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情怀[46]

程美东

摘　要　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文化运动，是对近代中国历史上政治精神与人文精神逆动效应的深刻反思，是对辛亥革命后社会政治发展不满产生的政治悲情意识的文化激情表达，是中国传统家国情怀与世界现代开放意识在近代国人身上双重反应的升华，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其文化思想的关怀更多的是一种为中国寻找根本出路的殷切政治情怀的体现。

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政治情怀；人文精神

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文化运动，已经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这场浸透了当时最先进知识阶层心血的社会运动，由于其产生的特殊历史时代和提倡者们的身份、价值取向等因素，尤其是在国家和个体生存压力下形成的近代以来以追赶、学习西方现代化为直接目标的社会背景的因素，导致其文化思想的关怀更多是一种为中国寻找根本出路的殷切政治情怀的体现。

一、新文化运动是对近代中国历史上政治精神与人文精神逆动效应的深刻反思

政治精神关注现实社会的秩序性如何，其着眼的焦点是某种社会模型是否“存在”，人文精神则关注一定社会现象的“存在”是否“合理”。可以说，人文精神应该是政治精神的母液，而政治精神则保证着人文精神以波浪式的水平不断丰富、发展。从人类社会发展必要性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应该表现为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自近代以来，欧美诸国正是通过对尊重人性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重新弘扬、光大，才滋生了新的政治精神。新的政治精神促成了社会秩序的重新合理化，并通过生产力的间接作用，又使人文精神得到良性互动，才减少了社会摩擦，从而保证了欧美诸国能在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进。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之所以能保持相对的延续性，就是以大一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精神与以重视家族利益、团体利益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互动结合作为基础的。

近代中国是在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中被拽上现代化发展轨道的，这种背景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它不是在人文精神的充分发育下而启动脚步的，而是一种被动式的发展。这种特色就导致在中国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政治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呈“逆动式”发展关系。这种“逆动”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政治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倒置，人文精神不但没有对政治精神的发展起到应有的“哺育”作用，反而政治精神决定着人文精神的发展走向；其二，由于上述“源”“流”关系的倒置，遂导致政治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始终存在着根本的冲突，虽然这种冲突由于政治精神权威的强大而很难“白热化”，但此间中国社会的人文精神无法得很好的发展、弘扬，政治精神自然也无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得到充分的发展。这种“逆动”的发展，在特定的时期内对社会发展也许有益，但若长期持续下去，便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便是其中的一个明证：一方面，他们的生存价值没有得到现实政权和民众在理念上和实践中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另一方面，他们在对当时中国发展的影响上，也没有留下足以长期传承的丰厚精神财富。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却在此间扮演了非常尴尬的“多面人”角色。

有人说，“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进步的，民主共和主义的面孔；在某种程度上，掩盖着另一张‘封建主义’的面孔”。[47]其原因就在于这两者的冲突。辛亥革命的两张面孔是必然的，他们是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产生的，他们的理性知识和内在文化价值不是平行产生的，一个是自觉的学习过程，一个是潜移默化的自然认同过程。所以，当时的许多新派人物都具有两面性。

二、新文化运动是对辛亥革命后社会政治发展不满产生的政治悲情意识的文化激情表达

辛亥革命后的乱象使得那些寄希望于通过制度变革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知识精英感到了沮丧，他们改造、振兴中国的价值文化和以西方为模板的理性认识都没有改变，因此他们急迫地寻找他、另辟蹊径，知识分子的思维惯性使得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从文化的视角来思索中国现代化的出路。

他们那种以为清朝垮台、民国成立，实现政治变革、建立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体后中国面貌即可焕然一新的愿望，被北洋军阀统治的残酷现实击毁了，极度的希望转而化为极度的悲情。为了学习西方，为了复兴中国，这些当时站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先贤们，做过很大的努力和许多的尝试，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及至中华民国成立，国家却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这不得不引起这些曾经激情满怀的知识分子的失落、无奈、悲愤。他们的失落、悲愤不是基于自己社会理想的科学性、必要性的怀疑，而是更多地感叹于国人的智识不够、眼界不宽、私欲膨胀、自主不足等主观方面文化修养不足。在一个现代意识普遍未开的社会，如何实现上下一致专事于现代化事业？于是，他们执着的信仰使得他们本能地从这种现实的悲情中走出来，转而从文化角度来思考中国现代化的方法、途径。他们把建构民主社会相关的西方政治社会实践已经显示出来的那些政治价值观、公民的民主规则的养成和科学理性的基础，以及与西方政治文化相对立的一些中国文化的痼疾，如重人文、轻科技，重家族、轻个体和重尊卑贱等因素，做了系统的研究，从而在此基础上以一种真理重握在手的优越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开始了激烈的文化政治批判。

