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辩证法
然而，这一规律不是思索的规律，而是现实的规律。毫无疑问，服从辩证戒律的人不得不为经验的质的多样性而付出高昂的代价。辩证法造成的经验的贫穷激怒了健康的见解，但在这个被管理的世界里，经验的贫穷却证明是与其抽象的单调相匹配的。辩证法的极度痛苦是上升为概念世界的极度痛苦。认识必须向辩证法低头，除非具体化再一次被贬低成它实际上已开始变成的意识形态。
辩证法的另一个变种满足于一种无力的复兴：满足于它从康德的疑难中、从其后继者的体系提出但未能达到的纲领中派生的思想历史的衍生物，只能否定地达到它。辩证法展示了由一般所规定的特殊与一般的差别。主体和客体的分离对主体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随着这种分离进入意识中，辩证法也就为所有甚至客观地被思考的东西进行整理。尽管如此，它还是抱有调和的目的。调和会解散非同一的东西，会使之摆脱压抑，包括精神化的压制；它打开了通向复杂的不同事物的道路，剥夺了辩证法对于这些事物的权力。调和想起了不再持敌意的复杂，因而对主观的理性来说是十分讨厌的。
辩证法服务于调和的目的，它使自己的事业甩掉了逻辑的压迫特性。这就是它之所以被痛斥为“泛逻辑主义”的原因。作为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它被捆绑上绝对主体的霸权，作为每一单个概念的运动及其整个过程的否定性动力。在历史上，主体的这种第一性甚至在黑格尔的概念中也受到了谴责，因为黑格尔的概念要超越个人的意识以及康德和费希特的先验意识。主体的第一性不仅因思想的软弱无能而被排挤掉（世界的威力无比的过程阻止思想构造这种第一性），而且绝对唯心主义要求的任何调和——一切都始终如一——无一能确立起来，不管是在逻辑上还是在政治和历史上。合乎逻辑的唯心主义只能把自身构造为矛盾的缩影，这既是它的真理的逻辑后果，也是它的作为逻辑性的逻辑性招致的惩罚。它的光耀也是必然的。
随着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形式成为一种文化财富，它的非唯心主义形态却退化成一种教条。然而，重新开始的辩证法的过程，对不唯一是对哲学的一种历史传统方式的现实性作出裁决，也不是对认知对象的哲学结构的现实性作出裁决。黑格尔已使哲学重新得到了具体地思维的权力和能力，而不是用对既空洞又特别无用和无聊的认识形式的分析来进行搪塞。目前的哲学在对付内容的地方，要么陷入一种世界观的随意性之中，要么陷入一种形式主义，即黑格尔曾反对的“漠不关心”。在现象学的发展中有这方面的历史证据：现象学一度被内容的需求所激励，后来却把内容当作不洁的东西而开始求助存在。
黑格尔内容哲学的基础和结果是主体的第一性，或用他的《逻辑学》导论中的一句著名的话说，是“同一性和非同一性之间的同一性”(5)。他认为确定的个别是可被精神来规定的，因为它的内在的规定性不过是精神。在黑格尔看来，没有这个假定，哲学就不能够认识任何内容或本质的东西。除非唯心主义获得的辩证法概念包含着与黑格尔的强调相反的经验，即独立于唯心主义机制的经验，否则哲学就不可避免地缺少内容的见解，限定在那种说明哲学的科学方法论上，并最终把自己勾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