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附录——《中央大学之使命》与中央大学历任校长

附录1：罗家伦《中央大学之使命》

中央大学之使命⁽¹⁵⁴⁾

（罗校长于10月17日在本校总理纪念周演讲）

当此国难严重期间，本大学经停顿以后，能够以最短的时间，由积极筹备至于全部开学上课，并且有今天第一次全体的集会，实在使我们感觉得这是很有重大意义的一回事。

这次承各位教职员先生的好意，旧的愿意继续惠教，新的就聘来教，集中在我们这个首都的学府，积极努力于文化建设的事业，这是我代表中央大学要向各位表示诚恳谢意的。

本人此次来长中大，起初原感责任之重大，不敢冒昧担任。现在既已担负这个重大的责任，个人很愿意和诸位对于中大的使命，共同树立一个新认识。因为我认为办理大学不仅是来办理大学校普通的行政事务而已，一定要把一个大学的使命认清，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现在，中国的国难严重到如此，中华民族已临到生死关头，我们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就是负担起特殊的使命，然后办这个大学才有意义。这种使命，我觉得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我认为个人的去留的期间虽有长短，但是这种使命应当是中央大学永久的负担。

本来，一个民族要能自立图存，必须具备自己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结晶，和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如果缺乏这种文化，其国家必定无生命的质素，其民族必然要被淘汰。一个国家形式上的灭亡，不过是最后的结局，其先乃由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上的衰亡。所以今日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社会的腐败，而最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整个的民族文化，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

我们知道：民族文化乃民族精神的表现，而民族文化之寄托，当然以国立大学为最重要。英国近代的哲学家荷尔丹（Lord Haldane）曾说：“在大学里一个民族的灵魂，才反照出自己的真相。”可见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学若不能负起来，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可以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一个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创造，一定要趋于灭亡，被人取而代之的。正所谓“子有钟鼓，勿鼓勿考；子有廷内，勿洒勿扫；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其影响所及，不仅使民族的现身因此而自取灭亡，并就是这民族的后代，要继续创造其民族文化，也一定不为其他民族所允许的。从另一方面看，若是一个民族能努力建设其本身之文化，则虽经重大的危险，非常的残破，也终久可以复兴。积极的成例，就是拿破仑战争以后，普法战争以前的德意志民族。我常想今日中国的国情，正和当日德意志的情形相似。德国当时分为许多小邦，其内部的不统一，比我们恐怕还有加无已；同时法军压境，莱因河一带俱分离而受外国的统治。这点也和我们今日的情形，不相上下。当时德意志民族历此浩劫还能复兴，据研究历史的人考察，乃由于三种伟大的力量：第一种便是政治的改革，当时有斯坦（Stein）哈登堡（Hardenberg）一般人出来，把德国的政治改良，公务员制度确立，行政效能增进，使过去政治上种种分歧割裂散漫无能的缺点，都能改革过来。第二种是军事的改革，有夏因何斯弟（Scharnhorst）和格莱斯劳（Gneisnau）一般人出来，将德国的军政整理，特别是将征兵制度确立，并使军事方面各种准备充实，以为后来抵御外侮得到成功的张本。第三种便是民族文化的创立，这种力量最伟大，其影响最普遍而深宏，其具体的表现便靠冯波德（Wihelm von Humbodt）创立的柏林大学，和柏林大学的弗斯德（Fichte）一般人，对于德国民族精神再造的工作。所以现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家古趣（G．P．Gooch）认定创立柏林大学的工作，不仅是德国历史上重要的事，并且是全欧洲历史上重要的事。尤能使我们佩服的便是当年柏林大学的精神。在当时法军压境，内部散乱的情况之下，德国学者居然能够在危城之中讲学，以创立德意志民族文化自任。弗斯德于1807年至1808年间在对德意志民族讲演里说：“我今天乃以一个德意志人的资格向全德意志民族讲话，将这个单一的民族中数百年来因种种不幸的事实所造成的万般差异，一扫而空。我对于你们在座的人说的话是为全体德意志民族而说的。”现在我们也需要如此，我们也要把历史上种种不幸事实所造成的所有差异，在这个民族存亡危迫的关头，一扫而空，从此开始新的努力。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就是由于这种整个的民族精神先打下了一个基础。最后俾士麦不过是收获他时代的成功。柏林大学却代表当时德意志民族的灵魂，使全德意志民族都在柏林大学所创造的一个民族文化之下潜移默化而形成为一个有机体的整个的组织。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种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决不能确立一个中心而凝结起来；所以我特别提出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本大学的使命，而热烈诚恳的希望大家为民族生存前途而努力！

