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学院的合并

四川国学院成立不到半年，1912年11月，经省议会决议国学馆并入国学院，馆院合一，由国学院负责办理所有事务，国学院的规模陡然扩大了许多。要了解这段历史，需要从国学馆的前身——四川存古学堂的发展谈起。

一、从存古学堂到国学馆

四川开办存古学堂显然是受了张之洞的影响。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7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存古学堂，一时间各地纷纷效仿。尊经书院高材生、时任湖北候补道员的范溶投牒四川提学使，呈请在成都设立存古学堂以维国学。此议得到川督赵尔巽、学使赵启霖的支持，1910年（宣统二年）3月，四川存古学堂获学部批准开办。

学堂设在成都城南，以清朝名将昭勇侯杨遇春故宅改建而成。学部又推荐时在京师译学馆的乐至谢无量（1884—1964）任学堂监督，谢无量当年仅26岁，学生年龄则多在40左右，每爱以“小谢”称之。

存古学堂的出现有一个很大的历史背景，即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科始，“所有乡、会试，各省岁考、科考均一律停止”，标志着科举时代的结束。随之学堂大兴，海外留学渐成风尚，然而在此过程中一批士绅也颇感矛盾：一方面他们承认向东西各国学习是“取长补短，宏济时艰”，但是又叹息“风会趋新，后生厌故”，中国文化日渐萎缩，他们担心不及十年，经学教师将难以寻觅，学子更后继无人。同时他们更警惕由此极可能造成的文化消亡，四川提学使赵启霖便直陈：

窃以国文盛衰之故，与国力之强弱相因。强国之文，日见其扩张；则弱国之文，日见其消缩。东西各国每务推广其文字之势力，以恢拓其国力。我不亟图维持国学，将输入之文，既有喧宾夺主之患，固有之文，反有礼失求野之时。议者谓文学但取适用，若中国经籍之浩博，文理之渊深，不必汲汲焉专精以从事。不知中国之所以立国，既在文教。若举数千年优美独到之处，任其消蚀，将来更无以动人民思古之念而激志士爱国之心。故普通之文学，以适用为宜；而精诣之文学，尤以保粹为要。既有各种科学之学堂，以增进智识；不可无讲求国学之学堂，以培植本原。

此处的“文学”实可理解为文化。赵学使显然意识到文化与国家实力之间的消长关系，由此指出在国力衰微之时，主动保护本国文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同时他也很理性，提出的是一种和谐共存的解决方案。文告中传达的思想颇有代表性，体现了清末士绅阶层的一种现状，他们充分理解接受东西各国科学文化的意义与价值，但对于中国固有文化的消亡又忧心忡忡。

正处于这样的焦虑之时，1909年（宣统元年）春，学部颁布《奏分年筹备事宜折（并单）》，明文规定“各省一律设立存古学堂”，《预备立宪公会报》1909年第6期也全文刊载，可见办理该学堂实为清政府“筹备立宪”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项政策无疑是把尚方宝剑，极大激励了川省人士兴办存古学堂的信心。他们“闻命恐后”，当年7月即设置博士弟子开讲，唯恐“坐失旷代难得之会，终虚邦人士悾悾向道之诚心”。

建成后的存古学堂当即拟定章程，宣布以保存国学为要旨，具体任务是一方面为中等以上学堂培养充足师资，使其教师不致缺乏，另一方面则培养高质量的学生“升入大学成就通儒”。其课程以理学、经学、史学、词章为主，兼习地理、算学，唯有第六学期增讲教授管理法，以便毕业后充任教员之需，其他各项规章制度都一律按照学部颁布的学堂管理通则办理。因此学生何域凡认为：“（存古学堂）分科设教，犹继尊经（指成都尊经书院，作者按）遗轨，惟制度全照学堂规划，与书院讲学之旧规有异。”应该说，存古学堂名正言顺地设立，多少为忧心国学处境之士绅找到了一条疏解之途。

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帝退位，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存古学堂作为前清的遗产，已然显得不合时宜，各地纷纷停办。四川自然也感受到了这种风向，不过它作了另一种选择。1912年2月，四川存古学堂改名“官立国学馆”，继续办学。

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存古学堂学生，为本班（也称旧班），三年毕业；然后又新招一批预备班（也称新班）学生，年龄在15岁以上20岁以下，要求读过经书，文笔清顺者，两年学习结束可升入本班。预备生专治小学。本班以国学为主课，每人分年专治一经，一经毕业，再改治一经，同时兼习史学、词章，在这些主课之外，还设有附课，如算术、法政、经济、世界史、世界地理、博物等。

