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政局的变化及其对澳门的影响

尽管葡萄牙的革命与共和政府对澳门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由于澳门与中国内地的密切关系，因此，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及随后建立中华民国等重大历史事件同样深刻影响并改变着澳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各省纷纷宣告独立。11月9日，广东各团体在咨议局举行会议，共推胡汉民为都督，蒋尊簋为军政部部长，陈景华为民政部部长。胡未到任，以蒋为临时都督。

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变局，澳葡政府保持警惕和防范的态度。时任葡国驻广州总领馆临时公使的宋次生（Carlos Augusto Rocha de Assumpāo）立即向澳葡政府、葡萄牙外交部汇报广东和平宣告独立的消息，并请求派遣“澳门”号炮船与部分炮兵前往广东停泊，以及时回应形势的变动。⁽²⁵⁾10月22日，澳葡政府开始采取紧急防范措施，澳门步兵司令席尔瓦·罗萨（Augusto Carlos Cabral da Silva Rosa）转达了澳门总督的机密命令，密令规定详细，以防范中国军队武力收复澳门之可能。⁽²⁶⁾对于全澳华人举办的欢庆活动，澳葡政府也感到紧张并开始部署措施，严防由此滋事。12月9日，澳葡政府颁布训令，不准在澳门境内举行为中国革命运动募捐的宣传活动。同日，以中华民国尚未得到葡萄牙政府的正式承认为由，署理澳督马楂度（Álvaro de Melo Machado）驳回在清平戏院为中国新政府募捐而召开政治集会的申请。⁽²⁷⁾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与此同时，在辛亥革命后，由于对政治领导权和军事权力的争夺，广东一直处于再次爆发革命和战争的边缘，为此，孙中山曾亲临广东主导局面。为平复以孙眉为旗号、蛰伏澳门伺机针对广州政府起事的“扶正同盟会”势力，孙中山于当年5月22日抵达澳门，下榻卢廉若家的春草堂，准备调停谈判。虽然此时澳葡政府一方面对广州新近政治形势感到紧张，另一方面对革命党人或许会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满怀忧惧，⁽²⁸⁾但是，孙中山的来临依然受到澳门各界的热烈欢迎。以署理总督马楂度为首的澳葡政府及主教、澳门各界绅商名流在卢园（又名娱园）热烈欢迎孙中山，还举行了一系列其他形式的欢迎活动。⁽²⁹⁾

不过，在革命之后的乱局中，广东政府与澳门政府时生龃龉，例如，1912年12月，广东政府欲对氹仔及路环公局在路环征收地租一事进行抗议，但是，澳门总督美兰德答复称，他将继续对路环行使管辖权、支出行政费用并征收法定税收。⁽³⁰⁾次年4月，原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时任广东省议会参议员的唐绍仪被委任办理澳门界务，周尔南为之佐理。⁽³¹⁾1913年8月，袁世凯系部队攻入广州，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袁控制下的广东政府照会葡萄牙驻广州领事馆，要求引渡潜匿于澳门的革命党人，但是，澳葡政府的华政厅不予配合，署理总督责成华政厅继续调查，又召卢廉若商议此事。在卢的作用下，澳葡政府做出与广东政府合作的姿态，称被追缉的主要人物并不在澳门，其他谋反分子处于澳门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不会做出有损中国安定的举动，由此保护了当时在澳门的包括孙眉在内的同盟会领袖及成员。⁽³²⁾

1913年11月21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葡萄牙驻北京公使，指责澳葡政府直接卷入白狼起义。⁽³³⁾为维护双方关系，华政厅对此案进行正式调查，负责军火库的安东尼奥·维迪加（António Vidigal）上尉向华政厅保证，1912年4月以后运出的简装火药全部是为了满足武装保护渔船之所需。但是，中方对澳葡的答复并未满意。紧接着，刚刚到任的新总督嘉路·米那（José Carlos da Maia）就收到广东政府新的抗议书。抗议书称“白狼”不仅从澳门获取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而且从这里招募了不少士兵，使其队伍不断壮大。抗议书甚至列举出招募士兵的具体地点。在这种情况下，华政厅再次进行调查，最终，查清招募地点原来在水坑尾巷（Travessa dos Santos）的一栋房子里（以前“四大寇”聚会的地方）。不过，嘉路·米那接获这一消息后，认为水坑尾巷所谓招募事情只不过是向中国运出劳工而进行的招募活动，因此，他命令此事以财务司向有关招募者课以税款而告结案。关于中国政府所说“白狼”分子在澳门活动一事，嘉路·米那向葡萄牙驻北京公使递交一份报告，称中国政府所说的“白狼”一事只不过是革命党曾派人来港澳活动，劝说在南中国海和珠江劫掠船只并滋扰沿岸居民的盗匪参加革命。为此，嘉路·米那建议葡萄牙公使告知中国政府，一旦发现欲从澳门逃亡内地或从内地逃亡澳门的“白狼”分子，澳葡政府即与中国政府在澳门周围联合采取行动。⁽³⁴⁾

