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方法论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构成物质生活的客观生产方式，这决定着整个人类的社会形态。不是意识决定存在，相反，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社会生产力与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制度的内在结构及其变化与发展的规律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客观理论本体。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体论还强调事实，特别是历史事实的分析，把历史因果关系的把握看作其最基本的认识方法之一，强调经济规律产生的客观基础与必然性。因此，基于人类经济生活以解决个体与总体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为目标，面对资源匮乏、欲望约束等限制格局，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矛盾、冲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种矛盾的运动特别是对立统一中，以客观经济规律及其实现方式的揭示，在历史变迁中、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映照和矛盾运动中展开因果联系。
客观世界中到处都存在引起和被引起的普遍关系。唯物辩证法把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称为因果联系或因果关系(48)。人们的经济关系必然受到因果联系的普遍制约与支配，这正是在经济学研究中自觉认识世界和有目的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前提。人类的经济社会关系具有客观事物所固有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坚持因果关系的优先把握，正是客观因果关系的主观反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客观因果关系的把握不同于形式逻辑的思维形式并列，体现出根源于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历史阶段性，它是从经济现象出发，揭示本质，找出何种原因将会引起什么后果的规律性的永恒探索。
以被马克思称为“从后思索”的方法为例。正如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所言，马克思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是历史性特征，因而也是比较的(49)。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独创，溯因法与本书采用的比较综合方法是内在一致的。借助于类比与隐喻，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从“表象”回溯到深层结构，目的正是在于揭示结构、事件与经验之间的因果机制。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体论强调主观与客观之间是辩证统一的。经济社会现象的本质性、物质第一性，决定了存在先于思维，事实先于理性。人类经济社会实践是经济学思维的最根本基础和来源，人是被时空结构化，并且嵌入于社会经济结构的个体，经济学的使命是透过科学活动掌握因果发展，加上实践检验与不断地反复修正，使主观接近客观，目的是更好地预测和指导未来发展。
因果联系具有系统性、网络性、层次性等特征，需要从整体角度采取整体主义方法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进一步认为时空相对强调对社会经济事实的解释，特别是动态的整体的因果关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内容异质的要素之间具有非常繁杂的整体联系，只有立足于动态的整体效应和情景的演变，才能驾驭社会经济系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变的本质，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不是相对主义的，人虽然不能完全认识客观历史现实，但也不能否认其存在。在时间不可逆的条件下，认识又具有绝对性和进步性、累积性。经济学的任务是以事实检验因果关系，建构更符合客观实际的人类经济生活的因果关系体系（理论），并据此指导实践。在这种检验中，经济学的研究不应仅限于表象，而是要从经济、社会、政治的历史整体，贯通不同层面，建立因果体系。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方法论
唯物史观等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硬核，体现了马克思观察社会问题的哲学理念和视角。其中强调长期分析、整体分析，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世界观，构成理论构建与评价的基本因素(50)。
首先，归纳与演绎的辩证统一。归纳与演绎法各有利弊。只进行归纳不进行演绎，就会成为没有条理的、需要“被一把火烧掉”的事实堆砌，结果总是在庞杂的事实中迷失，不能进行理论抽象，进而否认经济生活的客观规律性（德国历史学派就是一例）。只演绎而不归纳，沉溺于形式化的游戏式推理，找不到理论分析与现实的接口，会得出不相干甚至荒谬的结论。以归纳法为例，西方经济学范式总是采取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其归纳是有缺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总是采取辩证逻辑的归纳法，并从“亲缘关系”上去揭示其历史起源，不随意假定所谓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前提，而是在个别和特殊的事物中发现本质和历史源泉，并以矛盾或对立统一关系加以阐释。同样，至于演绎法（从原因求结果），西方经济学范式也是运用形式逻辑去说明和解释具体经济事物。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绎侧重于深层次的、普遍存在的经济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这样，基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辩证逻辑（如从商品出发）在方法上实现了归纳与演绎的统一，远远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形式逻辑方法。
其次，分析与综合。分析与综合同样各有利弊。只分析而不综合，容易导致片面、机械、钻牛角尖式看问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只综合而不分析，被次要矛盾困惑而缺乏洞察力。难以从客观复杂性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能抓住主要矛盾和获得真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探讨对事物本质的分析，体现了特殊矛盾与普遍矛盾的辩证统一，而不是像西方经济学那样局限于事物外部现象，不适当地模仿自然科学的隔离法，炫耀和沾沾自喜于狭隘的深刻性，同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于特殊矛盾与普遍矛盾的辩证统一来运用综合方法，在事物内部矛盾、矛盾不同方面的关联、性质以及解决方式的探求中，使分析和综合的层次推进，螺旋式上升，直至真理获取的阳关大道。
