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词语背后的思想轨迹
王晓路
20世纪最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巨大的变化呈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其中文化呈现方式及观念形态的变化十分明显。国内学界面对本土的社会文化现状也开始进行新的审视、新的探索并寻求新的解释资源。实际上，人文社科中的每一个领域均不是静态的，而总是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发展方式。因而，人们也就自然需要不断地观察社会文化中的事实、了解观念形态的变化以及观念之间的联系，需要不断地重新看待历史时段中所形成的文化语法以及条件，需要回顾社会历史中的事件并审视社会文本在技术、传媒和观念支撑下的相互关系和持续转换。
而20世纪中期源于英国并逐步弥漫到世界其他文化区域的文化研究以及既有的文化批评所发生的演变，在观察视角、参照框架和理论话语等层面，对于国内学界而言，可以说是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上都难以忽略的双重资源。学术文化的内在逻辑使得国内学界对此进行了不少译介，与此同时也以新的文化观念重新面对原有的学科，以及不同社会结构中的连接要素，由此开展了双向工作：一方面对欧美文化理论和文化批评实践予以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在一种新的视野下，借鉴新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社会文化发展现状和变迁进行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分析。
在此新的历史语境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成为国内学界的焦点之一，有关的译著、译文、论著、刊物和论文不断推出，形成了中国新时期以来学术生产的一大聚集地。其中对这一领域的范畴、概念和术语的引进也是超常规的。此外，学界对这一领域的泛化倾向也自然表现出了特有的忧虑，批评意见不断出现。其实，对于任何一种思潮或一门学科而言，这样的状况都是非常典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思想的发展，并没有既定的、静态的路径，也不可能凭空进行所谓原创，或采取回避式的、向传统进行单向回归。它只能在新的历史时段中，观察新的社会文化，面对社会实际状况，多途径借鉴思想资源，在学术认知的框架中进行某种承接、对比、包容、理解和思考，因为传统是在每一代人的解释和融合中往前推进的。我们也可以说，传统是对既有传统的解释，是传统要素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转换生成。因此，对异域的思想和方法论资源盲目地跟进或先入为主地排斥，显然对学术活动本身并无益处。实际上，某一学术活动的起源、发展以及在推进进程中，都是由不确定逐渐到清晰定位的。而随着学科本身的发展，这一相对清晰的边界也必然会发生蔓延。这种动态的发展有加速的趋势。但重要的问题是，面对和借鉴多重资源的态度首先是倾听、了解和理解，对这些资源应当有思想的照明和洞悉其框架缺陷的意识，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将其纳入到一种认知总体结构中把握其关键点，也才有可能进行具体的、有意义的对话并由此对学术有所推进。
对于上述两个层面的工作，国内诸多出版单位都不同程度地介入到这类选题之中，其中既有对欧美拥有定评的学者和代表作进行的翻译，也有对一些新近学者、尤其是涉及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领域的学者的论著进行的译介。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中的译著《本雅明文选》、《文化研究读本》、《消费文化读本》、《狱中札记》、《文化转向》、《文化研究访谈录》以及专著《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等一批书，由于出版及时，涉及的学者、观点和角度较多，因而在国内形成了影响面，并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学界的关注。三联书店发扬其学术出版传统，不断推出有关的译著，如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译文集《文化与公共性》，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等。商务印书馆在翻译经典学术文库的基础上，也开始推出新的当代西方学界系列丛书，如“现代性研究译丛”中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文化批评的观念》以及“文化与传播译丛”中的《表征》、《媒体文化》和《文化：社会学的视野》等大批译著。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论著《20世纪的文化批判》以及刊物《文化研究》等。南京大学出版社也有“通俗文化系列丛书”中的《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解读大众文化》以及“全球文化系列”中的《文化地理学》、《文化的观念》和《全球化与文化》等。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专著《权力的文化逻辑》、《大众文化与传媒》、《大众文化研究》等。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译著《波德里亚：批判性读本》、专著《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专著《文化转向的由来》等。译林出版社推出译著《文化的解释》等系列。