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

§1.如果收入能自富人转移至穷人，则所提供的不同种类的商品和劳务的比例将发生变化。昂贵的高档品将让位于更必需的物品，珍贵的酒类让位于肉和面包，新机器和服装厂让位于改造后的小型住房；同时，还将发生与此相类似的其他变化。[1]鉴于这一事实，说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变化有利于或者不利于穷人是不严谨的。每年均会出现并非单一的确定构成的一些物品，间或以这种方式分配，间或以那种方式分配。事实上，以两年共同的观点来看，并不存在作为收入的这种物品，因而也不可能存在作为收入分配变化的这种物品。

§2.然而，这不过是一个文字问题而非实际问题。当我们说收入的分配发生了有利于穷人的变化时，其意思是指，在社会一般的生产能力一定的条件下，以富人们获得他们想要获得的物品的减少为代价，穷人们正在获得更多的他们想要获得的物品。初一看，可能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唯一方式是将购买能力从富人转移给穷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即使两个群组的购买力的数量，即支配生产性资源的能力保持不变，也可能使穷人有利而富人受损。如果生产原先主要由穷人消费的某些物品的技术方法得以改进，而与此同时，生产原先主要由富人消费的某些物品的技术方法受到破坏，使其纯粹的后果保持第5章所定义的国民收入未发生变化，则可能发生上述情况。如果通过某种分配系统或某些其他的机构，迫使富人减少对于穷人来说十分重要的物品的需求，而这些物品是在需求减少因而价格降低的条件下被生产出来的，则上述情况同样可能发生。反之——在第四编中将会看到，这一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由穷人掌握的支配国家生产性资源的份额不论是相对增加还是绝对增加，而且如果他们获取这一较大份额的过程，引致在他们自己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物品的成本上升，则他们可能并未真正获取利得。因此，对于穷人有利的分配上的变化，可以通过购买能力转移或者支配生产性资源能力的转移以外的方式予以实现，而且并不意味着要将这些物品转移给他们。然而，这种转移是最重要的，同时也可能被视为是最为典型的，依靠这些方法，可使对于穷人有利的分配上的变化得以实现。

§3.如果可能，希望以此为基础，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与经济福利的变化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以便与上一章在国民收入大小的变化与经济福利的变化之间所建立的关系相对应。在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任何人在任何时期所享受的经济福利取决于他们的消费收入，而并非取决于他们所获得的收入。因此，一个人越是富有，他可能消费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就会越少。如果假设他的总收入是某个穷人总收入的二十倍，则其消费的收入可能仅是穷人的五倍。无论如何，非常明显的是，收入从相对富有者向相对贫困者的任何转移，是以牺牲较不急迫的愿望为代价的，使得比较急迫的愿望得到了更多的满足，因此，它一定会使满意感的总和有所增加。这样，根据古老的“效用递减规律”，就可以毫无歧义地得出如下结论：任何使穷人手中的实际收入的绝对份额有所增加的因素，在从任何角度判断均未造成国民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都将使经济福利增大。[2]这一结论因为另一种考虑而得以强化。穆勒写道：“人并非想要富有，不过想要比他人富有。贪得无厌的人如果在邻里之间或者在国人中是最贫穷的，则他无论拥有多少财富都会感到很少满足甚至是不满足的。”[3]西格努尔·里格纳诺（Signor Riguano）更为深刻地写道：“因虚荣而产生的需求，少量的能力支出与大量的能力支出一样，都可以使之得到满足。只是由于大量财富的存在，才使得必须用一笔很大的而非一笔很小的开支才能获得这种满足感。在现实中，如果某人希望比另外一个人看起来双倍地富有，即是说他拥有的商品（珠宝、服装、马匹、花园、奢侈品、房屋等等）是另一个人的两倍，则他在拥有十件物品而另一个人拥有五件的情况下，与他在拥有一百件物品而另一个人拥有五十件的情况下，所得到的满足感完全相同。”现在，相对收入与绝对收入的区别，其所决定的部分很可能只占收入的一小部分，这部分收入只用来满足生活必需品和基本舒适品的供给，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加大。换言之，富人收入所产生的满足感的较大比例来自于他们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量。如果所有富人的收入一起减少，收入中的这一部分将不会被彻底清除，因而当控制资源的能力从富人手里转移至穷人的时候，富人所承受的经济福利的损失，相对于穷人经济福利的增加，远比效用递减规律本身所考虑到的要小得多。