最后，逻辑与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十分重观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逻辑的方法遵循经济范畴的逻辑架构，始于比较简单的思维情形，通过放松假定等上升到比较复杂完善的原理和规律，以更多更好地解释社会经济现实。而历史的方法复原和依据历史发展的事实进程，映照和衬托经济现象和经济发展过程。逻辑的方法更关注事物的普遍联系(51)，依据逻辑次序展开经济事物的内在结构与内在逻辑，把握经济规律，而历史的方法容易被偶然现象，不必要的、有时会使分析模糊不清的次要因素所困扰，而且在历史上起作用因素的先后顺序与因果关系并不能简单等同。另外，根植于经济理论能够说明生产关系内部彼此关联的逻辑结构。逻辑的发展需要现实验证，西方经济学所倡导的所谓“反事实推理”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单纯地依据逻辑或单纯地遵循历史，都是有失偏颇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又是不断演进和发展的(52)，在吸收西方经济学以理论为本体的部分合理性中，在事实为本体的对立统一中，在归纳与演绎的辩证统一、分析与综合统一、历史与逻辑统一中历久弥新。借助于类比与隐喻，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从“表象”回溯到深层结构或者从现象到本质(53)，揭示结构、事件与经验之间的因果机制，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创新的方向。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范式比较的结论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与吸收综合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形式主义，主要从数量与形式方面去把握，忽视了内容与本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内容和实质被看作非理性的、难以把握的因素，理论本体及其概念结构的形式主义特质，要求根据所谓不变的公理、公设去透视外部世界，难以考虑研究对象的具体特性和客观基础。由于这样的经济学实际上成为数学、统计学等的推广应用，难以把握客观经济事物的本质，于是以其为基础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向其他社会科学的延伸，也就注定是昙花一现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实用主义成为其目的与标准，作为数学、统计学应用部分之一，经济学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始终限于经济生活的表象领域和直接范围，难以形成从现象到本质、从局部到整体、从静态到动态的认识路径(54)。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都在前提预设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体现了事物的本质，因而具有现实性、可实现性和可延展性，而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有时出于解释的方便而随意假设，有时仅是逻辑游戏过程本身而不关注其结论的意义，其内容中混杂了诸多唯心史观不科学的成分(55)。但是，研究对象的交集等因素决定了二者在方法上仍可沟通。比如，马克思采取实证的方法研究价值问题，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马克思既继承了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中的一些科学因素，同时也能够摆脱和扬弃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错误，因此，劳动价值学说“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56)。还有，马克思深刻理解数学作为辩证思维的辅助工具所具有的巨大意义，在对数学工具的运用中，精确简洁地表达了经济规律。这为重视数学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引入，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力、科学性树立了典范。
正如人们一再强调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灵魂，决定了其体系结构的基本内容和格局，从方法论上完成了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超越。也应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整体分析与局部分析的统一，并不绝对排斥个人主义方法。尽管个人主义方法的异化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现象描述法之渊薮，由于只认可感官能够把握的个体对象，只认可人类知识源于感官经验，进而蜕变成为庸俗经济学的基础。个人主义方法论毕竟具有反映人们日常经济活动中的思维方式和直观感觉，因而具有较容易为人们领会与接受等优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超越之处是，坚持认为任何经济现象不能脱离一定社会经济条件及其经济意识，必须从客观历史经济环境这一经验的来源和客观内容出发，在此基础上分析个人的经济行为并体现其主观能动性，研究解决经济问题。因此，承认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必然发生一定的交往关系，但这种关系又不是根据理性原则由个人自由选择决定的。强调因果关系体系与规律的历史性，强调个人嵌套于物质关系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中，这为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路径作了必要准备，这种研究路径也可以与现代社会科学中的情景分析等方法相沟通。另一种值得关注的研究是所谓分析马克思主义，曾经有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在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面之外，又应用了西方经济学界率先发展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如森岛通夫的《马克思的经济学》一书），倡导数理分析方法，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确化、严密化和科学化的发展方向，客观上是有所助益的。与此相关，分析马克思主义从个人理性选择角度解释生产力、具体的生产关系、阶级以及剥削，尽管这种分析仍然是非历史的，但因更关注普遍性、严格性，因而也具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有益影响的潜在可能。