河南大学出版社也出了国内学者的论文集《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推出小型工具书《文化研究新词典》、《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等系列。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译著《文化研究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译著《视觉文化读本》。四川大学出版社推出编著《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读本》、专著《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国内主要的出版单位都在这一时期不同程度地介入到文化理论、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出版中，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进行了相对及时并卓有成效的引介。
正如文化本身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一样，这些论著中既存在着类似的观点但也有迥然不同的洞见，其中既有对某一问题的专论，也有对一个时期某一领域的扫描或总体考察。可以说，在短短的一个时期内，国内学界在文化理论、文化批评译介和论述两方面的成果对于新观念的引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以上列举的一些已经出版的成果可以看出，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原有学科和既定的认知框架，从而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的超常规发展、社会文化现状的现象叠加、固有观念的不断更新、传统哲学解释方式的乏力、社会文化理论发展的多面性、跨国资本流动的同时对区域文化资源的多重利用、经济管理模式的趋同、全球经济出现的一体化模式、科学技术的大规模进步并使信息传播和共享产生的革命性的便捷方式、现代化道路潜在的单一性或趋同性所带来的艰难选择、中国社会自身现代化进程中知识界对文化生成结构和现代性的反思等等，这一系列外部环境和内在思路的变化，使得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必须在不断理清当代学术的整体发展脉络、整合学术理论资源、联系中国现状和实际思考中国本土问题之时，也不断从新的认知框架去审视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文化发展模式、当代思想史、西方业已建立的经济制约框架、权力关系中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文化的多重资源与传统的承接和创新等一系列关系和悖论。简言之，中国学界必须面对全球化作为一种通识性的术语已经逐步取代了后现代性的事实。[1]“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技术条件下所作的新一轮合理化调配。这个进程必然带有很强的选择性，势必引起区域差异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它也会在民族国家内部，按照国际分工的需要制造出新的社会秩序和观念形态。这都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2]
在这种新的历史语境中，人们已经不能仅仅局限在原有的学科边界规定的范围内去挖掘那些“不经意”留下的纸质文本或由文字符号构成的文本新意，着力将叙述的历史视为客观的记录以寻求支撑点或在原有的知识谱系中去重复学界业已建立的议题。在人文社科领域中，纯粹补白性的研究可以说是罕见的，而大量的是推进性或拓展性的研究，这就需要审视原有研究方式，不断地变换角度看待固有的问题和新近出现的问题，始终拥有某种问题和研究范式更新的意识，即需要在看到新问题的同时，也看到老问题在新的历史链接中的呈现以及在整体结构中把握新的关联点之所在，看到原有研究范式的缺陷以及这种内在的缺陷带来的新可能性。
而在学术推进之时，人们一方面需要重新思考原有的学科领域，包括其基本的假说、命题、界定、方法和论述范围，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思考的基础上和新的视野中，借鉴包含西方在内的不同文化区域所产生的理论和方法论资源，包括其中的观察方式和角度、新的范畴和术语，以及对新的经验的解释系统。因而，人们必须重新看待原有的现象，重新看待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方式。而每当历史时段中的学术范式显现出转型的特征时，对原有学科基本框架和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就成为一种必然，这已经成为我们今天看待西方学术、审视中国、研究问题难以回避的逻辑起点。正如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利奇（Vincent B.Leitch）教授在论证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新变化时所特别指出的，“在对理论发展进行回顾时，有必要对‘理论’本身的含义进行重新梳理。因为这一领域不仅包含了诗学、文学批评理论以及固有的美学概念，而且包含了修辞学、传媒和话语理论、符号学、种族理论、性属理论和视听通俗文化理论等等。但是理论本身所内含的东西还不止这些。它超越了早期新批评对‘文学性’的探索，而形成了一种问题和分析模式。由于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以及新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妇女及民权运动的影响，文学理论日益对体系、体制和规范等进行质疑，对其采取某种批判或反抗的立场，对理论盲点矛盾和由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掩盖的曲解感兴趣。日益将个人或地方性实践与更为广阔的经济、政治、历史以及文化的伦理力量结合起来。这种带有‘文化批评’的理论不再关心可能性的论述条件，而对文化文本和体制中所内涵的价值、实践、范畴和表征的调查和批判更加感兴趣”[3]。
