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吕之书无暗合
后世学者如尤袤盖误将吕祖谦书《后记》作全书，以致认为吕祖谦书存在与吕大防书暗合的现象。尤袤（1124—1193）《与吴斗南书》言：
顷得吕东莱所定《古易》一篇，朱元晦为之跋。尝以板行，乃与左右所刊吕汲公《古经》，无毫发异，而东莱不及微仲尝编此书，岂偶然同邪[1]？
显然，尤袤盖误以《古周易》的《后记》一篇为全书，发现两吕定“古易”经传篇章“无毫发异”（两吕《后记》尚存微异），故有此疑惑。吴仁杰曾刊李焘《周易古经》，当知吕大防、晁说之书皆有全文，且二吕书具体文字尚有差异，可澄清此疑惑。可惜吴仁杰回信今不传。
后来魏了翁（1178—1237）门人税与权也持异议。税氏于《易学启蒙小传·周易古经发题》一书曰：
按吕汲公元丰壬戌（1082）昉刻《周易古经》十二篇于成都学官，景迂晁生（晁说之）建中靖国辛巳（1101）并为八篇，号《古周易》，缮写而藏于家。巽严李文简公（李焘）绍兴辛未（1151）谓北学各有师授，《经》名从吕，篇第从晁，而重刻之。逮淳熙壬寅（1182），新安朱文公表出东莱吕成公《古文周易经传》、《音训》，乃谓编古《易》自晁生始。岂二公或不见汲公蜀本欤？然成公则议晁生并上下《经》为非，而文公《易本义》则篇第与汲公吻合。[2]
税氏盖未见吕祖谦书的全文。他认为吕祖谦、朱熹曾见吕大防书，只是不知为何不曾提及。细考税氏所据，他认为晁书本吕大防书，仅重定吕书十二篇为八篇，并缮写藏于家，李焘曾重刻晁书。因此，吕祖谦既见晁本，当见吕大防本。
吕大防书与晁说之书不同，税说有误。据李焘《周易古经》（《四库》本《古周易》）曰：
右《周易古经》八篇，并吕氏、晁氏《后记》各一篇。谨案：元丰五年，（1082）正愍吕公微仲始厘析王辅嗣篇第，别定为十有二，如刘歆《六艺略》首所列施、孟、梁丘三家者，刻板置成都学宫，于文字句读，初无增损。建中靖国元年（1101），景迂晁生以道又辑诸家异同，或断以己意，有增有损，篇第则倣费长翁未解辅嗣未注以前旧本，独并十二为八耳。吕、晁各出所见，初不相祖述，亦犹李敏仲与王子雍殊隔，而传《易》、《书》、《诗》、《礼》其指归则暗合，学者必贵自得。
据此，两书不仅篇章有别，内容亦异。吕本用王弼通行本，正文则“于文字句读，初无增损”；而晁书则广辑诸说异同，“或断以己意，有增有损”。此外，两书也无承袭的关系，李焘此说也有旁证，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于吕大防《周易古经》条下言：“凡十二篇，别无解释。”[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于晁说之《古周易》条下言：“卷首列名氏二十余家，文字异同则散见于卦云。”[4]晁、陈二氏目见原书，所言足以辅证李焘之说。
不过，税氏言吕祖谦、朱熹当见吕大防本则不误。首先，吕大防书虽刻于成都，然而李焘又将吕书与晁书的《后记》合刻[5]，而晁书乃家藏手稿，经李氏刊刻而流传；故吕祖谦所见本当是合吕大防《后记》的合刻本。其次，晁氏《后记》中明言“《说卦》第六、《序卦》第七、《杂卦》第八，以上三篇同吕氏。”若吕祖谦未见吕大防本，见此文，也当深考吕大防书。最后，据李焘《后记》，则李焘亲见吕大防书，吕祖谦与朱子与李焘的交情不浅，若两人不见吕大防书，也可向李焘借阅[6]。
既然两人曾见吕大防书，为何又不将始编“古易”者归之于吕大防呢？这就要涉及吕祖谦如何界定重编“古易”的必要条件。据吕祖谦《古周易》的《后记》言：
汉兴，言《易》者六家，独费氏传古文《易》，而不立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然则真孔氏遗书也。东京马融、郑玄皆为费氏学，其书始盛行。今学官所立王弼《易》，虽宗庄、老，其书固郑氏书也。费氏《易》在汉诸家中最近古，最见排摈。千载之后，岿然独存，岂非天哉！自康成、辅嗣合《彖》《象》《文言》于《经》，学者遂不见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编《古周易》，将以复于其旧。而其刊补离合之际，览者或以为未安。某谨因晁氏书，参考传记，复定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为断。其说具于《音训》。[7]
据此，可知吕祖谦认定“古易”（实当作古本《易》）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所定具体文字应与古本合，如“惟费氏《经》与古文同”；二是所定版本也要与古本合，如“篇目卷帙，一以古为断”。两者缺一不可。吕大防书仅重定篇次，具体文字则全同王弼本，故其书不合吕祖谦所设的标准[8]。以此标准衡量前贤（北宋），则始定“古易”者自然便是晁说之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取尤袤、税与权之说而不加考辨，即言：
其书（吕祖谦书）与吕大防书相同而不言本之大防，尤袤《与吴仁杰书》尝论之，然祖谦非窃据人书者，税与权《校正周易古经序》谓偶未见大防本，殆得其实矣。[9]
