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对“基本紊乱”的追问

由于本书聚焦于精神分裂的症状贫乏形式，因此不仅有这样的意义——让人们注意到精神病理学中相对较少受关注的领域，而且涉及更基本的问题，即揭示精神分裂中人类存在底部所发生的“紊乱”。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说到基本紊乱（Grundstörung）。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基本紊乱”这个词与“基本症状”（Primärsymtom）以及类似表达一样是多义的。由于“基本紊乱”这个词具有模棱两可性，所以我们最好是规避它的模棱两可性。库尔特·施耐德（1957）区分了七种不同的“基本”意义。这里只会有更多的意义：在我们这里，“基本紊乱”不是病源学上的东西。对“基本紊乱”的追问，专门地指向我们在精神分裂临床领域中所描述的变异本质，而不指向这些变异出现的条件，也就是说：指向出现了什么（Was），而不是怎么出现的（Wodurch）。显然，出现了什么与怎么出现的，这二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19关于这一点，需要讲一讲控制论的奠基者维纳（Nobert Wiener）——他对知道怎么（to know how），而不是对知道什么（to know what）的必要研究；作为科学的、即属于单科科学（Einzelwissenschaft）的问题，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现象学的本质还原研究将致力于这个目标。20在这里，我们全然没有对基本紊乱进行绝对的描述。精神分裂研究的历史使人有了怀疑的打算。我们将要致力于阐明和更切近地研究基本的人类学结构要素。

现在的问题是：在症状贫乏的、简单的精神分裂中［在欧根·布劳勒（Eugen Bleuler）21看来，“基本症状”统治着这个领域］，是不是比在精神分裂的其他形式中，更能找到这种基本紊乱。韦尔希（J. Wyrsch）（1940）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针对欧根·布劳勒的观点（这些进程单调的平淡性，使它们不值得注意），韦尔希22更准确地描述了：在这里人们正应该期待“基本紊乱”就是这些平淡的进程。今天，我们在这里也处于一种根本的两难处境之中：在我们清晰地阐述症状的地方，即差不多看到特异的地方，23在妄想-幻觉症候群中，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在它们之中找到了精神分裂的自身本质。然而，当我们相信基本紊乱（康拉德所谓的潜力丧失）在症状贫乏的青春型精神分裂、简单型精神分裂或所谓的“缺损”［它在扬扎雷克（Werner Janzarik）24的意义上是残余的或先兆的］中与我们是相隔绝的时候，基本紊乱就几乎不能被理解为特异性了。例如，基本紊乱表现为温和的、相对“平静症状”［雅格布（H. Jacob）］中的执行失败（Leistungversagen）并伴有无特征性，因此近年来有人提议：要承认这种基本症候群或基本阶段（Huber，1966）的完全无特异性。25当症状是独特的时候，它们的表现不具有原初性，而是成为疾病争论的结果，并且与此相反的是，当症状可以被看作是原初的时候，它们又是不独特的。

总是有人一再尝试，把假定的基本紊乱作为一种纯粹量化的缺损，相应地，把最显著的、有质的异常的症状作为次要加工、适应（欧根·布劳勒）、自我治疗［克莱西（Jakob Klaesi）］26或后方秩序［基斯克（Karl Peter Kisker）］27的结果。于是，拉斐罗（Llavero）在每种症状中都找到了介于“运行病因”和特定的“精神补偿机制”之间的“结果”。本德（H. Binder）（完全在强迫现象的视角下）已经区分了“紊乱”和“防御心理”（Abwehrpsychismen），而马克思·穆勒追问了由类似概念引出的、精神分裂中的“治疗机制”。扬扎雷克（1959）尝试寻找依据，来判断“断裂动力学”和“稳定意向性”之间的关系。西姆克（A.Simko）（1968）比较了前庭眼球震颤（Nystagmus）中的两种成分。28这个类比是清晰的。对我们来说，在精神分裂中，这两种成分不像在眼球震颤模式中那样整齐地分别出现；它们仍然是假定的，因为我们通常只能看到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在这种意义上，对心灵生活中初级和次级变化的区分，仍然是非常有可能的。怀特布莱希特（1963，第368页）在这里甚至看到了“精神病理学中最有成效的洞见”。然而，初级和次级变化之间的界限，在经验上至今都几乎不是确定的，而是依赖于研究者的精神病理学基本概念。首先不清楚的是，精神分裂中相对特异的症状，是否只源于次级的反应形式，还是（并且在何种程度上）也源于初级变化。如今，第一种理解逐渐传播了开来。因此，“初级”变化在“纯粹缺损”［休伯（Gerd Huber）］的非特异性中找到了它的直接表现。