1914年7月，广州政府再次就“白狼”分子问题与澳葡政府进行交涉，要求澳葡政府将这些暴乱分子驱逐出境。澳葡当局答复是，南方的麻烦，更多地源于海盗在西江一带的活动，而不是阴谋者的行动。⁽³⁵⁾11月22日，北京政府通过葡国使馆要求澳葡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从澳门向中国内地为叛军输送军用物资，并要求禁止秘密集会。⁽³⁶⁾目前尚未见到关于澳葡政府回应此次要求的资料。12月20日，因革命党人逃至澳门，广东都督龙济光致函澳葡政府署理总督，要求引渡藏匿于澳门的那些到处播撒“动乱种子”、密谋反对中华民国的逃亡者。而澳葡方面的复函称：关于您所提到的这些华人，我敢保证，在澳门，他们没有密谋反对中华民国，也没有发动鼓吹任何反对中华民国理想的宣传。并进一步申明，会把任何反对中国的革命者从澳门赶走。⁽³⁷⁾

尽管亲袁的广东总督龙济光与澳葡政府关系良好，而且袁世凯在当年10月当上中华民国总统后立刻得到葡萄牙民主共和国的承认，此后一段时间，葡萄牙政府有关澳门划界事宜的沟通也是与北洋政府之间展开的，⁽³⁸⁾但是，当时的澳门仍是反袁世凯的国民革命中心，1914年至1916年间，孙中山曾多次委派朱执信到澳门筹办军火和印刷传单，致力于反袁、反复辟的斗争。澳门在“二次革命”中担当着革命基地的重要角色。⁽³⁹⁾

“二次革命”失败后，反袁活动并未完全消失。1915年6月2日，袁世凯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引发各地集会抗议，号召“抵制日货，勿忘国耻”。当日，澳门华侨800多人在下环街育贤学社召开国耻大会，抗议“二十一条”，教育界人士梁彦明等也在澳门组织“抵制日货救国会”，并于每周日往中山各乡宣传抗日救国。⁽⁴⁰⁾当年夏季，袁世凯开始鼓吹君主制，为自己称帝制造舆论基础。10月10日，澳门华侨集会抗议恢复帝制，并讨论维持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方法。⁽⁴¹⁾当年12月，袁世凯称帝复辟，一批拥护共和的革命者担心受到迫害，纷纷逃到澳门寻求庇护。澳督嘉路·米那在致信里斯本时称，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帝制与共和的拥护者互相对抗，所以当时在澳门，“禁止双方的拥护者试图在澳门进行任何集会，不准成立社团举行革命宣传政治”。为了维持澳门与各方面的关系及其自身的存续，当共和革命领袖在澳门被捕遭北京要求引渡之际，葡澳当局设法以证据不足为由拖延时间，以避免和北京发生矛盾。然而，考虑到可能引致的军事威胁，嘉路·米那要求增派两个非洲连队，增强本地防御能力。⁽⁴²⁾

1915年12月，在“二次革命”中活跃于澳门的朱执信加入中华革命党，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邓铿为副司令长官，负责广东方面军事，并得到孙拨给的大批经费，由古应芬、李朗如、张发奎、薛岳等人协助，在澳门秘密设立讨伐龙济光之军事指挥机关，同时，积极扩展中华革命党组织，重新部署起义计划。⁽⁴³⁾

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也调集兵力南下，对珠三角的革命者进行打击。袁世凯派北洋军舰“肇和”号由上海到广东，准备驻防黄埔港，支援龙济光。此前，上海中华革命党曾在陈其美的领导下组织过一次抢劫“肇和”号的行动，可惜最终行动失败。而参与劫舰的杨虎、马伯麟、孙祥夫等革命党人亦再次向陈其美请缨，要求跟踪军舰来粤，伺机进行第二次劫夺行动。据称，这次行动的敢死队共30人，于3月3日抵达澳门，设总部于澳门监牢斜巷，其中，18人提前赴黄埔，策动该处炮台为内应，以图水陆并用，袭取省城广州。其时，在澳门主持中华革命党广东军务的朱执信决定派10余名华侨组成由革命党人李玉山领导的敢死队参加劫舰行动。1916年3月7日，中华革命党从澳门出发，企图劫持北洋军舰“肇和”号，陈策、杨虎、马伯麟、孙祥夫、李玉山等率敢死队由澳门假装乘客搭乘小商轮“永固”号来广州，至黄埔海面时，逼迫驾驶者靠近“肇和”号军舰，并向军舰投掷炸弹，希望计划得手后，控制军舰、驶入珠江并炮轰观音山和制造局。结果，军舰船体并无重大伤害，舰上士兵开枪回击，革命军随即逃离，轮船行至车陂附近时被军舰追上，拖回天子码头接受检查，马伯麟、李玉山等人被俘。⁽⁴⁴⁾

