多组织驱逐了内部的左派和自由派成员，并宣誓要效忠于新的国家和政府机构。纳粹党将这整个过程称为“整合”，从1933年3月一直持续到6月。最后留下来的非纳粹组织只有军队和天主教会及其世俗组织。与此同时，政府还通过了一项法律，对文官系统展开清洗。德国的文官系统十分庞大，其中包括学校老师、大学职员、法官等在别的国家不归政府控制的职业。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派、相当数量的天主教人士和保守派也被驱逐。当时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为保住工作，160万人在1933年1月30日到5月1日之间加入了纳粹党，直至党的领导层下令禁止更多人加入，而褐衫军人数在1933年夏天已经增长到超过200万。

文职人员、法官等群体中真正因为政治原因被解雇的其实很少。

很多人被解雇是因为种族问题。1933年4月7日纳粹政权通过的《文官系统法》（Civil Service Law）允许解雇犹太裔文职官员，不过兴登堡在其中加入的一个条款保住了犹太裔士兵和德皇在1914年之前任命的犹太裔文员的工作。希特勒宣称，犹太人爱搞破坏，是必须被消灭的寄生虫。但实际上多数犹太人都是中产阶级，如果他们有政治倾向，那也都是常见的自由派或保守派。然而希特勒却相信这些人曾经在一战中预谋颠覆德国，并制造了魏玛革命。的确有一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领导人是犹太人，但多数其实不是。不过这对纳粹集团来说没有区别。3月选举过后，纳粹冲锋队在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施暴，追捕这条商业街上的犹太人，对他们拳打脚踢。犹太人集会也遇到袭击。在整个德国范围内，褐衫军冲进法院把犹太裔法官和律师拽出来，用橡皮警棍殴打他们，让他们滚出德国。如果一个被抓的犹太人同时是社民党人或共产党人，那他将会受到更加残酷的折磨。截至6月末，超过40名犹太人被冲锋队杀害。

国外通讯社对类似事件做了大量报道。以此为借口，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领导层实行了一项蓄谋已久的计划：一次针对犹太人店铺和商业的全国性抵制运动。1933年4月1日，冲锋队队员站在犹太人商店前，警告人们不得入内。许多非犹太裔的德国人都照办了，但没有表现出任何热情。而犹太大公司由于对税收贡献巨大，政府暂时没有动它们。戈培尔意识到大众对抵制运动热情不高，几天之后便取消了行动。但是，暴力、殴打和抵制对德国犹太人群体造成了很大影响，截至年末已经有3.7万人选择移民。纳粹当局定义“犹太人”并非根据宗教信仰，而是根据种族标准。他们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对德国的科学、文化和艺术事业造成了十分显著的负面影响。犹太裔指挥家和音乐家，比如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和奥托·克伦佩雷尔（Otto Klemperer），很快就被解雇或者被禁止演出。电影业和广播业中的犹太人和在政治上反纳粹的人很快便遭到清洗。一些和纳粹当局持不同立场的报纸要么被关闭，要么被置于纳粹组织的控制之下。记者联盟和报业协会都接受了纳粹统治。贝托尔特·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托马斯·曼等众多左翼和自由主义作家被禁止发表作品；许多人选择离开德国。此外，希特勒对包括保罗·克利（Paul Klee），马克斯·贝克曼，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和瓦西里·康定斯基（Vassily Kandinsky）在内的许多现代艺术家敌意浓厚。1914年之前，希特勒曾经计划在维也纳艺术学院求学但最终被拒，他呕心沥血创作的具象派建筑绘画被认为毫无新意。在魏玛时期，许多抽象派和表现主义风格的艺术家名利双收，但是希特勒认为他们的作品是毫无意义的乱涂乱画，丑陋无比。他在演讲中大骂现代艺术，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负责人纷纷遭到解雇，代之以积极把现代主义作品移出展览的人。许多在国有教育机构任职的现代艺术家和音乐家，比如克利和勋伯格（ArnoldS chönberg），都被解职。

在1933年和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大约有2,000名活跃于艺术领域的人选择从德国移民。这些人几乎都享有国际声誉。另外，纳粹政权的反智倾向在大学表现尤甚。所有领域的犹太裔教授都被解雇。许多人，包括爱因斯坦、赫兹、薛定谔，马克斯·波恩（MaxBorn）和其他20名曾经或将要获得诺奖的人，都离开了德国。到1934年，5,000名大学老师中大约有1,600人被迫离职，其中1/3是由于他们的犹太人身份，其他人则是因为在政治上反对纳粹主义。16% 的物理学教授及其助手选择移民。在大学里面，学生和小部分纳粹教授——比如哲学家海德格尔——是实施迫害的主力军，他们通过暴力示威游行强迫犹太裔教授和左翼教授离职。1933年5月10日，德国大学生在19座大学城的主广场上举行集会，将大量犹太人和左翼作者的书堆起来烧掉。纳粹集团试图进行一场文化革命，一举清除异质文化的影响，让德国精神重生。异质文化以犹太人文化为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包括现代主义文化。德国人不能只是默认第三帝国的统治地位，他们必须用心和灵魂来支持它。约瑟夫·戈培尔建立的宣传部迅速控制了文化和艺术领域，它是纳粹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工具。但是，纳粹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彻底的现代现象，它利用最新技术、最新武器和最科学的方法按自己的意愿重塑德国社会。在纳粹分子看来，种族是一个科学概念。纳粹分子把种族作为所有政策的基础，按照自己所谓的科学方法改造人类社会。无论是宗教信仰、伦理考量还是长期称颂的传统，都必须为这次革命让路。不过在1933年夏天，希特勒觉得必须要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们，是时候停止革命了，德国需要一段时间的稳定。本书就是从这里开始讲起，这时候魏玛共和国的残骸已被彻底肃清，第三帝国终于掌握了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