讲到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我们不可不特别提到其最重要的两种含义：第一，必须大家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我们今日已临着生死的歧路口头，若是甘于从此灭亡，自然无话可说，不然，则惟有努力奋斗，死里求生，复兴我们的民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在这个共同意识之下来努力。第二，必须使各部分文化的努力在这个共同的意识之下，成为互相协调的。若是各部分不能协调，则必至散漫无系统，弄到各部分互相冲突，将所有力量抵消。所以无论学文的、学理的、学工的、学农的、学法的、学教育的，都应当配合得当，精神一贯，步骤整齐，以趋于民族文化之建立的共同目标。中国办学校已若干年，结果因配置失宜，以致散漫杂乱，尤其是因为没有一个共同民族意识从中主宰，以致种种努力各不相谋，结果不仅不能收合作协进之功效，反至彼此相消，一无所成。现在全国的大学教授及学生，本已为数有限，若是不能同在一个建设民族文化的目标之下努力，这是民族多大的一件损失?长此以往，必至减少，甚至消灭民族的生机。人家骂我们为无组织的国家，我们应当痛心。所以我们所感觉的不仅是政治的无组织，乃是整个的社会无组织，尤其是文化也无组织。今后我们要使中国成为有组织的国家，便要赶快创立起有组织的民族文化，就是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来。

我上面就德意志的史实来说明我们使命的重要，并不是要大家学所谓“普鲁士主义”，而是要大家效法他们那种从文化上创造独立民族精神的努力！

我们若要负得起上面所说的使命，必定先要养成新的学风。无论校长、教职员、学生都要努力于移转风气。由一校的风气，转移到全国的风气。事务行政固不可废，但是我们办学校，不是专为事务行政而来的，不是无目的去办事的。若是专讲事务，那最好请洋行买办来办大学，何必需要我们？我们要认识，我们必须有高尚的理想以为努力的目标，认定理想的成功比任何个人的成功还大。个人任何牺牲，若是为了理想，总还值得。我认为必须新的学风养成，我们的使命乃能达到。

我们要养成新的学风，尤须先从矫正时弊着手。兄弟诚恳的提出“诚朴雄伟”四字，来和大家互相勉励。所谓诚，即谓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以为文饰资格的工具。对于我们的使命更要有诚意，不作无目的的散漫动作，坚定的守着认定的目标去走。要知道从来成大功业成大学问的人，莫不由于备尝艰苦，锲而不舍的做出来的。我们对学问如无诚意，结果必至学问自学问，个人自个人。现在一般研究学术的，都很少诚于学问。看书也好，写文章也好，都缺少对于学问负责的态度。试问学术界气习如此，文化焉得而不堕落？做事有此习气，事业焉得而不败坏？所以我们以后对于学问事业应当一本诚心去做，至于人与人间之应当以诚相见，那更用不着说了。

其次讲到朴。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现在一般人皆以学问做门面，作装饰，尚纤巧，重浮华；很难看到埋头用功，不计功利，而在实际学问上作远大而艰苦的努力者。在出版界，我们只看到一些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使青年的光阴虚耗在这里，青年的志气也销磨在这里，多可痛心。从前讲朴学的人，每著一书，往往费数十年；每举一理，往往参证数十次。今日做学问的和著书的，便不同了。偶有所得，便惟恐他人不知；即无所得，亦欲强饰为知。很少肯从笃实笨重上用功的，这正是庄子所谓“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的弊病。我们以后要体念“几何学中无王者之路”这句话，复须知一切学问之中皆无“王者之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

第三讲到雄。今日中国民族的柔弱萎靡，非以雄字不能挽救。雄就是“大雄无畏”的雄。但是雄厚的气魄，非经相当时间的培养蕴蓄不能形成。我们看到好斗者必无大勇，便可觉悟到若是我们要雄，便非从“善养吾浩然之气”着手不可。现在中国一般青年，每每流于单薄脆弱，这种趋势在体质上更是明显的表现出来。中国古代对于民族体质的赞美很可以表现当时一般的趋向。譬如诗经恭维男子的美，便说他能“袒裼暴虎，献于公所”；或是“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恭维女子的美，便说他是“硕人颀颀”。到汉朝还找得出这种审美的标准。唐朝龙门的造像，也还可以表现这种风尚。不知如何从宋朝南渡以后，受了一个重大的军事打击，便萎靡不振起来。陆放翁“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的诗句，虽强作豪气，已成强弩之末。此后讲到男子的标准，便是“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一流的人。讲到女子的标准，便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一流的人。试问时尚风习至此，民族焉得而不堕落衰微?今后吾人总要以“大雄无畏”相尚，挽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男子要有丈夫气，女子要无病态。不作雄健的民族，便是衰亡的民族。