然而，人们还有这样的印象（首先，它不再是一种其合法性要被证明的印象），即质的特异性也是存在的，而在简单进程或缺损症候群里只有无特征的否定。问题在于，在这里最终只是被缩减的丰富意义妄想症状是逐渐的他者（Aliter），这时质的异在（Anderssein）不再展开，但作为象征指示出了这种症状核心。29这还涉及表面非特异性中的特异性。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尽管简单型精神分裂的反思形式是极端少见的，但韦尔希仍然认为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韦尔希的课题值得进一步追溯。1931年昆茨就已经在论文《精神病理学的妄想边界》［部分参照了克隆菲尔德（Arthur Kronfeld）30的思想］中提出，要从根本上去反问妄想产生的基础。昆茨强调，在精神分裂“形成的无限可能性中”，“首先必须也要突出其中一种可能性：……精神失常是初级的、无妄想的”，或者说，当妄想出现时，“存在变化不是作为妄想而产生，而是……在（非妄想的）精神紊乱基础上”出现。在这种联系中，昆茨还强调：“人们不能不重视和忽视简单的青春型精神分裂停顿以及其他非创生性形式。”（Kunz，1931，第692页）在青春型精神分裂中（以及在斯道希的同时工作中），有一种存在变化首先可以被视为基本紊乱。于是我们就知道了一种特定的方向。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学的妄想研究还是致力于这个问题。宾斯旺格的妄想解释，宽泛地（部分是暗示的，部分是明确的）（Bingswanger，1958，第187页及以下； 1965，第13页及以下）提出了对昆茨思想的阐释。有关“妄想的预备场”（库尔特·施奈德、休伯）的临床-精神病理学问题就来自于这个方向。

当任务的内容是：根据前妄想的、精神分裂的此在方式去反问精神分裂性妄想的本质时，有必要扼要地重述我们最初知道的东西：在近二十年确定妄想本质的道路上，虽然不是很多，但有一些重要的进步。自梅耶-格劳斯（Wilhelm Mayer-Gross）31以来，就不缺少将妄想解释为信念的（病理）特例的尝试。例如，巴什（Kenower W. Bash）32从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心灵之四种基本功能的概念出发，在妄想中发现了直觉的变种。马图塞克（Paul Matussek）33对妄想作出了更新的理解：妄想不是病理的信念，而是病理的信念丧失（Glaubenverlust）。更早时候，瓦伦西亚诺-加亚（Valenciano-Gaya）（1957，1961）就已经依据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34的思想，提出了“生命怀疑”（vitalen Zweifel）对于精神分裂之精神病理学的意义。这自然取决于在“正常的”和“生命中有病的”怀疑之间进行足够清晰辨别的可能性。什么样的标准可以适用于怀疑的生命力呢？每个深度的存在怀疑，都不涉及个体的生命基础吗？当“信念丧失”被视为妄想前提的时候，“信念丧失”（几乎每个健康人都或多或少地在他成长的任意时候所经验到的东西）就意味着精神分裂。此外，当人们从辩证的角度来理解“信念丧失”时，一方面不能忽视正常怀疑和信念之间的某种平行，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病理的空虚和妄想。正如信念是怀疑的可能性前提那样，妄想显然是另一种极端的无根基性形式。正如怀疑就在信念的背后，无根基性也就隐藏在妄想的背后。除了这种形式上的比较，更深的差异不能不得到重视。瓦伦西亚诺（1961）发现：与信念相对的妄想不仅以怀疑为前提，还以自我衰落（这时，构成结构损伤的社会信念发生了缺损）为前提。在这个方向上，霍菲（G. Hofer）（1968）简洁地作出了重要贡献。由此，我们注意到了主体间性的问题，而它的相对完好性，不仅对于每个社会、个体信念及成见，而且对于健康者的极端怀疑来说，都是显然易见的前提。