此外，梁彦明、梁绮神、陆煞尘等同盟会会员秘密组织“讨袁会”，地点设于澳门主教巷。时有同盟会中叛徒麦某，为龙济光爪牙，梁彦明遂与梁绮神、陆煞尘将其用酒灌醉，载至湾仔杀之。⁽⁴⁵⁾

由于澳门在护国运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及产生的重要影响，孙中山于该年6月28日，从上海致信澳督嘉路·米那，对其“能够在很多场合把极度的善意给予我政治上的朋友，特别是对最近发生在离澳门不远的一系列事件中”的支持表示感激之情，并认为此种感激之情“会被中国所有共和主义者所共有”，也希望“中国能尽快恢复秩序与和平，好让我们能够与葡萄牙共和国合作，以葡萄牙共和国为榜样，在我们国家践履一个愿意实现民族抱负的政府所应当奉行的那些原则，奠定其赖以立足的根基”。⁽⁴⁶⁾也因为嘉路·米那在复杂的局势下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护国运动，并对澳门市政做出诸多贡献，在他9月离职返葡时，以卢廉若为首的华人绅商和众多市民前往码头为其送行。⁽⁴⁷⁾

1916年，蔡锷等发起的护国运动成功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此后黎元洪出任总统。而在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中，时任督军团团长的张勋乘虚而入，在北京促成1917年7月溥仪复辟。复辟旋即遭段祺瑞镇压，然而，此时国会已散，法统不存。为此，孙中山率革命党人发起了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的护法运动，由于这次运动主要依靠控制粤、滇、黔的桂、滇系军阀力量与北洋军阀抗衡，而军阀割据利益与孙中山的护法共和的目的南辕北辙，孙中山于1918年5月离开广州，第一次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

1919年5月28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护法宣言》，发起第二次护法运动。这次运动主要依靠孙中山扶植的陈炯明粤军力量。1920年，孙中山返回广州，组织军政府。同时，派其子孙科为特派员，在澳门鹅眉街10号设立办事处，继续策动护法斗争，号召在粤海、陆军起义响应，驱逐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该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筹款、购买军火与联络同志。⁽⁴⁸⁾受孙中山命，陈庆云于1920年3月到澳门向卢廉若等筹款购入两架水上飞机，在三灶岛海面进行训练，并由此创办空军，支持粤军驱逐桂军。⁽⁴⁹⁾同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其广东省支部命蔡香林、区建邦、林浮生等组织澳门分会筹备处。

在护法运动爆发当年，澳门政府利用中国南北议和未定之际，在青洲堤岸附近疏浚海道并且开始布防，当时广东省长张锦芳在多次向澳督抗议无效后，恳请军政府“酌派兵队或兵舰前往驻扎”，以资震慑。⁽⁵⁰⁾经过交涉，北京认为，广东方面可酌情派兵迫使澳门政府就范。⁽⁵¹⁾次年1月，广东督军莫荣新任命广东陆军第一师旅长到前山与澳门交涉，并加派1500人及两三艘军舰前往澳门。鉴于广东政府的强硬态度，澳门政府转而通过葡萄牙驻北京公使与北洋政府交涉，北京方面则认为必须待南北统一后，双方同时派员亲勘，以解决划界问题。⁽⁵²⁾在广东政府的军事压力之下，中葡会谈于1920年4月在广州再次开启，梁澜勋为特派广东交涉员，澳门政府则以金美时（J．Cunha Gomes）和美仙地·佐治（Vicente Jorge）为主要代表，于5月、7月举行历次会谈。⁽⁵³⁾经过多轮谈判后，双方于1920年9月在广州签订《兴筑澳门港口工程合约》、《修改港口章程》、《澳门交解华犯章程》等条约，中葡双方各有所得。⁽⁵⁴⁾