第四讲到伟。说到伟便有伟大崇高的意思。今日中国人作事，缺乏—种伟大的意境，喜欢习于小巧。即论文学的作风，也从没有看见谁敢尝试大的作品，如但丁的《神曲》，哥德的《浮士德》，而以短诗小品文字相尚。我们今后总要集中精力，放开眼光，努力做出几件大的事业，或是完成几件大的作品。至于一般所谓门户之见，尤不应当。到现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大家岂可不放开眼光，看到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运，而还是故步自封，怡然自满?我们只要看到整个民族生存之前途，一切狭小之见都可消灭。我们切不可偏狭纤巧，凡事总须从大的方向做去，民族方有成功。

我们理想的学风，大致如此。虽然一时不能做到，也当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心理。若要大学办好，学校行政也不能偏废，因为大学本身也是有机体的。讲到学校行政，不外教务行政和事务行政两方面。关于前者，有四项可以提出：第一要准备学术环境，多延学者讲学。原在本校有学问的教授，自当请其继续指教，外面好的学者也当设法增聘。学校方面，应当准备一个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环境，使一般良好的教授都愿意聚集在本校讲学，倡导一种新的学风，共同努力民族文化的建设。在学生方面，总希望大家对于教授有很好的礼貌。尊师重道，学者方能来归。

第二是注重基本课程，让学生集中精力去研究。我们看到国内大学的通病，都是好高骛远，所开课程比外国各大学更要繁复，更要专门，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我们以后总要集中精力，贯注在几门基本的课程上，务求研究能够透沏，参考书能看得多。研究的工具自然也要先准备充足。果能如此，则比较课目繁多，而所得者何止东鳞西爪的要更实在。

第三是要提高程度，这是当然必要的。但我们如果能做到上面两项，也自然提高。我们准备先充实主要的课程，循序渐进，以达到从事高深研究的目标。

第四是增加设备。中大前此行政费漫无限度，不免许多浪费的地方。所以设备方面，自难扩充。我们以后必须从这点竭力改良，节省行政费来增加设备费。这是本人从办清华大学以来一贯的政策。

关于学校事务行政，亦属重要。现在可以提出三点来说：

第一是厉行节约，特别是注重在行政费之缩减。要拿公家的钱用来做自己的人情，是很容易的事。一旦节约起来，一定会引起许多不快之感。这点我是不暇多顾的，要向大家预先说明。

第二是要力持廉洁。我现正预备确立全校的会计制度，使任何人无从作弊，并且要使任何主管也无从作弊。本校的经费，行政院允许极力维持，将来无论如何，我个人总始终愿与全校教职员同甘苦。大家都养成廉俭的风气，以为全国倡。

第三是要增加效能。过去人员过多，办事效能并不见高。我们以后预算少用人、多做事，总希望从合理化的事务管理中，获得最大的行政效能。使每一个人员能尽最大的努力，每一文经费获得最经济的使用。

本人自九月五日方才视事，不及一月，而十月三日即已开学，十一日已全校上课。在此仓猝时间，自有种种事实上的困难，许多事未能尽如外人和本人的愿望。这种受时间限制的苦痛，希望大家能够有同情的谅解。不过居然能全部整齐开学上课，也是一件不容易而可以欣幸的事。希望以全校的努力把中大这个重要的学术机关，一天一天的引上发展的轨道，以从事于有机体的中国民族文化的塑造。我们正当着民族生死的关头，开始我们的工作，所以更要认清我们的使命，时刻把民族的存亡一个念头存在胸中，成为一种内心的推动力，由不断的努力中，塑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以完成复兴中国民族的伟大事业。愿中央大学担负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的责任。这是本人一种热烈而诚恳的希望。

附录2：中央大学历任校长简表

中央大学时期及之前历任校长表

资料来源：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1902～1949 第1卷）》，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版等。

附录3：沦陷区“中央大学”历任校长简表

南京“中央大学”校长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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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志跃：《中央大学二部丁家桥校址的沿革》，《南京史志》1998年第2期，第34～35页。

(2)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编辑：《刘坤一遗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41～1343页。

(3) 申雄平编著：《萧俊贤年谱》，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4) 张留芳主编：《治校治教治学南京师范大学办学理念寻踪》，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5) 杨振亚：《民国史研究散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43页。

