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性假设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人假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科学地阐明个人在特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结合下的本质关系(21)，由此可见，社会关系总是型塑经济行为，所谓理性经济行为是后天习得的，而不是先天遗传的。人是特定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的承担者，经济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建立一成不变的行为假设，只能根据客观经济现实，在人对经济规律的服从中，根据经济研究的特定任务进行科学抽象，由此形成理论发展的坚实基础。

（一）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在与社会发展保持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性中，以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为标志，根据历史提供的新材料不断发展和完善(22)。经济人假设最早是对启蒙阶段、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利益关系的简明概括，有一定代表性。虽然伴随发达国家生产力的提高，一定范围内的利他主义行为有所增加，但阶级利益差别绝不可能消失（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侵蚀和压榨，正是国际范围内经济人假设的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与经济人假设的交互作用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存在是第一位的、本质性的，至于具有利己心的资本家个人反过来的影响则是次级的、现象性的。

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的群体行为并不建立在个别资本家是否利益最大化上，而是阶级利益、群体利益、集团利益占据优先地位。个体的自利行为源自社会存在的环境，如竞争支配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动机、生存条件要求个人追求工资的行为、“资本人格化”着资产者阶级的本性，其不是一般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时表现为发财致富的利己主义，而是通过占有雇用工人的无酬劳动、以榨取剩余价值为本质的“利己心”(23)。即使个别资本家偶然有些非“经济人”特性存在，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会被不断纳入以剥削和被剥削为本质的“普照的光”生产关系之下，被改变、被塑造、被统摄于“资本主义当事人”的存在方式。由于经济人特性具有阶级差异和制度差异，西方经济学抹杀内容根本不同的抽象的“利己心”分析是极其错误的。资本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代表性行为人，只能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运动规律中进行本质揭示。于是由于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利他的，价值是利己的，利益冲突的客观性也就根深蒂固，西方主流经济学宣扬的利益和谐是不存在的，因为生产关系（制度）决定着人们的利益关系，也就决定着利益冲突的结果。

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否认或贬低利己心的重要性。利己心在摆脱封建枷锁束缚、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更是得到很多论证(24)。

（二）人的本性是“自由地进行有意识的活动的社会存在”

马克思主义把人的本性归结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正是这种人性的导引是极其可贵的，从中才可能产生人的行为模式的多样性和制度的多样性以及二者的各种组合。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这一更高阶段，经济人是有限的经济人，其自利性会受到约束。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这决定了生产方式演进的根本方向在于使人的个性自由和社会的决定作用实现统一，虽然在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的表述与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之间，不难发现经济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一致性。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为每个人实现自身利益、人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将逐步实现人性利他与利己的内在统一。从而克服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当事人的历史局限。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

由于人的自利性被西方经济学一般化、抽象化、孤立化，并且被看作历史上早就存在且永恒存在的，对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虽然经济人假设在反封建专制中具有必要性，但毕竟是一种反历史的唯心史观，而在这一假设被颠倒过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时，其错误就是根本性的了，必须给予彻底的批判。虽然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制度主义、代表落后封建社会残余的历史学派强调社会整体性的分析方法，对于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单一理性行为者假设又总是被偷偷接受（如制度主义者），或者过于强调把社会置于个人之上的方法（如历史学派），只能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与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幻想。经济人假设上的争论说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总是处于形式主义与经验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对立之中(26)。

第一，经济人假设把个人、人类的本性抽象化、简单化、低级化。

主流经济学宣称拥有能够独立于心理学的假设（实际上在坚持利己基因的唯一性），但利他基因的确证说明，不需要在经济分析时探寻行为动机（抽象的理性人假设）的做法缺乏客观基础。实际上，主流经济学离不开用“心理”来解释“心理”的思维套路，在不断遇到来自社会学、心理学以及行为经济学的挑战时，这种“唯心教条”的内在硬伤却被主流经济学者或者采取鸵鸟式的态度有意无意地加以规避，或者虽然依赖于心理学推理，但仅为日益泛化的利益概念提供选择性依据。实际上，人虽然具有部分由生理决定的低级本能，但更多具有由既定社会环境决定的高级本能。“经济人”试图用人的低级本能取代高级本性，会导致思维抽象化与简单化以及还原主义的错误。实际上，即使在早已成为明日黄花的弗洛伊德心理学中，也无法将“本我”与“超我”等同，而“自私人”最多与“本我”有所匹配(27)。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及其包含的不同质需要的弱通约性，更是与自私的本性大相径庭。它否证了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人假说，说明了经济人效用利益目标的扩大这一分析路径的苍白无力。