§4.当然，必须承认，如果富人与穷人是属于心智结构不同的两个种族，富人天生就能够从任一给定的收入中比穷人获得更大的经济满意感，则这种类型的变化增加经济福利的可能性将非常值得怀疑。进一步地讲，即使没有关于天生的种族性差异的任何假设，也可能承认富人因其修养及教育的本质，能够从一定的收入中——例如1 000英镑——比穷人获取更大的满意感。因为，任何习惯于某种生活标准的人，如果突然发现其收入增加了，他就很容易将额外的收入挥霍于刺激性的娱乐之中，当把这种间接以及直接的效用考虑进去的时候，这甚至可能导致满意感绝对地减少。不过，对于这种争论，可以给予充分的解答。的确，在任一给定的时刻，长年贫困的人的偏好及性格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环境的影响，因而收入突然大幅度的增加很可能使他们有相当不理智的消费，这些消费所蕴含的经济福利很少，甚至没有。但是如果这一较高的收入能够维持较长的时间，这个阶段就会过去；反之，如果收入的增加是渐进的，或者更好地，收入的提高未能被人直接察觉——例如通过价格的降低——则不理智的消费阶段根本就不会出现。无论如何，坚持认为穷人的不理智消费行为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他们的收入的增加不会产生出任何经济福利的观点，将使矛盾超出合理的讨论能够进行下去的限度。我们认为正确的观点应该像梅赛·普林格尔（Messrs Pringle）和杰克逊（Jackson）在其向济贫法委员会所作的专门报告中曾经出色地指出的那样：“正是在没有技能并最无教育的这一部分人口中，酗酒继续占据着它的市场；当工作阶层中的这一部分人获得更加正常的就业和较高的工资时，人们将提高责任心和素质。整个国家的工资提高，饮酒账单的减少，这是我们最为期盼的进步现象之一。”[4]问题的本质是，在现存的条件下，就穷人的智力结构而言，收入的增加纵然在短期没有带来什么利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更具体地说，如果时间长到允许新一代人成长起来的话——则拥有这笔收入，就有可能使他们通过教育或其他的方式，开发出适应享有增大了的收入的能力和本领。因此，从长期来看，富人与穷人在兴趣和偏好方面的差异，将会由他们之间收入的转移这一事实所弥补。因此，很明显，不能把它们作为证明不存在转移的利益的理由。[5]

§5.不过，上述类型的一般性推理为我们的理论提供形式上的判断虽属必要，但它并不必然使我们在实际上确信它是有效的。为此目的，只需回顾一下近期英国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即可。由于数据不完整，因而无法对此进行任何精确程度上的计算。不过，以鲍利（Bowley）[6]博士所做的工作为基础，我们不妨大胆地对战前时期作出如下粗略的估计。英国最富有的12 000个家庭大约获得总国民收入的1/15，最富有的1/50的人口大约获得总收入的1/4，最富有的1/9的人口大约获得总收入的1/2，其余的人口占总人数的一半多一点，系由少数独立工人们、年收入低于160英镑的薪酬获得者以及实际上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整个群体所组成。以下由鲍利博士给出的数据表，对于1911年最后这一群组各部分人口之间收入分配的估计，使问题更加深入。

的确，在研究这些数字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与富有男人当家的家庭相比，在收入低的男人当家的家庭里，妻子和子女更倾向于去挣工资。因此，家庭之间的分配可能比个人之间的分配更为可取。不过，相比之下，这一点是无足轻重的。所引证的数字实实在在的含义由同一作者对战前四座工业城镇生活条件的研究非常明确地揭示了出来。这些城镇总体包括“大约2 150个工人阶级家庭，人口为9 720人。这些家庭中的293个或13.5％，这些人口中的1 567人或16％，生活在非常贫困的状态”，其收入之低，以至于完全合理地安排开支，他们也不能获得足够的给养。“出现在我们数据表中的3 287个儿童中有879人，或者27％，生活在不能达到为健康生存所必需的最低生活水平的家庭中”。[8]当然，富裕阶层超出的收入量并不代表超出的消费量。英国每年新投资的主要部分——战前约为3.5亿英镑——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开支的大部分——超过2亿英镑——均由他们所提供。因此，每年由富裕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用于各种奢侈品的开支不会超过3亿英镑。此外，货币收入的估计倾向于相对地夸大富人的实际收入，因为对于相同的劳务，富人往往要比穷人支付更高的价格。例如，伦敦的一些商店，根据“优雅的风度”实行差别定价，旅馆同样也经常实行差别定价。有人认为，富人货币收入的25％，不代表相当的实际收入。[9]同样，对货币收入的估计，由于忽略了对穷人有利的差别定价，有时会使穷人的实际收入看起来比其真实的水平还要低。因此，鲍利博士指出：“一位肉贩有可能对白天的客户提高价格而不会对其销售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不能对晚上的客户也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则比富人阶层承受稍微提高了的价格。这种考虑特别适用于周六晚间大批量购买的情况。”但是，在所有的修正都已加以考虑之后，上述引证的数字毋庸置疑地表明，战前以至于现在，富人阶层的确拥有相当一部分超出的收入，鲍利博士的术语，可以通过转移给予“攻击”。