中国学人对中国的现状和学术发展有着义不容辞的文化责任，包括对自身文化内部结构的清晰度以及这一结构面对外部张力和扩延的可能对接点，对国际学界在相关领域的发展所保持的特有关注、确切把握和应对方式。实际上，我们在上述列举的国内译介和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西方学界在文化批评领域中所采纳的许多词汇，已经持续、频繁地进入到国内学界实际的言说当中。一方面，词汇以及词汇所形成的特有概念，并非是一种中性的表述方式，或在不同文化区域中存在着某种词语理解的共同参照系或理解共同体。源自不同文化区域的语词的能指和所指并不存在简单的等值转换，而是在许多层面上存在着不可通约性。而另一方面，每一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大多具有相当的内存空间，其词汇史就是一个文化包容的历史。虽然词语及概念的形成、演变和旅行有着复杂的历史过程，有着具体的指涉功能，并且内涵浓缩着既有的思想，但并不等于，中国学术词汇必须固守在自己的表达系统中而对外来词语进行情绪化排斥，或对社会进程和学术进程的解释必须采用中国本土式的表述才是原创式话语。于是，正确的态度就是一种基础性的工作，即对于这些进入到国内学术话语中的有关词汇及其概念的基本定义、内涵、旅行、扩延和发展，进行认真研究，加以切实的理解和梳理，厘清其指涉对象、范围和背后的思想轨迹，借以理解和丰富我们自身的表述系统。
上述所列的成果表明，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西学译介，中国进入新时期以来，学界对西学的译介依然保持着持久的热情。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对西学的译介，依然有一些是盲目跟进式的译介，而缺乏系统、深入的相关性研究。人们对于某一新说的译介，如对于文化研究及文化批评理论的译介和研究，也有一些并没有深入到其文本环境之中，并没有在整个文化链中看到该新说何以能够呈现以及该新说所形成的理论点何以成立、又是何以承接的。此外，也没有对一些已经译介并在国内使用多年的词汇在其发源地的持续扩展有足够的意识。与此同时，也没有看到这些新说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现状可以发生何种实质性的超级链接。而国内学界出现的某种对西方新说点到为止、平面译介的跟风现象却一直是不争的事实。那种对西方理论话语和相关术语稍加译介就长期沿用、自我言说的现象本身在今天已经成为了问题之一。不难看到，国内学界有相当的论述都大量使用一些舶来的术语或概念，而对这些术语和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是在翻译定型的汉语基础上进行的，即一些学术产品是在借用或沿用或转换西方词汇的基础上进行再生产的。因而对这种舶来词汇和概念本身的研究即成为研究的前提之一。
由于语言的非等值性或曰不可平面通约性的特征，汉语所呈现的指涉及文化附加值与原文存在着错位的现象。如果在论说中必须依靠舶来的命名系统，而在具体使用中又预设有一种普遍的理解共同体、指涉共同体或可通约的命名系统，那么，言说的变形则是难以避免的。正如有学者在论证中国现代性时所特别指出的那样，“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对于个人和集体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中国人获得‘现代性’的代价只知道‘现代性’而不知道中国，这会是很可悲很滑稽的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4]。虽然语言间的非等值性会长期存在，但是对关键性的术语和概念始终有一个正本清源的工作，即不清楚它是何物之前的后继言说，必然导致某种文化的后遗症。
如前所述，任何一门现代学科都是一种发展过程中的学科，即处于动态的关系结构之中。每一学科的框架由普通词汇和特有词汇构成了其理论话语的陈述方式，并在实际使用中形成一批关键词。这些陈述方式的特有词汇在其理论框架中有着专门、具体的指涉和相关的参照功能。当人们用该学科所建立的认知图示和解说系统难以覆盖新的学科疆界时，就必须对原有的规定性边界进行重新的划分，重新看待原有解说系统的有效性，并建立新的解说系统以便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而随着理论的变化，构成理论言说方式的关键词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固有词汇新的内涵与新的词汇则会不断地交替产生，同时又不断地演化为普通词汇。这样一种主要用于解说和言说的词汇，其产生既可以源自原有词汇的组合和扩延，如英文词汇的前后缀等，也可以通过借鉴或翻译外来词汇的途径，使之融入或内化到自身文化的词汇之中。在当今世界不同文化区域的频繁交往中，某一文化区域的词汇含义大致有两种发展方式：其一，在其自身文化发源地产生了词义扩延和词汇组合；其二，该词汇会随着文化交往和传播迁移到另一文化区域，随同物化和精神产品的观念形态一同旅行，在与新的文化区域中的翻译、接受、误读、理解以及创造性运用中发生联系，产生出该词义的外部扩延。于是，某一中心词汇在不断地扩延、迁移、旅行和回返中，与不同的文化层面的使用产生交互作用，形成新的概念范围和解说系统。因此，学术领域观念与解说方式的发生史与某些中心词汇的演变和互动密不可分。而关键词研究受到学界的重视，也自然成为当代学界重要的基础性研究。