陈独秀在1916年的文章可以说是这种心态的典型代表：“盖吾人自有史以讫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48]“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人类进化恒有轨辙可寻，故予于今兹之战役，固不容怀悲观而取卑劣之消极态度，复不敢怀乐观而谓可踌躇满志也。故吾曰：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觉悟维何？请为我青年国民珍重陈之。”[49]陈独秀的这段文字写于民国5年，从中可以看出其豪放执着的性格，也可看出其对于现实的严重不满，他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了青年一代的文化价值观的培养上。他的这种思想轨迹为当时进步文化人共同所有，只不过具体的实践有所差异而已。不少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后颓废了，因为美好的理想在极度失落的现实冲击下，很容易因为精疲力竭、无可奈何、现实诱惑等因素而感到失望、归于消沉，转而或寄情山水，或皈依佛门，或声色犬马。那些怀抱坚定民族振兴理想的人面对这个政治残局，于悲情万分之时，很容易迁怒于其他因素——非自我性努力的因素。从器物到制度，近代中国人都尽力学习了西方，为此而耗尽了心机，却落得北洋军阀统治的下场。这让仁人志士们很是不满，也很是不甘。为了寻找其中的答案，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解剖我们现代化蹒跚而行的根源。后来发生了那么多的激烈反传统、批传统的声音，真的是很自然了，因为这个运动本质上是辛亥革命的延续，是近代中国追赶西方的政治抱负在屡败屡战的痛苦经历折磨下的一次激烈的反弹。这些爱国者把民族的生存、延续、强大视为最高的追求，至于汉字、孔教、习俗等等，在他们看来都是过去时代中国人生命的一个载体而已，本来就不具有永恒的意义，因此他们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激烈反常，很少中庸之道，因为他们是在有意地以文化激情的方式来尽情宣泄、驱赶政治悲情，以此来凝聚年轻人、自励自强、鼓舞全国的有识之士。

三、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传统家国情怀与世界现代开放意识在近代国人身上双重反应的升华

近代中国的先贤们对于西方的承认、学习、推崇总体上看是在维护国家独立完整、延续中华民族血脉、实现中国更生的一步步升级的家国情怀的牵引下而形成的。从扶清保皇到保国保种，再到民主共和，其内在的动力都是传统的家国情怀。但是，在近代逐渐被融入到西方的发展进程的大潮之下，他们逐渐地拥有、完善世界现代开放意识。在世界现代开放意识的影响下，他们初始所接受的家国情怀必然在更宏大的视野和更新的思想境界的接触中有所调整，不可能保持原来的具体实践指向了。原来的家国情怀更多关注的是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形式的保留，而经过世界现代开放意识的洗礼，他们自觉不自觉、理性非理性地对于家国的概念和内容都有了现代化的期许，其中的文化成分和政治成分从理论到实践都在不断地与时偕行，国慢慢演变为现代民族之国，家逐渐有了平等自由之风。可以说，现代世界开放意识给予中华家国文化传统以升华，表现出中国现代化的主动进步性。

另一方面，这种家国文化情怀多少有点使他们在理性上不情愿被开放的世界现代意识所同化，而特别希望能在其中找到两者的集合点。所以，中体西用思想一直在晚清盛行了至少50年，它最能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已然对于中国现实生活发生重要作用的世界开放的内容两者密切结合起来，可以在保持国人自尊的前提下稳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正是在这种内在的文化心理影响下，那些即使有先进思想的人也不敢贸然挑战。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康有为自称在20世纪初就写出了具有世界情怀的《大同书》，却迟迟不敢出版，直至死后才全部出版。这本书中要去“国界、种界、家界、级界、形界、业界、类界、乱界、苦界”，这是何等的世界主义？其中更超前的是其公然宣扬白种人优越论、黄种中国人应当演化为白种人：“于全世界中，银色之人种横绝地球，而金色之人种尤居多数，是黄白二物据有全世界。白种之强固居优胜，而黄种之多而且智，只有合同而化，亦万无可灭之理。吾见吾国人久游英、澳，或在国中而精选饮食，能采西法之良而养生者，颜如渥丹，与欧人同。凡日食用煎牛肉半生熟、血尚红滴者，行之数月，面即如涂脂矣。若多行太阳之中，挹受日光，游居通风之地，吸受空气，加以二三代合种之传，稍移南人于北地，更易山人于江滨，不过百年，黄种之人，皆渐为白色，加以通种，自能合化，故不待大同之成，黄人已尽为白人矣。”[50]此段文字表明，康圣人把华人变为白人视为解决中国未来前途的人才战略基础。这种现在看来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优越论的谬论竟能出自一直以孔孟传人自居的康有为的笔下，真有些费解。其实，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是近代不少浸染中国旧文化又在开放世界中接触过西方新文化的有志于探索中国未来发展道路文人们中普遍存在的，只不过囿于政治文化等原因而不好明确表达、甚至反其意或者曲其意而为之。

这种曲折表达思想的主要考量是实践中的可行性。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欧美的民主政治思想，但为了突出其本土合法性，其特别强调了五权宪法与西方三权政治的区分。这种考虑就是把家国情怀放在第一位，三民主义是适应开放的西方世界潮流的工具而已。

辛亥革命后的乱局使得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先前的简单中和家国情怀与世界现代开放意识的做法表示了反省，试图找出一些新方法。这个时候他们把家国情怀更多视为国家民族在现代世界的生存能力，于是又鉴于此前的做法，他们空前地批判了以朴素的家国情怀为基础的工具性世界开放认识和做法。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对于以“国情论”为依据调和家国情怀与世界现代开放意识做了特别严厉的批判。陈独秀名言：“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51]

钱玄同这位中国文字学大家为何在新文化运动中主张废除汉字？依据他的说法，主要因为“中国文字……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非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52]他的这个论断就把家国情怀（欲使中国不亡）和现代世界开放意识（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全部考虑到了，他的这个论述方式代表了新文化运动中具有激烈言论的人士的普遍心态。他们激烈反对传统中的某些元素，是国人的传统家国情怀与世界现代开放意识在严酷挑战面前的双重反应的升华。

作者简介：

程美东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