但是，第二年粤、澳又在内港水域发生被称为“九一六”事件的小规模军事冲突，事件由葡萄牙驻澳海军越过澳门内港水域到湾仔干涉广州国民政府军队缉盗引起，导致双方关系再度紧张。广东政府对澳门采取强硬态度，葡方亦不肯退让，并请求英舰援助。⁽⁵⁵⁾香山县各界民众举行集会声讨葡澳政府，并决议停止向澳门供水供粮。10月2日，孙中山敕令海军派舰前往澳门近海警戒。⁽⁵⁶⁾此后，在英国驻粤领事、广东省长公署等共同协调下进行调查。从1922年起，由于中国南北分裂的状态，各方对澳门问题在“澳门殖民地与广东省之交涉”的地方层次上进行交涉。⁽⁵⁷⁾

自辛亥革命之后，华人的民族意识和工人阶级的团结精神同时崛起，澳门各行业工会及其他形式的会社次第成立，成为工人和各界华人积聚力量、组织运动的组织机制，尤其是在1922年“五二九”事件引致华洋对立的社会情境下，工会和会社组织了全面罢市、罢工，抗议澳葡政府的戒严、暂停人民集会权利等政策，配合广东政府制裁澳门的措施以及广州国民外交后援会的集会抗议。澳门工会代表在广州受到孙中山及广东省长伍廷芳的接见并得到支持。⁽⁵⁸⁾在广东政府与葡驻广州领事就“五二九”事件的交涉过程中，广东省议会一度提出“不得已而至开战”的主张，继而广州的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再次照会葡领事，提出五项严正要求。⁽⁵⁹⁾但由于粤军司令陈炯明叛变，逼迫孙中山乘舰避走上海，广州政府随即四分五裂，第二次护法运动破产。国内局势骤变，使得粤政权与葡澳政府就“五二九”事件的交涉便无从继续，最终由卢廉若等华商领袖出面谈判，达成妥善解决方案，中国工人得以无条件复职，社团得以重新登记并开始活动。⁽⁶⁰⁾

实际上，在1920年前后，澳葡政府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态度出现转变，他们的政策越来越强硬。1921年4月7日，国会参、众两院非常会议在广州举行，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各国派驻北京的外交使团都不承认这次选举，但澳葡政府则不得不与广州政府周旋。一份澳督内部备忘录称：

孙中山是广州沙文主义的典型；许多年前，澳葡政府在来自欧洲医生的压力下，决定禁止他在澳门执业行医。有人相信，由于这一经历，他不想站在我们这边；此外，众所周知，他所结交的那些人都是对我们抱有深刻反感的人；很有可能，澳门大西洋银行所接洽的贷款谈判会很危险——这样一次失败肯定让施利华总督深感失望。⁽⁶¹⁾

澳葡政府的强硬措施并不表示双方已经失去回旋余地。1922年有关资料中记载了孙中山于当年曾在澳门活动，说明孙中山从澳葡当局那里得到许可，允许在澳门居住。⁽⁶²⁾

1923年1月19日，广州《时报》（The Times）刊载陈炯明事变后孙中山再次返回广州，重掌当地政治、军事的消息，澳葡政府再次面临广州革命政府的威胁，引起远在欧洲的葡萄牙政府的强烈关注。为此，葡萄牙外交部部长雷特·佩雷拉（Domingos Leite Pereira）立即发送电报给葡萄牙驻中国公使，要求评估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政府后，对澳门的安全会否带来威胁。葡萄牙驻北京公使馆搜集中国的英文报章来分析当时局势，发现广州的政治形势刚刚稳定下来，所以暂时未有能力再次威胁葡萄牙在澳门的统治。澳督罗德礼（Rodrigo José Rodrigues）也因此判断，反对葡萄牙的活动已减弱，不过应从“五二九”事件中吸取教训，尤其是加强葡萄牙外交活动，包括和香港政府应加强联系。同时，还要求葡萄牙派遣一艘战舰到澳门海域驻防，以免中国炮舰从内港威胁澳门。然而葡萄牙殖民部以尚未定巡洋舰“共和国”号起航到澳门的时间表为由拒绝，却建议澳督可以选择一位适合的人选开始葡中谈判，用以暂时和缓广州和澳门的紧张关系。其时陈炯明势力尚存，广东政局不稳，加之澳门市面平静如常，也没有合适人选，澳督罗德礼认为不必要与广州谈判。但澳门处于葡萄牙和中国两国的压力之下，葡萄牙中央政府强调他们对北洋政府的重视，所以必然保持葡萄牙驻北京公使的领导性，绝对不会改为承认广州政府。但是，在这种基调之下，澳督罗德礼仍然需要前往广州表示友好，建立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确保葡萄牙在澳门的利益。不过，这种行动无异于承认两个中国政府的地位，于是，葡萄牙需要向北京方面知会。故于3月14日，葡萄牙驻北京公使符礼德（Batalha de Freitas）会晤北洋政府总理张绍曾，探讨葡萄牙方面在澳门与孙中山接触的可能性，并获得北京政府的默许。最终，在葡萄牙政府多次催促下，澳督罗德礼北上与孙中山进行一次秘密会谈。中文档案文献对这次秘密会谈并无记载，而葡萄牙档案反映孙中山要求葡萄牙提供贷款。为防止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因不满澳门拒绝提供借款而有所行动，澳门方面开始向邻近的香港联络要求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罗德礼派遣戈美斯·科斯达（Gomes da Costa）将军到香港讨论澳门的处境，并达成与香港的合作。