正因为如此，西方学界实际上在持续地关注这一领域。因此，如果将西方同时期的有关新著添加进来，这一领域新成果的书单还可以开出长长的一串。西方学界在20世纪后期对人文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中的关键词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英国文化研究著名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 m s）早在7 0年代就出版了自己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1976，中译本为三联书店2005年版）一书，涉及到整个社会文化中130多个基本词汇。虽然这部社会文化词汇研究专著对关键词的解说略显简要，但是至少表明了作者对这些基本词汇所发生的演变的洞察力、学识和敏锐的理论眼光。正如国内一篇书评所言，“但本书不是一本辞典，也不是一份简单的词汇表，而是一种历史的语义学，作者关注的是这些词义的历史和复杂变化。……威廉斯想要强调的是，词义的变异和变化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往往是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结果，语言的社会运用乃是‘各种转换、利益和控制关系表演的舞台’，词语是各种社会力量交往互动的产物，不同倾向的社会声音在这里冲突的交流。因此，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词汇的意义及其用法的变化，我们就能够很好地把握变化背后的隐含动机和意义形态意图，发现社会里的权力所在和权力分配机制，进而找到抵抗力的源泉”[5]。而差不多三十年后，此书在中国得到翻译和出版也绝不是一种学术巧合。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关键词的不断演变和扩充成为学界不得不面对的基本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权威的学术出版公司也纷纷出版了有关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关键词研究的成果，如在学界享有盛誉的《文学研究批评术语》（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eds.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约翰斯·霍普金斯文学与批评指南》（Michael Groden and Martin Kreiswirth, eds.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6]。这两部经典性的工具书的主编均约请了各个领域的专家以论文形式撰写条目，附加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一有效的方式使得这两部书自出版之日就奠定了其权威地位。虽然前一书的主编、美国杜克大学的Lentricchia 教授现在已经转向，不再系统地研究文学，但《文学研究批评术语》却一直是学界津津乐道的案头书。另外也有一些极有特色的工具书和关键词研究的成果，如一卷本的《哥伦比亚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词典》（Joseph Childers and Gary Hentzi, eds.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 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文化与批评理论词典》（Michael Pyne, Meenakshi Ponnuswami and Jennifer Payne, eds.A Dictionary of Cultural and Critical Theory.Blackwell Publishers,1 9 9 7）、《文化理论家辞典》（Ellis Cashmore, Chris Rojek, eds.Dictionary o f Cultural Theorists. London, New York, Sydney, Auckland:Arnold,1999）、《当代文学理论术语》（Jeremy Hawthorn.A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London:Arnold,2000）。这些重要的辞书都以专门化、全面、客观、学理性为特色，成为西方学界所推崇的工具书。
此外，西方著名的学术出版机构还不断推出专著类的关键词研究和批评家研究，即一词一书、一人一书的方式，试图以深入的方式考察一词或一人，而由整套丛书形成互相关联的总体框架。如以出版高质量学术专著享有盛誉的劳特里奇出版公司（Routledge）所出的“批评新成语”（the New Critical Idiom）系列丛书，就包括了《自传》（Linda Anderson.Autobiography）、《阶级》（Gary Day.Class）、《殖民与后殖民主义》（Ania Loomba.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文 化/元 文 化》（Francis Mulhern.Culture/M etaculture）、《话语》（Sara Mills.Discourse）、《性属》（David Glover and Cora Kaplan.Genders）、《哥特式文本》（Fred Botting.Gothic）、《历史主义》（Paul Hamilton.H istoricism）、《人文主义》（Tony Davies.Humanism）、《意识形态》（David Hawkes.Ideology）、《互文性》（Graham Allen.Intertextuality）、《文学》（Peter Widdowson.Literature）、《现代主义》（Peter Childs. M odernism）、《神话》（Laurence Coupe.M yth）、《叙事》（Paul Cobley.Narrative）、《浪漫主义》（Aidan Day.Romanticism）、《性》（Joseph Bristow.Sexuality）、《无意识》（Antony Easthope.The Unconscious）等30余种。每一种专门讨论一个类型和问题，并将该类型置于整体文学和文化发展中加以透视。该公司自90年代起还陆续推出了“批评思想家系列”（Routledge Critical Thinkers），即一人一书，其中包括《萨义德》（Edward Said）、《法农》（FrantzFanon）、《保罗·德曼》（Paulde Man）等一系列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家的研究。