(6) 《张文襄公全集》卷58，奏议58，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18页。

(7) 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1902-1949（第一卷）》，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页。

(8) 张之洞：《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收入陈山傍：《张之洞教育文存》，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21～422页。

(9) 陈月、阳建强：《历史地段景观协调控制及规划思考——原中央大学历史风貌区的实践与探索》，《建筑学报》2013年增刊（总第10期），第18～23页。

(10) 李晓波、陆道坤：《思想演变与体制转型中国教师教育回眸与展望》，南京：江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11) 张复合主编：《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5》，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6页。

(12) 杨振亚：《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市鼓楼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鼓楼文史第5辑》，1993年（内部资料），第111～112页。

(13) 白寿彝总主编，周远廉、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20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7～1148页。

(14) 李晓波、陆道坤：《思想演变与体制转型中国教师教育回眸与展望》，南京：江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15) 徐承德、虞朝东：《南京百年城市史1912-2012 9教育卷》，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16) 申雄平编著：《萧俊贤年谱》，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

(17) 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1902-1949（第一卷）》，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18) 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0卷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页。

(19) 闵卓：《科学与人文的融会并进——东南大学百年办学传统暨规律探讨》，《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50～56页。

(20) 邹自振：《李瑞清艺术成就与学术建树谫论》，《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第209～218页。

(21)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22) 南京大学校庆办公室校史资料编辑组编辑：《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南京：南京大学校庆办公室校史资料编辑组、学报编辑部，1982年版，第23页。

(23) 杨振亚：《民国史研究散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53页。

(24) 张宪文、张玉法主编，朱庆葆、陈进金、孙若怡等著：《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卷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104页。

(25)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代校长郭秉文言，学校占地300余亩，同书第52页。

(26)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概况》（1918年10月），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09～713页。

(27)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28)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3页。

(29)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30) 张雪蓉：《美国影响与中国大学变革以国立东南大学为研究中心1915-1927》，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31)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6～87页。

(32) 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

(33) 王德滋：《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34)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廷栖、陈炅、赵鹏、戴致君执行主编，《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编：《张謇全集4论说演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6～467页。

(35)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102页。

(36)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104页。

(37)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9～73页。

(38)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39)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115页。

(40) 冯世昌：《南京师范大学志》，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41) 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1902～1949第1卷）》，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

(42)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182页。

(43)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183页。

(44) 蒋宝麟：《中央大学建校与“后革命”氛围中的校园政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78～87页。

(45)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190页。

(46)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118～120页。

(47)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146页。

(48)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49)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174页。

(50) 常杰、刘鹏、朱永军：《民国时期国立东南大学体育教育之研究》，《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14年第1期，第119～121页。

(51)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186页。

(52)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188页。

(53)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218页。

(54) 霍益萍：《郭秉文和东南大学》，《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5年第2期，第47～53页。

(55) 张善飞：《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筹资特点及启示——以南开大学、燕京大学、东南大学为例》，《医学教育探索》2007年第8期，第677～679页。

(56) 许小青：《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大学区试验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40～60页。

(57) 韩晋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院系调整》，《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12～17页。

(58) 《国立中央大学概况》，《中央大学十周年纪念册》（193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立中央大学档案（以下简称“中大档案”，并不再注明藏所），648/751，第1页。

(59) 蒋宝麟：《“党国元老”、学界派系与校园政治——中央大学首任校长张乃燕辞职事件述论（1928～1930）》，《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165～175页。

(60)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258页。

(61)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249页。

(62) 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1902～1949）第1卷》，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版），第157页。

(63)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

(64) 《大学院大学委员会临时会议录》，《大学院公报》，1928年6月第6期，第75页。

(65)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271页。

(66)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67)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页。

(68)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291页。

(69)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294页。

(70) 胡浩主编：《共和国英才的摇篮（上册）来自中国大专院校的报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3页。

(71) 陈育红：《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教育经费的影响因素》，《高等教育研究》2013年第5期，第88～94页。

(72) 刘超：《中国大学的去向——基于民国大学史的观察》，《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第47～68页。

(73)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286页。

(74) 袁文薇等：《“建造大半个南京”的卢毓骏的建筑人生片段》，《兰台世界》2015年2月上旬，第26～27页。

(75)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296页。

(76) 李方来、李霞：《中日战争与中央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史研究——以学衡派、南高史地学派缪凤林为例》，《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101～106页。

(77)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78)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307页。