马图塞克强调了这种困难：即清晰地和经验地确保理解这里所涉及的“更精细但也是本质的基本现象”。在很多学者看来，尤其是拜耶（1955），妄想或者说精神分裂的本质，在于交际能力的紊乱；拜耶还将注意力转到了信任与信念能力的标准，以及信任能力的生理学与病理学上。比对事物事实性抗拒更为基本的是病人对于人际间事实性的抗拒。如果人们越出马图塞克的范围，就可以说，要到这种事实性关系变化（其中的人际间事实性只是通常最引人注意地出现的部分，即一种范型）中去寻找被马图塞克看作是“更精细但也是本质的基本现象”。现象学精神病理学的重要任务就是把这种人际间事实性的关系35（由此引出的建构，不仅决定了为我们存在的外在事实性，而且决定了我们自己与本己身体的事实性）作为经验研究的对象。

库伦坎普夫和查特在由现象学精神病理学概念化的“理解人类学”框架内，把作为妄想症状研究基础的结构改变，描述为立场虚弱（Standschwäche）与立场缺乏（Standbuße）。在这个视角下，妄想改变表现为“身体世界性结构的改变”。与此相应的是“外形力量游戏中的改变”——它的特点是作为立场丧失之方式的边界脱离、恢复脱离、基础脱离与崩塌。36

引人注意的是（这里形成了一个回到第一章问题的循环），上述工作直到现在差不多还只适用于妄想症候群。非妄想的状态描述仍然没有得到考虑。如上所述，首要的原因在于，人们首先不能在很高程度上放弃对所信仰的自我-世界-关系的阐释，正如这种关系突出了妄想症候群那样。但问题在于，本质的结构改变不能靠妄想型精神分裂，在基本的层面上得到研究，即使妄想型精神分裂能够展示病人被隐藏的状态改变。

人们可以用查特经过多式多样的修改后所提出“信任中断”（Vertrauensbruch）来看妄想症状的本质，因此，尽管我们在这里所指的情形下，使用这个术语不是空洞无物的，但这个术语只有有限的适用性。当一个青春型精神分裂患者在特定情况下，引人注目地举止不当时，他就不再受信任并受到他周边环境的排斥，因此不需要表示对他的不信任。这里涉及的重要区别是：能够去信任某人（Vertrauen-haben-können-zu）与熟悉某事物（Vertraut-sein-mit）的区别。我们必须阐释二者无法轻易确定的关系。这种阐释完全与个体及非个体世界关系中的奠基关系有关。人们应该提防仓促地从另一方面去找原因，因此这是接近我们的思维习惯的——给予熟悉某事物的基本意义，大于给予能够去信任某人或完全的能够给予某人以信任的基本意义。

查特（1963b，第837页及以下）把这里的区别看作是信任衰弱（Vertrauensschwund）与信任中断的区别。信任中断被理解为“站立身体（stehenden Leib）的显现”及其世界性的改变，而与此相对的是，信任衰弱被理解为“承载身体”（tragenden Leib）的改变（由于这种改变，“所承载的存在流”枯竭了，并且“这个存在流的前个体根基”中的个体联系也被剥夺了）。查特从这种划分出发，把信任衰弱解释为内生型抑郁的基础。非内生型抑郁也得到了思考［参见豪格（K. Haug）和梅耶（J. E. Meyer）］，等等。但问题在于：除此以外是否没有别的、更基本的不熟悉（Nicht-Vertraut-Sein）了——用查特的话来说，它不仅是感情营养，而且也支配着生理美学的生命领域，并展现了非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候群与妄想型“信任中断”的可能性条件。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精神分裂之精神错乱（Alienation）37的人类学根源。在人类此在的自我与世界建构中，我们不可能不去讨论熟悉、习惯、自明性、自然性等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