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公益行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公益行为的研究始于亲社会行为和利他行为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亲社会行为研究在西方逐步兴起，70～80年代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也出版了一些经典的亲社会行为研究专著，如巴塔尔的《亲社会行为：理论与研究》、艾森伯格的《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亲社会行为研究也逐步展开，周宗奎、张文新、俞国良、桑标、辛自强等学者都在各自的儿童社会性发展专著中报告了亲社会行为方面的研究结果，后来，李丹、寇彧、张庆鹏、迟毓凯等学者更是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如寇彧、付艳、张庆鹏（2007）等人曾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展开研究，他们采用焦点群体访谈法，以焦点小组讨论的方式，让青少年报告了他们所认同的亲社会行为。研究发现，青少年报告的1000多项亲社会行为可大致分为43类。这43类亲社会行为不仅涉及传统意义上的亲社会行为，如助人、安慰、分享、合作、同情、利他等（大约占44%），还涉及协调交往关系、个人特质、维护公众利益和亲情养育等行为（大约占56%）。他们（张庆鹏，寇彧，2006）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青少年认同的亲社会行为主要包括利他性亲社会行为、特质性亲社会行为、关系性亲社会行为以及遵规公益性亲社会行为四大类。利他性亲社会行为是指传统德育中比较重视的一类行为，多数是基于个人付出自我代价的助人行为，最接近利他性亲社会行为原型的是“帮助他人”（如在同学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而不求报答、见义勇为等）；特质性亲社会行为是指个体通过提升自我修养或积极的个人品质来达到“亲社会”目的的行为，最接近特质性亲社会行为原型的是“待人忠诚”（如为朋友保守秘密、与人为善等）；关系性亲社会行为是指个体通过提升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质量来达到“亲社会”目的的行为，最接近关系性亲社会行为原型的是“增进友谊”（如跟朋友互相倾吐心事、回报他人等）；遵规公益性亲社会行为则特指那些维护公共利益、遵守社会规范与公德的行为，最接近遵规公益性亲社会行为原型的是“亲情行为”（如尊敬长辈、孝敬父母、遵守社会规则等）。这些学者都相继出版了有关亲社会行为的专著，特别有影响的如李丹2002年出版的《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迟毓凯2009年出版的《亲社会行为的启动效应研究——慈善捐助的社会心理学探索》和寇彧、张庆鹏2016年合著的《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促进：理论与方法》等。至今亲社会行为研究方兴未艾，仍然是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热门选题，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中国公众的公益观调查报告（黄智宽、郭尧，2017），这些成果都为我们研究青少年公益行为提供了借鉴。

据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简称“关工委”）2009年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86%的青少年参加过公益活动，而且在抗震救灾中，青少年表现积极，94.7%的青少年以各种方式支持过救灾活动。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汪鸿雁表示，截至2013年，中国注册青年志愿者已达4043万，这些来自各种不同领域的志愿者们用他们践行的公益行为，弘扬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公益精神。青少年志愿者已成为我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青少年高涨的公益热情相比，有关青少年公益行为的研究却相对滞后。

在国内，《当代中国青少年公益认知与行为调查报告》是我国第一份针对青少年的以公益为主题的全国性调查报告，是陆士桢等学者（2009）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青少年公益行为展开大规模调查的基础上所撰写的大型调查报告；其其格（2011）继续对青少年公益行为进行调查分析，发现青少年之间参加公益活动的频率十分不同，经常参加的较少，偶尔参加的较多。后来李莉（2012）、任园和徐圣龙（2015）分别就青少年公益活动和都市青少年公益参与行为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青少年对公益活动的认识和理解不够深入全面，捐款捐物、文化艺术活动、环境保护是大多数青少年通常理解的公益行为，而社会治安、国际合作等都不在公益行为的外延范围之内；李楠（2015）还就微公益这一新的公益类型对大学生微公益参与现状进行调查；最近，杨琳和张秀英（2018）还结合互联网时代特征对我国微时代互联网+公益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65.41%的公众是通过社交网站了解微公益的信息，微信、微博是大多数公众了解微公益信息的重要渠道。

尽管国内外许多学科如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也都对公益行为展开了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①“为什么做”，有学者（唐娟，2004）把公益动机归纳为责任或义务论、利己论、利他论、多元动机论等4类，更多的学者（M.Hudson,1995;Tschirhart,2001；唐杰，2008；吴江，2008）持多元动机论，认为在公益参与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复杂的动机，青少年参加公益没有这么复杂，显然这些公益动机研究不是针对青少年展开的；②“现状如何”，美国中学生参与公益活动的形式内容丰富多彩，主体性、趣味性强，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强（王淑玉，Michelle Zhang,2012），而在国内，青少年参与公益的方式呈现多样化，并且具有较强的集群性和活动性（陆霓，2011），依靠互联网进行微公益活动已成为了目前青少年参与微公益活动的主要途径（宋爽，2013）；③“哪些因素”，家庭、学校和大众传播媒介是影响青少年公益的主要因素（宗君，夏建中，2009），其中学校组织公益活动对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影响最大，中观家庭层面如父母以身作则对青少年是否参加公益活动影响较大，而微观个人层面对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影响较小（其其格，陆士桢，2011）；④“如何培养”，在美国，学校肩负着培养公益行为的重任，学校对学生参与公益慈善活动有明确的计入学分规定，学校定期组织学生到社区参加公益慈善活动，美国在高校录取新生时，重视学生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情况并作为重要指标（王淑玉，Michelle Zhang,2012）；国内学者（王淑玉，2012；李莉，2012）主要从国家层面、法律法规、社会资源、学校家庭等多层面来探讨对策，培养青少年的公益慈善意识和公益精神。

不同学科及其学者基于各异的研究旨趣和视角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亟待解决的问题。①研究对象以青年初期的大学生为主，很少有关于中小学生公益行为的实证研究，与大学生相比，中小学生的可塑性更大，这个阶段是优秀品质、良好行为习惯和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因此这不仅关系到年轻一代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形成，而且深远地关系到未来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公民素质。②研究方法简单，研究技术尚需加强。多数研究为思辨探讨，即使是实证研究，也多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方法单一且缺乏创新，亟待增加更为高信效度的研究技术和手段，如采用编制的标准化青少年公益行为量表，深入公益行为发生的内部机制展开公益行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而且还需要道德行为的特殊方法如故事法，才能更好地揭示青少年的公益行为特点；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新兴领域，也需要从更多学科的角度和方法去探讨。③对策干预还需要加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很多对策都是在理论和政策侧面进行探讨，需要针对目前青少年公益行为的问题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来进行，这样才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基于上述问题，本书将从各学科综合的视角，借鉴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框架，主要通过问卷测量、教育实验、启动实验、故事法等研究方法，对我国青少年公益行为展开系统研究，揭示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发展特点，深入探索各种因素对青少年公益行为影响的机制，分析公益行为对青少年产生怎样的社会功能，并构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教育策略。因此本课题的系列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①在理论上，不仅可以丰富公益行为的理论研究，提高理论深度，而且可以进一步丰富青少年道德行为的研究，还有助于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从而生成更多更广阔的视阈和研究领域。②在实践上，一方面可以为青少年的社会公益实践活动提供参照和指引，另一方面也为传统德育内容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学校德育工作创新提供新的思路，有利于改善学校德育的实际效果；另外对经济发达地区的青少年公益行为研究还可以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公益发展提供经验和教训。

另外，对整个社会和时代来说，对公益行为的研究还有利于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在新时代从事公益研究，还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和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