3月17日，外交部和殖民部再次敦促澳门当局与广州会谈，可惜双方就鸦片专营权问题未能达成共识，结果澳门暂时终止与“中国当局”的谈判。葡萄牙外交部部长雷特·佩雷拉则表示由于谈判未能取得成果，仍然需要继续进行会谈，于是，再次致电报给葡萄牙驻北京公使，强调澳门当局必须继续进行葡中谈判。⁽⁶³⁾3天后，罗德礼回复海外部部长，终于达成广州当局保证澳门安定的协议，并且双方保持良好关系。⁽⁶⁴⁾取得广州保证澳门安全之后不到两个星期，罗德礼通知海外部部长，香港总督访问澳门，答应如果澳门再次受广州的威胁，香港方面愿意提供协助。⁽⁶⁵⁾澳门最终在外交上取得北京的默许、广州孙中山方面的承诺和香港英国总督应许协助之下，达到政治上的稳定。⁽⁶⁶⁾从澳葡政府对以孙中山为首之革命党的态度来看，他们采取了一种策略——维持势力平衡——以求澳葡的利益最大化。

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1921年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是继中国国民党之后的又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如何处理与中共及其影响下的政治力量的关系同样是澳葡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与对待孙中山革命党的态度相比，澳葡政府对待共产党的态度明显不同。澳门作为葡萄牙右翼意识形态的推行者，时刻维持着对左翼的监督。1923年1月11日，据葡萄牙驻北京公使馆情报称，苏联驻中国外交使团重要成员越飞（Adolf Joffe）提议，希望把澳门用作那些劳累不堪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休养地。澳葡政府当时并未就这一事件做出反应，但就在次年10月，澳葡总督罗德礼接到葡萄牙里斯本政府函件：要警惕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不仅在里斯本和巴塞罗那，而且还有在远东，发起国际革命将取决于中国革命的结果。特别是，由于那些经由中国与俄国保持交流的布尔什维克党秘密组织的存在，葡萄牙的澳门殖民地被认为极其危险。⁽⁶⁷⁾

1927年5月5日，港督金文泰的报告称：澳门有一个共产党的活动中心，也就是皇冠酒店。这个中心跟印度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及菲律宾群岛的共产党人的活动有着重要联系。还称，某些葡萄牙官员拿了苏联共产党的钱，对外国煽动者的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煽动分子”被认为有马林、沃纳（化名沃兹涅先斯基）、弗里曼和马蒂森，此外，还有大约30个欧洲人和亚洲人。澳门不仅被认为给外国阴谋者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而且还以它便利的交通和通讯而著称，澳门港口为武器转运提供方便，澳门的电报服务被用来与苏联通讯。澳门的地理位置是广州、印度与荷属东印度群岛之间情报联系的中心。⁽⁶⁸⁾

1929年10月3日，澳葡政府报告葡萄牙秘密警察揭露了澳门两个共产党人身份的事件，这两名共产党人名为方云生和陈方凯，受雇于清平街一家印刷公司。警方在该二人处发现大量已经印刷好的敌视民国政府的文件和一些亲共的带有煽动性的材料。广州警方强烈要求澳门警方将此二人监禁起来。⁽⁶⁹⁾

1936年8月22日，澳葡政府更是颁布第27003号法令，要求所有国家及独立机构的公务员在担任临时或正式职务前进行“反共”宣誓。它明确规定，公民必须遵守1933年《政治宪法》规定的社会秩序，对共产主义及任何“颠覆思潮”进行积极的抵制。⁽⁷⁰⁾在这个动乱的年代，共产党人将澳门作为一个基地或藏身之处。尽管他们的目标并不是针对澳门葡人，但是澳葡政府仍对其严加监视，乃至最后以法律形式规定禁止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