就关键词而言，该出版公司自90年代起出版的著名的“劳特里奇关键词系列”（Routledge Key Guides）也已经达到30余种，所出各书都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文化理论关键词》（Andrew Edgar and Peter Sedgwick, eds.Key Concepts in Cultural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传播与文化研究关键词》（Tim O'Sullivan and John Hartley, Danny Saunders, Martin Montgonmery and John Fiske, eds.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此书的中译本《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7]、《后殖民研究关键词》（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eds, Pos-t Colonial Studies:The Key Concept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此外英国学者布鲁克的《文化理论词汇》（Peter Brooker.A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London, New York, Sydney, Auckland:Arnold,1999．台北巨流出版公司2004年出版了中译本）等也由于其特有的学术价值而受到学界的推崇。
上述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总的特点是，关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对其中的关键词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界定和解说。如上述的《文学研究批评术语》和《约翰斯·霍普金斯文学与批评指南》两部书均是以论文形式对各个词条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因此成为目前学界最重要的、必备的参考书。但是，这两部书虽然涉及到了大量的文化批评方面的内容，如其中对“文化研究”权威性的界定，但在整体上，两书的着重点是对文学研究中的术语和范畴进行界说，而非专门的文化批评方面的界说。上述其余的各种工具书和关键词书籍，由于力求全面，所以在处理具体关键词上显得分量不够，如“劳特里奇关键词系列”中的词条大多比较简明。这样一种简要的界说，解决一般性的问题还可以，但要进行深入的考察，显然还有待发掘。更为重要的是，上述权威性的关键词研究成果，除了极少数在国内有中译本之外，大部分还没有中译本。国内外国文学学界曾对西方文学理论关键词进行了规划式的研究，其成果近年来在《外国文学》刊物上按期发表。这项成果也在2006年编辑成为国内首部西方文论术语词典[8]。而依笔者浅见，目前国内学界对文化理论关键词最重视的当属刊物及网站《文化研究》，主编设有专门的栏目，另发表相关的系列论著。但是，目前国内出版界还没有任何一种由中国学者所编撰的集中讨论文化批评关键词的书籍出版，因此，编写一部单卷本、研究性的关键词论著依然是十分必要的，既便于查证，又有利于继续深入研究。
有鉴于此，本书的撰写主要针对西方文化批评理论的发展和目前学界理论话语的言说状况进行。由于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在许多层面上有交叉，加之文学和文化理论所涉及的词汇较丰富以及单本书的容量限制，所以本书主要依据当代西方权威的工具书和有定评的理论专著，对文化批评中最主要的28个关键词，从基本界说、文化研究及文学研究的相互关系、文化批评理论话语的问题性等方面进行了梳理、甄别和学理分析，重点是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侧重点是文化批评。其中“文化”、“文化工业”、“文化资本”“文化霸权”、“亚文化”、“大众文化”、“多元文化主义”作为总体文化问题；“意识形态”、“权力”、“主体性”“日常生活”、“体制”主要针对社会层面；“批判理论”、“表征”、“符码”、“语言”、“话语”、“文本”、“经典”、“传播”作为介入的分析环节；“种族”、“性属”、“身体”、“差异”、“身份”、“散居”、“他者”、“民族国家”作为文化观念的重点，即主流与边缘关系层面的引入。然而，这28个“主要的”关键词完全是笔者个人的主观选择。课题曾设想针对目前国内学术成果中的理论话语实际的言说状况进行统计分析，但由于工作量过于庞大，短时间难以进行。课题也选入了诸如“消费主义”和“公民社会”，但因故没有完成。好在这是集中探讨文化批评关键词的第一本书，对于其中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补充。人文社会科学的选择角度可以是多样的，其中也难以形成完全统一、客观的筛选标准，但作为一种深入言说的起点，笔者认为这样一种选择作为讨论问题的开始是可行的。因为，集中精力做具体的事情，以对当代文化理论和思想资源进行某种回应，比空泛地讨论那些人人皆知的宏大原则要重要和实际得多。