§6.战后对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收入分配的某些研究，已由鲍利博士与特别关注1924年的乔塞亚斯·斯坦普（Josiah Stamp）所完成。通过这些研究可以看出，最富有的阶层，即税前总收入超过9 400英镑，大致相当于战前价格水平的5 000英镑，其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10]一般来说，这些学者给出如下结论：在工资收入、其他收入与不劳而获的收入之间的分配关系，发生了稍微有利于工薪阶层的变化。从平均水平来看，体力工人们的实际收入略有提高，同时，他们还拥有在保险方案以及其他公共开支中对其有利的转移性支付。此外，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还大约减少了1/10。这一变化与源于房屋不动产和固定利率投资的实际收入的下降相关联。指标显示，两个时期（即1911年和1924年）核定的税前支付的总利润，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几乎相等。工薪收入阶层中的妇女和非技术工人在工资方面获得极大的实际利益；技术工人的大多数在1924年的收入至少与1911年的相等（对上升的价格调整之后）。[11]这些变化对于极端贫困者的生活意义重大，鲍利博士在战后对上节所提到的四座城镇的生活条件所做的第二次调研，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他写道：“纵然假定所有的家庭在某一周均遭受失业之苦，没有足够的生活资源，并且其失业是长期的，1924年这些城镇中的贫困家庭的比例将降至1913年的比例的1/3（3.6％对应12.6％）。”[12]此外，“如果假定实现了充分就业，则通常只靠一个男人挣钱养活的贫困家庭的比例，在1924年的仅相当于1913年的1/5；反之，如果假定失业造成了最坏的影响，则1924年的该项比例仅略大于1913年的比例的1/2。”[13]这一明显的改进部分地是由于每个家庭子女平均数量的减少（占总影响的1/3左右），主要地则是由于非技术劳动者实际工资率的提高。然而，不管这一改进如何，不管这种事实怎样，“当把赋税的整体影响均予以考虑之后，富人所掌握的可用于储蓄或支出的实际收入，的确低于战前的水平”，[14]不论税前还是税后的收入分配都仍然十分不均。例如，事实上在1924年，一年大约有1亿英镑的净收入，即全国总收入的2.5％被3 000个家庭所拥有。为此，我们应该毫不迟疑地认定，只要收入整体没有减少，则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以富人阶层实际收入等量的减少为代价所实现的穷人阶层实际收入的任何提高，一定会带来经济福利的增加。