国学馆依然特别看重国学课的教学，延请精通经史、擅长文学的教员教授。其教学方法也颇有特点，老师只重点讲授学术门径及条例规则，可以“随时升堂讲演，在馆学生概须听讲”，除此之外，学生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学，“以抄书、点书、写札记及各习一经为主”。本班生主要抄写自己选定的经书、老师规定的古书，预备生则先抄《说文解字》、《白虎通义》、《五经异义》等书。抄写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全文抄录，还有就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分类摘抄。点校书籍以《史记》、《前汉书》、《后汉书》、《文选》为主，老师会规定每日点校页数。另外学生对自己选定的那门经书尤需进行深入学习。抄点阅读书籍期间，凡有疑问、心得都应写成札记，每周需将所抄、点之书以及札记交给老师批阅。如教师发现其中有较为繁难的问题，会让学生在讲堂一起讨论。

国学馆的机构则扩充为三部分，分别是教科部、印刷部、杂志及讲会部，后两部为新增，较存古学堂时期工作范围明显扩大了。国学馆的主体是教科部，负责教学与考试工作。印刷部即附设的存古书局，计划是将尊经、锦江两书院所有的书板补葺印行。杂志及讲会部即附设的国学会，主要工作是约集通材，实地研究古礼古乐，并定期组织讲演，届时在馆学生及校外学者均可以听讲。国学会还负责将所有会中讲义以及馆内外佳作汇编成杂志，在馆学生如有治经编著之书，条理井然者，也可酌量印刷。

四川存古学堂通过改名换姓的方式存续了下来，其工作范围还得到了扩展。6月国学院也成立了，这时成都就有了两所性质相近的机构，一是国学院，一是国学馆。

二、馆院合一

这种情况很快受到了当局的关注，9月四川“民政府”来函提议国学院、国学馆合并。其理由有三：一、“全省国学机关，凡隶属国学范围，势应归并办理”，以便统筹规划。二、现正值财政艰难之时，合并后许多款项可以节省，“所省经费当可岁达万元”。三、国学馆、国学院作为教学、研究机构，合并后可以优势互补。如国学院院员可以充任教师，国学馆的书籍可供院员参考等等。

接到来函，国学院立即召开全院会议商议，很快达成一致，同意合并。因为国学院此时正面临两大难题，首先国学院的研究工作需要大量书籍储备，可“购书巨款，势难猝筹”，其次国学院是租房办公，场地狭小，“每年需款颇巨，且不敷办公之用”。而国学馆是购置杨氏宅第改造而成，无需租金，而且它还保存了成都尊经、锦江两大书院的所有书板。因此国学院认为：“离则两伤，合则两美。事半功倍，孰过于斯？”并由此展望合并后：“院章所定筹办事宜，亦必日生起色。”

1912年11月1日，经省议会决议通过，国学院、国学馆正式合并，一切事务统由国学院负责办理。国学院迁入城南国学馆旧舍办公。而国学馆“仅刻一小牌，悬于二门，行文对外则用院名，一般人士，只知有国学院，而不知存古学堂改附于院为国学馆”。

合并后，国学院的宗旨为“研究国学，发扬国粹，沟通古今，切于实用”，较之之前“提倡国学，发扬国粹”的提法，核心思想没有改变，只是新增了“实用”一条，强调对现实的关照。吴之英仍为院正，原存古学堂监督谢无量与刘师培仍然担任院副。国学院的工作因为国学馆的加入，也增加一项：附设国学专修科（即国学馆）。

国学馆的教学工作则基本照旧，由院副刘师培兼任负责人，之前因延聘无款以致教员欠缺的问题现在也得到了解决，“除算学、法学两教员业经订立本年合同，应行依旧延请外，其余各科即由院员热心教育者分门担任，不送薪金，惟酌送夫马费”。当时吴之英任经学教员，刘师培为经学、词章教员，廖平亦为经学教员，杨赞襄为史学教员，曾学传为理学教员，李尧勋任教育学教员，蒲助孜为算学教员，皆一时之选，实力雄厚。存古书局、国学会仍依旧办理，并计划刊刻国学参考书籍。另外因国学院院员可以使用国学馆丰富的藏书，因而国学院“旧定之图书购置费银即可权作教员夫马费”。同时，所有“杂役人等”及“杂支之款悉可合二为一”，经费节省许多。总之这次合并取得了理想效果，“事从积极进行，款从消极着手，事增款减，便益良多”。

通过这次合并，整合了四川的国学资源，合并后的四川国学院兼具教学、研究功能，俨然一所大型的综合学术机构，而且它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所以“国学”命名并相号召的大型文教机构，在国学运动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同时它又是政府创办的国学机关，承担领导全省国学工作的任务，这也是全国首创，具有独特性。因此，可以认为四川国学院是20世纪初中国国学学术研究机构的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