人非机器而理性能力有限，加之人的动机是复杂多样可变的，人们主观上的最优化行为与行动结果之间总是存在不容忽视的偏离，因而理性行为又总是肤浅的，无论作为最大化、一致性、节约行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总是把偏离理性行为看作随机的，因而无须在经济学中研究。但并不能说明为什么非理性行为是随机的。经济人假设作为方法本身就具有局限性。主流经济学中偏向于凯恩斯主义者的克鲁格曼认为，基于理性人的模型是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因为它可以提供指导经济政策的地图，但是，正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说，那些模型只是高度精简的、缺乏太大应用价值的、与不规则碎片一样的变焦镜头。同时，由于社会界定的构造性现象使稳定偏好序列不太可能，这种理性行为框架“什么都可以解释”，可能会导致“什么都不能解释”。

第二，经济人假设局限于资产阶级这一特殊阶层的狭隘思维和人性异化心理。

主流经济学虽然承认经济人假设或偏好的进化性质，但并没有对制度因素、环境状况对人性的影响进行科学分析，总是用所谓的文明社会与公平公正来搪塞，其人性假设也就始终不具有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历史的实际发展中指出，经济人是18世纪市民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本性，在以往的历史中并不存在。从历史比较看，近代以来注重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确体现出驳斥反封建、反禁欲主义的积极效应，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之后，其狭隘性早已昭然若揭。西方经济学错把私有制下商品生产者的本性当作历史的起点和永恒前提，是极其荒谬的。这体现了其形而上学的方法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按照德国历史学派的归纳，可以发现三种互相区别的行为类型：一是在私人领域，个体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二是在公共领域，人要以社会全体利益为依据和旨归，并接受某种强制性；三是在慈善、捐赠、社会安全福利领域，个人要以遵循伦理道德习惯作为准则。虽然从社会历史文化角度解释并不是第一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以情感、传统、生物遗传、文化传承等方式渗透到人生活的内在结构，不难发现，经济人假设背后的“店老板”心理、“市侩”心理就是把私人领域的合理性过度夸大之人性异化心理和错位的重要反映，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深刻的阶级和社会矛盾的反映。

这样一种经济人假设带来的诸多问题，在一些西方学者那里也有反映。近年颇为活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卡洛夫说，经济人行为框架的适用性有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知道理论的边界（只有少数结构如增长理论适用）(28)，其世界观的狭隘在于只有最大化行为，忽视了社会制度分化因素，因而是错误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则认为，理性人假设遵循古典机械论模式，混淆了构成现象与构造的现象，错把经济行为看作有其“万物本质”的内在秩序(29)，而经济行为实际上是有社会界定的构造性现象，受到价值伦理等规范的制约。因此，理性人假设总是难以分析变化多端的经济行为，于是在讨论劳动力市场等问题时，习惯、制度、规范等术语从后门悄悄溜了进来。虽然这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理论并不相同，同样有比狭隘的经济人假设进步之处。

第三，异端学派对于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具有局限性。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看，德国历史学派的解释具有唯心主义色彩，其中具有用虚伪的文化、道德来掩盖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与虚伪，屈从于德国封建国家的强大，最终否认客观社会经济规律存在的错误成分。其次，制度主义对人性的看法仍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局限，而是先验地将人的本能看作无目的、无方向进化的并分为建设性本能和破坏性本能，由此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基于建设性本能的工业部门和基于破坏性本能的金钱部门（技术—制度或工具仪式体系），这样展开的理论框架并不具有科学性。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张人是建立在现实的生产实践基础上的历史的、社会的人，人性假设是在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运动中历史地变化发展的，从而辩证地看待利己与利他的关系。这意味着，如果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依附的个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与经济人假设相联系的，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利己与利他辩证地统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则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创新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中，程恩富教授、方兴起教授等提出“新经济人”假设颇有影响(30)。其中引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是支配性的，因而利他心态与行为主要是一种例外，那么良好的社会主义制度会在增进社会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笔者认为，需要补充的是，从经济伦理学与经济美学角度理解理性，而不仅仅是从功利主义、功能主义角度理解理性。不同的历史环境、文明体系造就了不同的价值观和历史情感，正义、合乎情理等作为判断是否美丑的标准，内化为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规范，具有效率标准不能替代的独特价值。在许多情况下，这与功利主义意义上的效率标准互相结合，构成了现实中的理性标准(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