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

本书初稿成于1988年，至今已近24载。其间，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皆已发生沧桑之变。初稿草成之时，国内正处在各种学术新潮激荡之期。学界派别林立，斗艳争芳，有如大江东去，千帆并发。但各种观点都指向同一目标——讨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样态、进程与去向。笔者在王笛、张力、史波诸兄鼓动之下，亦不揣浅陋，梳理中国近现代新思想发展史，试图为认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与趋向提供一种参照。于是奋力两载，草成是书。及至初版之际，世事已非，但觉存稿满纸激情，一腔热血，正是当年风貌的记录，本身就是一个有历史价值的文本，因此全照旧稿付梓。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在大步前行，新一代人对现代化的思考也未中绝，只是理性已经远远超越了激情。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场风云一度、高潮迭起的关涉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讨论热已分明地进入了沉寂之期，但讨论仍在继续。在这次大讨论的前期，有学者曾提出过一个深谋远虑的问题：从戊戌维新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几次大讨论，都无一例外地重复了“惊人相似”的“三部曲”式的循环：反传统—重新认同传统—中和现代与传统。希望此次能超越这一轮回，走出一条新路。然而，当中国现代化引发的新一轮中国文化讨论走完20年历程之后，留给回忆的面貌却仍有“似曾相识”之感。新文化运动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而迅速走向高潮。一时间反传统声势浩大，传统派奋起反击。中西古今，辩难批驳，此消彼长，难分难解。于是有“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出，融合中西、汇通今古。如此七八年轰轰烈烈之后，讨论便很快平静下来。两相对照，这次大讨论，无论是论域的演变，还是形式的转换，都与新文化运动大同小异，几乎是标准地重演了当年的“三部曲”。论者对此深有民族不幸之感，然而仔细思量，似觉大可不必。其实，反传统文化也罢，重新认同传统文化也罢，“极高明而道中庸”也罢，尽管都试图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文化依凭，但20多年过去后，中国的现代化确乎并未依任何一派观点前行。各家之说无外乎是一种带有现实关怀愿望的学术见解而已。反观历次讨论，反传统文化与保守传统文化的论争很大程度上实为对待普世价值的不同态度。而所谓普世价值只是人类文化某些层面上的共同性，认同与反对都无损于一个民族文化传统向未来的展开形态。1987年，甘阳曾指出，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其落脚点不在过去，恰恰在未来，是向未来敞开着的无穷的可能性或者说“可能世界”。但他未说明这种向未来敞开可能世界有一个总体性方向指示，每个民族的传统只在此方向上向未来敞开它的无穷可能性。这个方向指示在本民族文化演进的历史中形成，但究竟一个民族文化何以产生其特有的方向指示，很难说有从发生论上予以清晰澄明的可能性，也很难预测它是否具有在未来被自身的发展突破而走向另一方向的可能性。传统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中，沿着一个方向向未来敞开可能世界这一特征表明，传统（核心是价值观）并非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文化的叠加，或者说并非过去、现在、未来的各种文化因素各不相关地加入传统，而是传统按照向未来敞开可能世界的方向指示，把各种文化因素有为地纳入自身之中，各种文化因素在传统的各种关联中融入传统。现代化就是传统在现代人循历史的方向指示加入新因素的境况下敞开的一种可能世界。由于新因素融入传统是一个相因永续的过程，因而现代化并不是一个既定社会形态，也不是指向一个不变目标的社会运动，而是“指社会转变始终开放着的过程本身”。在这个过程中，人为地倡导普世价值与人为地保守传统价值都很难说能对“过程”本身产生多少实际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研究者在人类知识系谱中留下的一些印记。在中国历史转型时期，一代代激进的中国文化人批评中国古代文化，竭力追寻普世价值，也只是形成了历史思想的一个维度，对这个历史侧面加以研究与对保守中国古代文化派的研究显然具有同等的意义。本书的旨趣大致属于前者。

2007年考入四川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的李瑞先生提议将本书修订重版，我亦有此考虑，但苦于时间有限，难于一一重考史实、丰富原书，因此将修订本书的工作委托李瑞博士主持。李瑞经过数年努力，理清原书思路，制订修订计划，启动修订工作。此间，笔者本人亦反复思虑，终觉原稿梳理和展示的各个时期激进的中国人追寻普世价值的奋斗精神亦属难能可贵，且其探究至今仍是学界关注而尚无共识的重大问题。因此，保留原稿的基本观点不无意义，由是决定修订书稿主要作论证的深化处理。当然，时移事迁20多年，修订者亦形成了诸多新见，自觉或不自觉地浸润于字里行间。

现书稿修订已成，由原16万字增至30余万字，内容的丰富和论证的深入已远在原稿之上，可说已是一部新作了。论域广大，史事浩瀚，加之功力有限，把握不易，谬误瑕疵，在所难免。窃望指正，不胜殷殷！

陈廷湘

2012年3月于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