(79)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页。

(80)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318页。

(81)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339页。

(82)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39～340页。

(83) 罗家伦：《中央大学之回顾之前瞻》，转引自《抗战时期的重庆沙磁文化区》，重庆：科技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9年版，第41～42页。

(84) 罗家伦：《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节录），《大学之道：东南大学的一个世纪》，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页。

(85) 余子道：《蒋介石与淞沪会战》，《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52～61页。

(86) 杨夏鸣译：《美国〈时代周刊〉1937-1941年有关日军轰炸南京和大屠杀的报道》，《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第51～55页。

(87) 常云平：《试论抗战期间内迁重庆的高等院校》，《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第45～50页。

(88) 邓朝伦：《“沙坪学灯”里的中央大学》，《重庆与世界》2000年第4期，第48～49页。

(89)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386页。

(90)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

(91)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387页。

(92)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页。

(93)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页。

(94)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398页。

(95)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页。

(96)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页。

(97)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391页。

(98)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页。

(99)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页。

(100) 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1902～1949第1卷）》，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4～195页。

(101) 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1902～1949第1卷）》，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

(102)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页。

(103)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408页。

(104)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8～409页。

(105) 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1902～1949第1卷）》，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

(106) 赵瑞蕻：《梦回柏溪——怀念范存忠先生，并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3期，第92～99、79页。

(107)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5页。

(108)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415页。

(109) 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1902～1949第1卷）》，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

(110)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页。

(111) 柳和城：《抗战中的罗家伦》，《世纪》1996年第3期，第46～49页。

(112)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页。

(113)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5页。

(114) 刘敬坤：《蒋介石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始末》，《世纪》2007年第1期，第48～50页。

(115) 史飞翔：《蒋介石钟情当大学校长》，《芳草：经典阅读》2014年第7期，第53页。

(116) 王运来：《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始末记》，《民国春秋》1996年第4期，第31～34页。

(117) 季为群：《蒋介石大学食堂吃“沙子饭”》，《文史博览》2013年第7期，第21～22页。

(118)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1页。

(119) 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页。

(120)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9页。

(121)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9～481页。

(122)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2～483页。

(123) 邱从强，张炳伟：《试论抗战期间日本在华东沦陷区的奴化教育——以伪中央大学为个案研究》，《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133～136页。

(124) 邱从强：《铁蹄下的抗争——记抗战中的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江苏地方志》2003年第2期，第27～28页。

(125) 朱守云：《南京中央大学的驱樊运动》，《钟山风雨》2008年第3期，第55～56页。

(126)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0页。

(127) 古丽娜·阿扎提：《浅论抗战后南京市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学理论》2013年第11期，第206～208页。

(128) 曹必宏：《汪伪统治下的南京中央大学》，《钟山风雨》2005年第5期，第45～47页。

(129) 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1902～1949第1卷）》，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页。

(130) 宫炳成：《略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高校的内迁》，《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75～77页。

(131)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256。

(132) 《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编委会编：《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历史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133) 张留芳主编：《治校治教治学南京师范大学办学理念寻踪》，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134) 龚放、冒荣编著：《南京大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135)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488页。

(136)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6～500页。

(137)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7页。

(138)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0～501页。

(139) 王鑫：《重回民国上学堂》，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140) 徐承德、虞朝东：《南京百年城市史1912-2012 9教育卷》，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页。

(141)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页。

(142)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3页。

(143) 中共南京市鼓楼区委宣传部、中共南京市鼓楼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虎踞群英》［苏宁出准字第（97）011号］，第131页。

(144) 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1902-1949第1卷》，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3页。

(145) 闵卓主编，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编：《东南大学文科百年纪行》，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146) 季为群：《百年沧桑百年发展——南京大学百年史略》，《江苏地方志》2002年第4期，第39～40页。

(147) 杜闻贞：《一个幸运知识分子的坎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148) 王鑫：《重回民国上学堂》，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149) 徐立刚：《百年学府——南京大学》，《档案与建设》2002年第4期，第29～32页。

(150) 刘超：《中国大学的去向——基于民国大学史的观察》，《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第47～68页。

(151) 王建华：《中国近代大学的形成与发展——大学校长的视角》，《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59～166页。

(152) 王运来：《民国著名大学校长办学之道撷要》，《现代大学教育》2015年第3期，第86～92页。

(153) 赵章靖、刘晓晓：《民国时期“教授治校”体制分析——罗家伦时期的清华大学》，《大学（学术版）》2009年第11期，第66～75页。

(154)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301页。

(155) 梁艳青：《陈柱文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