总之，马克思主义强调区分经济过程和经济范畴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如果说关注社会经济生活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都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因而与侧重于描述经济现象的西方经济学之间存在可沟通性、借鉴性、吸收性，甚至某种学习性，这样，在分析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资源配置方式时才不至于局限于空洞的社会形式，才有可能实现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有机统一。
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与庸俗经济学具有天壤之别。比如，同时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个人能动性与经济关系约束的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人只能在职业间选择较高工资，资本家必须遵循资本运动的规定性，以生产出更多利润为目标，因此，由于工资与利润的阶级归属不是个人所决定的，个人只能在具体经济环境的约束下，作出对自己最优的选择，进而影响经济活动的具体结果。而庸俗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对此是远远不能进行科学分析的。
必须说明的是，主流经济学把具有价值判断及政策选择的目标本身转交给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各类经济活动者自身，自以为不考虑伦理判断与价值意义，只要探索给定目标下可经过逻辑推理证实的手段之合理性问题，就可以达到价值中立。不过，主流经济学虽然强调把研究对象建立在“事实”基础上，但却排除了历史性质及其与其他社会领域的总体联系。这类实证方法试图从统计角度验证理论命题，但总是隐含性地将社会历史现象自发化、永恒化，难以跳出以西方文化根深蒂固之自然主义传统服务于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套路。这种意识形态不变的立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发展与强调社会历史的进化观的反动。因此，不难发现，那些口头上言称“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学者，事实上总是提出戴着有色眼镜的“关于世界的描述性论述”。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看作基本目标的事物如“经济增长”更多是起因于现实生活中资本家这一群体的利益诉求，因此存在厚重的价值判断色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隐含话语一直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价值判断(57)。对此，如同熊彼特这样广博的学者早就批判过的那样，“（知识社会学之父）曼海姆教授说过，尽管意识形态是人类的共同命运，总还有些不偏不倚的知识分子在空间自由飘荡；他们享有免于这种命运的特权”“这方面至少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这位知识分子事实上不过是一堆偏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靠虔诚的信仰力量全力维持的”(58)。显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其所有理论均必然体现一定的目的或价值，这是我们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批判与吸收综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吸收综合
首先应看到，在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争持、沟通、竞争中，有些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学自发地使用从本质到现象这条基本路线，探索事物的实质；有些非马克思主义异端学派特别重视规范分析，且对比现状并揭露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异化的成因，得出不少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59)。
由于社会经济现象具有事物与认知主体、认知主体和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同生互动关系，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异端学派之间的学术秩序也是动态演变的。即使在主流经济学的重镇芝加哥学派内部，也有诸如奈特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充当制度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调适器，一反主流观点地认为，动机不应当被视为自然之事(60)。这些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演进中如何推进规范分析具有一定的拓宽视野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想类型分析与韦伯等历史学派主张也有可沟通对话之处。马克思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从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开始分析，首先假定商品可以顺利实现价值、产业资本家单独占有剩余价值等这些约束，实际上构造了理想商品这种理想型研究对象，但马克思又坚持使用价值与价值统一这一本质属性，从而为探究资本主义经济下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态及其规律作了准备(61)。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激进经济学）德赛的《马克思的经济学》一书，把抽象劳动范畴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或历史趋势看待，从而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以新意(62)，这正说明了把异端学派的有益成分吸纳进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的意义。
当然，在与异端经济学的互动沟通中也必须澄清其中的谬误。比如，以演化经济学为例，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具有重大差异，无法用演化方法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63)，而是既要对其吸收综合，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对沟通借鉴异端学派的程度、切入点等加以科学把握(64)，又要对其不妥之处加以批判和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