本书中各关键词依据各位撰写者的理解独立成篇，每一关键词后附有该词撰写者所列出的中英文参考文献，体例大体相同，一些关键词实际上是撰写者自己深入研究的领域。由于文化批评关键词并非是孤立的，所以在撰写时也必然涉及到相关的词汇指涉，这样也可以使各词的论述在客观上形成有机的联系，达到整体的认知作用。由于目前学界，包括西方学界对文化批评并没有统一的、共同认可的界定，因而也存在着认识上的混乱，所以笔者将目前西方学界比较重要的一篇论文《何谓文化批评》译出作为附录。此文简要地回顾了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发展的轨迹，也对一些早期学者的贡献进行了评述，其中还列举了具体的采纳文化方式进行文学文本分析的例证。由于许多概念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亦可进行不同的中文处理，为了方便学界，又将目前西方一些重要的工具书中有关的文化理论术语加上中文对照作为附录，以便于学界参考。本人在此书中所撰写的关键词，有个别也曾在《外国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和《人大复印资料》等一些国内刊物上发表过，特此致谢。但当时角度和重点不同，现在撰写时又参考了不少新近的论著，有了不少的修改。笔者力图使本书既可以用作工具书，也对由这些关键词所引起的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探讨。笔者主观上希望本书所撰写的各个关键词在总体上能够体现当代学界的主要论点。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总是个人的一种学术活动和个体行为，是个人对某一领域的介入、理解和研究，因而，本书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观点，尤其是某些关键词的中文翻译和界定，也必然属于撰写者个人见仁见智的意见，所以并未强求一致。笔者认为，这样的方式有可能使本书呈一种开放的系统。此外，参与撰写者在理论敏锐性、学养、论述特点、处理方式和总体水平上无疑存在着差异，因而也必然存在着各种问题和遗憾之处，欢迎专家学者批评指正。文化批评只是众多批评方式中的一种，采纳这一角度进入文学的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或覆盖文学研究的特质，尤其是文学文本的审美特质和特有属性，但作为一种学术资源、思考的角度和文学研究当下的复数形态构成，则是其价值所在。
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国内学术出版界注重学术含量，知识界有口皆碑。张凤珠和艾英编辑为此书的选题审阅、编辑和出版付出了不少心血，表示出了特有的职业素养，本人对此深表谢意。四川星慧集团有限公司对四川大学文化批评专业的相关研究方向和理论著述多有关注，该单位不但大力支持有关理论的学术出版，而且其目前在成都华阳、双流等地进行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蜀郡”及“棠湖上林苑”，运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元素，再现了川西民居古朴典雅的艺术风格和天人合一的哲学诉求，以自身的方式为文化批评这一与社会实际紧密联系的专业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视角和实践基地。四川大学211工程和985基地也提供了研究的平台。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今天，资源的多重、文本的蔓延、方法的多样、中西语言能力和理论意识、学术环境的变化等等，使得问学之途异常艰辛。应邀参与本书的编撰者中有不少是近年获得学位的青年教师和在读的学子，他们在自己的生活旅程中毅然选择了艰苦的问学之路，力求将“心术”、“权术”等杂念排除在学术之“术”之外，在自己的问学之途上对学术充满了敬畏之心。静心问学，自甘寂寞，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实属难得。因为，当下特定时期的学术评估体制下，学术成长方式中悄然涌动着暗流，某些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也在不断侵蚀着学界。学术环境的净化除了需要全体学人的共同努力之外，除了应加强学术规范教育、改进人文社会科学简单量化的学术评估体制之外，更需要人们能够潜心学术、独立思考、小心求证、勤于笔耕，在这一过程中证实自身对生活的态度。为学和为人本来就是高度一致的。做人偏了，学问也就高不到哪儿去，笔者也一直以此自勉，作为教学和研究的自我要求。好在学人中“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的“傻根儿”总是绝大多数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学术生活的选择亦是一种能够不断面对自己的人格、拷问自己人生态度的生存方式。既然选择了，不妨走下去。西学的词语今后还会大量地涌入，并且在中国长期旅行，我们难以对其视而不见。其实，人生的旅行犹如词语的旅行一样，也需要时时审视才是。
2006年11月
[1] Simon During.Cultural Studies:A Critical Introduc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 p.81.
[2] 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3] Vincent B.Leitch at al.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Company,2001, p.xxxiii.
[4] 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代序”，前引书，第5页。
[5] 付德根：《词义的历史变异及深层原因——读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 《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5月6日。
[6] 此书在2005年得到修订和再版，国内出版单位已经购买版权，近期推出中译本。其中“文化研究”等词条为笔者所译。
[7] 该书的原编撰者排名顺序为Tim O'Sullivan and John Hartley, Danny Saunders, Martin Montgonmery and John Fiske四人，但中译本封面署名“〔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将原书最后的John Fiske列为中译本编撰者中的首位，不知是否是译者或出版单位出于费斯克在国内介绍较多，出书时容易引起重视的考虑。
[8] 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