§7.应该注意到上述结论并不严格等于这一命题，即在其他条件一定的前提下，能使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降低的任何物品，均能使经济福利增加。如果社会只是由两个成员所组成的，则的确与此相符。可是在成员数量多于两人的社会中，“使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降低”的含义就会模糊不清。帕累托用收入超过任一数值x以上的数值的对数，除以x的对数，来量度分配的不均等的程度。除非我们接受帕累托的观点，否则很难采用这一量度。帕累托认为，在任何给定的收入分配中，两个对数之间的比值，对于所有的x的值，均大致相等；即便如此，这仍然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是否他的量度的倒数，——当然，如果量度本身表示较大的平均程度的话，则其倒数应代表较不平均的程度，——比原量度更不可取。在其他有关不均等的量度中，人们最为熟知的是均值的均方差。根据这种标准可以证明，假定社会成员的性格基本相同，分配不均等程度的降低有可能，尽管不是必然增加满意感的总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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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注意的是，如果分配的改变更有利于穷人，则人们将转而消费的物品之一就是准商品——休闲。众所周知，高工资的国家和行业，一般来说同时也是工作时间短的国家和行业，而且是为弥补家庭预算要求妇女和儿童从事挣工资的工作最少的国家和行业。美国劳工局的《第54号公报》（第1125页）关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比利时木匠的工资率和劳动时数的统计数字可以说明前一点。西德尼·查普曼（Sydney Chapman）先生注意到德国矿工的收入占到其家庭收入的65.8％，而较为富裕的美国矿工的收入占到其家庭收入的77.5％（《工作与工资》，第一卷，第17页），这一事实可以说明后一点。仔细分析朗特里（Rowntree）先生关于约克郡的有趣的数据表，就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贫穷》，第171页）；维塞莉斯基（Vessllitsky）女士证明，主要是因为在这些地区妇女从事低报酬的家庭工作，例如，在英格兰，“在那里男劳工恶劣的条件使其妻子不可避免地去补充丈夫的收入”，因此，在男人工资较高的地区，妇女只有在获得良好报酬的工作时才会在工业部门工作（《家庭工人们》，第4页）。同样，也可以在近期英国历史上出现的工资上涨与工作时数减少之间确定出类似的相关性。而且，我们认为在英国不同地区对工资率和工作时数所进行的研究，将揭示出同一类型的相关性。《1908年劳工统计摘要》（第42页及以后）给出的关于瓦工工资和工时的统计数字也是如此。这些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不容易与本书后面所陈述的方法相吻合，因为休闲并未作为一种商品包含于我们所定义的国民收入之中。然而，到目前为止，当分配的改进造成某些物品对休闲的替代时，一定会带来国民收入的减少。很明显，当我们考虑分配的改变对经济福利的影响时，这种减少应该予以忽略。因为它们导致的生产的缩减所造成的福利的损失，一定小于由休闲自身所产生的福利的利得。

[2]从变化之前的时期判断，某种转移造成了收入大小的缩减，而从变化之后的时期判断则不缩减；反之亦然。对于这种困难的情况，这里将不加以考虑。此后将假定，我们所谓的收入的变化，从两个相关的观点来判断不是正的就是负的，因此，除有特殊理由之外，我们均将简单地说收入增加或者减少。

[3]《关于社会自由的遗著》，《牛津与剑桥评论》，1907年1月。

[4]《白皮书4795》，第46页。

[5]当然，同样地，当我们以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时，关于富人因实际收入的减少而获致特殊伤害的争论也变得无足轻重了，因为富人们会被迫放弃他们原来形成的习惯。

[6]《经济学季刊》，1914年2月，第261页；以及《战前工业产品分类》，1918年，第11页和第114页。

[7]《当代评论》，1911年10月，第1页。

[8]《生计与贫困》，第46～47页。贫困儿童比例过大的原因有二：一是贫困家庭通常比其他家庭的比例大些；二是大家庭本身即是生活贫困的原因。参看鲍利：《社会现象的量度》，第187页。

[9]厄威克：《奢侈与生活的浪费》，第87页和第90页。

[10]《国民收入》，1924年，第58页。

[11]《国民收入》，1924年，第58～59页。

[12]《贫穷减少了吗？》，第16页。在这一段所给出的关于1913年的百分数与《生计与贫穷》中所给出的百分数之间的差异，明显地来自于以下事实，即后面的研究在计算中没有包括480个中高阶层的家庭（参看《生计与贫穷》，第46页脚注）。

[13]《贫穷减少了吗？》，第21页。

[14]《国民收入》，1924年，第59页。当然必须明了的是，富人沉重赋税的主要部分，成为对于富人所提供的战争贷款的利息支付。

[15]如果收入的平均值为A，收入的项数为n，而a1，a2，……是相对于平均值的差值，根据我们的假设条件，总满意感=nf（A）+（a1+a2+……）f′+（+……）f″+（+……）f'''+……，不过我们知道{a1+a2+……}=0。
我们无从判断第三项之后的各项之和是正值还是负值，但是可以肯定的是，f″是负值。因此，如果第四项及其之后的各项相对于第三项来说都很小的话，则可判定，一般来说这是可能的，越小，总的满意感就越大，当然，之和与均方差或标准差也会在同一意义上发生变化。道尔顿博士在《收入不均等性的量度》这篇出色的文章中已经证明，在众多的收入均远离平均值的社会里，上述推论成立的概率将会很小（《经济期刊》，1920年9月，第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