《提要》引税说有遗脱，已见前。《提要》失误在于所录题作吕祖谦撰的《古周易》即包括吕大防书及李焘《后记》对其书的解题。仅隔数页，便两相抵牾。
因此，吕大防书本王弼本，而吕祖谦书则据晁说之书，两者内容不同，不存在暗合现象。除两者正文差异外，吕大防书认为经传无别，故十翼去“传”字，从“上经第一”至“杂卦第十二”，按经传次第编次；吕祖谦书则认为经传有别，故十翼留“传”字，仅于十翼加次第，从“彖传第一[10]”至“杂卦第十”。这反映两人在定“古易”观念上还存在不小差异[11]。
综上所述，今《四库》本《古周易》，并非吕祖谦所撰，乃后人取吴仁杰刊刻李焘书的《后记》及李书的《后记》，补入吴氏《集古易》一书而成。因吴氏《集古易》仅择各家的《后记》，后人误将各《后记》作全书，又不考各家之说，以致怀疑吕大防书与吕祖谦书存在暗合现象。吕大防书本王弼本，吕祖谦书则本晁说之书，而晁说之书引诸说而断以己意；因此二吕书不同。吕祖谦曾见吕大防书，然他考订“古易”的标准涉及文字与版本两方面，因吕大防书无订正文，故吕祖谦将始订“古易”者归之于晁说之。
现将四库本《古周易》用图表归纳如下：
续表
[1] 参见朱彝尊《经义考》卷十九，此文又见于《梁谿遗稿》，朱彝尊辑尤袤《梁谿集》佚文而成，只是“尝版以行”却作“当版以行”。见（清）朱彝尊辑，尤袤撰《梁谿遗稿诗钞》一卷，《文钞》一卷，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6册影印清康熙三十九年尤侗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
[2] 此文也见于《经义考》，然朱彝尊删去“然成公则议晁生并上下《经》为非，而文公《易本义》则篇第与汲公吻合”一句，以回护吕祖谦、朱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同朱氏所引。参见（宋）税与权《易学启蒙小传·周易古经发题》，康熙十九年《通志堂经解》本，第6页。
[3] （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8页。
[4] （宋）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第2页。
[5] 据税氏之说，结合李焘《后记》，则李焘己书内容与晁说之书全同，仅取吕大防《周易古经》书名，李焘重刻乃晁书，非吕书。
[6] 据《年谱》及《宋史·李焘传》，吕祖谦于淳熙三年（1176）十月，经李焘荐，重修《徽宗实录》。参见杜海军《吕祖谦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3页；《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873页。朱子也与李焘有交往，如《答李焘翁》，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第廿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52页。
[7] 见《书所定古周易十二篇后》，见《东莱吕太史文集》（《丛书集成续编》，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影印《续金华丛书》本，第128册，第529页。又见《四库》本《古周易》后，《经义考》卷三十，黄灵庚主编《吕祖谦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1页。
[8] 《郡斋读书志校证》引清沈严录何焯批校本，何焯曰：“《易》之复古，自微仲始。”见（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第38页。盖何焯以重定“古易”编次为订“古易”的标准。然仅据此标准，范谔昌《易证坠简》已重定“古易”编次，也不可谓吕大防为最早者。
[9] 王伯祥断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49页。此外，《提要》又言：“《书录解题》又载《音训》二卷，乃祖谦门人王莘叟所笔受，又称朱子尝刻是书于临漳会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说。此本皆无之，殆传写者遗之欤？”按：既然此书乃吴氏《集古易》所录，则吕文乃吴氏有意择取，非传写遗脱。
[10] 按《古易音训》作“彖传第一”（《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嘉庆七年刻本），而《东莱吕氏古易》则作“彖象传第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笔者取《古易音训》之说。
[11] 除篇目外，《系辞》部分，两者也存在差异：如吕大防全本王弼本，沿孔颖达《周易正义》的分章；而吕祖谦则取孔颖达、程颐、晁说之、朱震四家之说。吕祖谦还有考订错简，《上系》第十一章从晁氏，章首天一以下二十字移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