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红灯牌收音机
那台红灯牌老式收音机不知去哪儿了。红灯牌是早年间的名牌,上海产,纯木外壳,正面紧绷着一层大红色尼龙绒,上面是红火喜庆的图案,印象中不是花卉,就是绽放的礼花,左下角有美术体的“红灯”二字,再下面是调频的面板,像是玻璃的,转动旋钮时,会透出强强弱弱的亮光。作为家中的高档电器,隆重地摆在压着玻璃板的高低柜上,高端大气上档次。少年时我整天在外面疯跑,能把我拽回来的,只有那台收音机。每当夜幕降临,我都会守在它的旁边,等候播报员用低柔的嗓音说出:“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小说连播节目时间,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由曹灿播讲。”
曹灿那略微低沉、带有鼻音的朗读声,就这样把我散乱的少年时光连成一片。舌尖上的历史,义旗飘荡,马嘶雷鸣,十面埋伏,绝处逢生,李自成自荒凉的黄土高原,一路杀进宫阙万千的紫禁城。那副英雄气,寻遍历史,恐怕只有项羽可比了。
说到功败垂成,没有比项羽更令人唏嘘的了。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却最终落得个自刎乌江、霸王别姬,原因是他不如刘邦更流氓。不流氓,就不是做皇帝的料。看刘邦后来如何清洗开国功臣,就知道项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绝不是刘邦的对手。鸿门宴的电光火石,项羽没有对刘邦下毒手,两人的结局就已铁板钉钉,任谁都不能改写。
李自成缘何而败?搜寻记忆,想不出那部小说给了怎样的解释,因为那部小说,讲述的全都是李自成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即使在革命的低潮时期,依然意志坚定,毫不动摇。后来读中学,小说节选入了语文课本。那课文不用学,我几乎可以背出来。节选加了一个题目“虎吼雷鸣马萧萧”,选自《李自成》第二卷第二十八章中的最后一节,讲述李自成准备从陕西武关突围与张献忠会师,差点中了张献忠的圈套,最终一个人骑着骡子侥幸逃脱的经过。近日寻出父亲当年购买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76年版《李自成》,找回这段重读,觉得姚老先生的文笔还是好的,他写:
虽然已经是五月初一,但高山中的夜晚仍然有点轻寒侵人,所以这一堆火也使周围的人们感到温暖和舒服。乌龙驹将头向火堆边探一探,然后抬起来,望望它的主人,头上的铜饰映照着火光闪闪发亮。大小将领们都把眼光移向闯王,等候他说话。他的沉着和冷静的脸孔,炯炯双目,以及他的花马剑柄,用旧了的牛皮箭筒,绵甲上的黄铜护心镜,都在暗沉沉的夜影中闪着亮光。他突然从嘴角流露出一丝微笑,然后用平静的声调说:……[1]
1996年,身为编辑的我曾拜访过姚雪垠先生,那一年他八十六岁,鹤发童颜,耳聪目明,说:“你们若小声骂我,我也听得见。”看到他家中琳琅的藏书,知道他的确有一身真功夫,吴晗说他:研究明史,你比我懂。周而复说他是崇祯的秘书长、李自成的参谋长,因为小说中崇祯的圣旨诏书、李自成的军事部署,基本都出自姚雪垠的手笔。可惜,这份才华全部贡献给了阶级斗争[2],对作品造成了莫大的伤害,但那是时代的印迹,后人不必苛求。每个人都有着无法超越的限定性,从这一点看,姚老先生与李自成本人堪有一比。
总之,在红灯牌收音机旁度过的时光里,金庸、柏杨还鞭长莫及,二月河、阎崇年也还没有现身,我心目中最大的英雄,除了李自成,就是姚雪垠。后来读的书多了,才发现事有蹊跷。一方面,伟大领袖谆谆教诲“不当李自成”,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都把李自成当反面典型;另一方面,主流历史叙述却对李自成所犯“错误”讳莫如深,最多只知道李自成的部队被糖衣炮弹打中了,刘宗敏霸占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造成吴三桂“冲冠一怒”,引清兵入关,李自成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美女陈圆圆,不仅倾了城(山海关城),也倾了大明帝国。不是说决定历史的真正动力是人民群众吗?怎可能乾坤倒转,全由一个弱女子决定?
教育在逻辑上的混乱,使我们的知识系统充满了断点,但我们自小就已经习惯,不再当真。尽管姚雪垠先生费心费力,以洋洋二百万言,把李自成塑造成“高大全”的完人,但他的面孔却依旧模糊。
很多年后,我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每天从西华门进入宫殿,首先看到的,就是武英殿。当年李自成在紫禁城登基做皇帝,不是在太和殿,而是在武英殿。于是我突然想起,人们常说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却忽略了在明清之间,还揳着李自成的王朝——大顺王朝。只是这个顺朝实在不顺,皇帝在紫禁城里登基只一天就灰飞烟灭了,着实不入历史学家法眼,于是被四舍五入,忽略不计。
那一天,我独立寒秋,在武英殿外站了很久,看万类霜天、乌鸦低旋,听长风从黄琉璃瓦歇山顶滑下来,穿过树丛,发出丝丝拉拉的声响,与当年转动红灯牌收音机旋钮的声音相仿。我突然发现,李自成就站在我的身边,从来未曾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