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督教和拜占庭文化的影响
如果说多神教是古罗斯人基于客观自然条件自发形成的一种民族文化信仰，那么接受基督教则是俄罗斯民族被动接受的外来文化影响。但正因为有多神教文化心理的存在，基督教的思想能够很快为俄罗斯人所接受，并在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正教文化，同时对俄罗斯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罗斯多神教的信仰被只信一神的基督教所代替是以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拜占庭的基督教为国教、并使罗斯臣民受洗为开端的。在这之前，罗斯人就因与拜占庭贸易和政治上的往来而对基督教有所了解，一些王公、贵族等上层人士也接触并熟悉了基督教。伊凡雷帝曾骄傲地表示，我们在基督教建立之初就接受了它。基督教东部教会从公元862起开始派教士团在斯拉夫人中传教，并积极建立教会和培养神职人员，这为基督教在9世纪时大规模传入罗斯创造了条件。10世纪末的罗斯国家亟待一种能为大公统治权力和国家统一提供意识形态基础的新信仰来代替原有的分散的多神教。“皈依基督教是出于不断发展的阶级社会的迫切需要。在原始村社制度条件下出现的老的多神教已不能为国内形成的统治阶级服务，必须采用新宗教来神化阶级统治和国家权力。”[7]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基于对基督教和其他一些宗教的认知，经过权衡比较，最后选定为自己的国家引进基督教。他利用帮助拜占庭帝国解决内乱的契机，首先自己受洗成为基督徒，并于公元988年宣布基督教为基辅罗斯公国的国教。弗拉基米尔用强制的手段让全体臣民改信基督教，他下令拆掉多神教的神庙，烧毁多神教的神像，派军队强迫人们到第聂伯河接受洗礼。这就是对俄罗斯后世影响深远，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受洗”。
受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封建国家的社会关系得以发展和巩固，大公的权力得到保障和加强，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文字和书面文化的普遍传播和迅速发展使罗斯落后的文化面貌得到改善，先进的文化和艺术使蒙昧的民族受到启蒙，国家文化事业方方面面的发展开始起步并小有成就；共同的信仰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基督教的传入密切了罗斯与西欧各国的联系，封闭导致的落后被开放带来的繁荣所代替。总之，接受基督教使罗斯拉近了与当时世界先进文明的距离，得到接触和学习西方哲学、社会和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领域一千多年发展成就的机会。从那时起，东正教就在俄罗斯传播开来，并“与俄罗斯民族自身的宗教性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俄罗斯东正教信仰传统”[8]，同时也为日后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发展定下了主要基调。正如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所说：“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9]
谈到基督教对俄罗斯民族的影响，拜占庭文化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
实际上，早在接受基督教洗礼之前，罗斯就已经受到了拜占庭文化的荫泽。斯拉夫民族是受拜占庭文化影响最大的民族，以拜占庭—斯拉夫文明著称，其中最早接受拜占庭基督教和文化的是斯拉夫人中的摩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拜占庭为斯拉夫人带来的不仅是东正教的信仰，还有由拜占庭人自己创造的文字，这奠定了斯拉夫文化发展的基础，开始了斯拉夫人文明化的进程，并且将斯拉夫民族引入了以拜占庭文明为代表的地中海文化格局之中。“拜占庭文化在东欧的传播具有深远的意义，不仅使斯拉夫人世界得到文化启蒙，加速了斯拉夫人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且逐步形成了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世界，奠定了近现代欧洲文化区域的基本格局。”[10]拜占庭对俄罗斯民族各方面发展的影响尤显突出和重要，虽然拜占庭文化不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最初来源和唯一外部因素，但它却是罗斯遭蒙古入侵前最重要的文化来源，所以缺少对拜占庭文明的认知，就不可能正确地了解俄罗斯的历史。
拜占庭文化因其载体拜占庭帝国没有被日尔曼部族所攻陷，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和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因而具有显著的传统特征（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但古希腊罗马以后，以拜占庭文化为代表的中世纪宗教文化使原来自由、纯粹的古典风韵在一定程度上被古板、教条的正教传统规范所代替，以东正教精神为主体的社会意识占了上风。拜占庭帝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它吸收了早期基督教和古代西亚及远东民族的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建立于以理性化的自然主义为特点的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础之上，又兼容并蓄以非理性化的神秘主义为特征的古代犹太、波斯和亚美尼亚等民族的文化因素。这是拜占庭文化的二重性——一方面“只信奉可感觉的有血有肉的圣像”[11]，另一方面“则倾向于信奉上帝的超验形象”[12]。拜占庭文化还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即对其他、特别是落后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开化启蒙的作用。拜占庭借基督教文化对俄罗斯民族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即是一例。
基督教进入罗斯社会是拜占庭帝国对俄罗斯实施影响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俄罗斯民族发展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事件，它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内核的确立乃至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都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宗教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成为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变化的内在推力。“基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价值标准，也是一种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13]。基督教的传入将带有浓厚东正教色彩的拜占庭文化带到了罗斯，影响波及与宗教生活紧密相关的文学、艺术、民俗、建筑、教育等各个文化领域。斯拉夫文字的创立和推广是拜占庭文明在罗斯传播的基础，由希腊人基里尔和梅福季兄弟发明的文字体系为罗斯民间地方传统文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使书面文学得以在广大普通百姓中流传，它同时也激发了罗斯人民的民族意识，为罗斯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统一提供了必要条件，使建立一个具有内在凝聚力和包含思想同一性的民族国家成为可能。文字的创立首先并直接带动了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而在艺术等其他领域，罗斯对拜占庭文化的吸收则是在多神教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兼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罗斯融合希腊样式与传统多神教风格的多头十字圆顶的教堂建筑。总之，以东正教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拜占庭文明在改变俄罗斯民风的同时，也受到同化，成为了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随着时代更迭和时间累积，形成了以东正教思想为核心的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
除了文化上的贡献，拜占庭经宗教之道给予俄罗斯国家政治上的影响也十分显著，这种影响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产生作用的是教会，范围波及国家建制、政治生活和社会思想等一些相关领域。“信仰的统一促进了东斯拉夫各部落的团结，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民族性’和‘国家性’的意识开始萌发。拜占庭基督教的传入对于罗斯的政治体制和传统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4]可以说，受到拜占庭基督教文化的推动，也是经由宗教文化交流的途径，俄罗斯及整个东部欧洲地区对采用具鲜明特色的欧洲社会的结构形式开始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拜占庭帝国引领的东正教世界的社会关系尤其受到重视。
历史上拜占庭与罗斯联系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基督教在基辅罗斯直至整个俄罗斯确立了牢固的统治地位，拜占庭带给罗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尤其是它的宗教文化思想以不可抵挡的力量影响、改变了俄罗斯民族的命运。也正因为此，罗斯人和斯拉夫人成为了欧洲文化统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了文化上的飞越，从而帮助俄国大大缩短了与西欧国家之间的文化差距——这是拜占庭文化对罗斯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拜占庭文化自身所带有的东方亚洲特性，它的保守性等东方文化因素与罗斯本身的一些特点相互吻合，促成了罗斯发展的东方化倾向。就像别尔嘉耶夫所说，“拜占庭的影响内在地破坏了俄罗斯的思想并使其成为具有保守传统的思想”，[15]同时也帮助封建君主的专制权力不断得到加强，因为“创立拜占庭文化的各民族都是亚洲古老文明的继承者。他们在拜占庭文化聚合体中渗进了君权神授的思想”。[16][17]有俄罗斯学者指出，弗拉基米尔引进基督教的初衷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纯粹是为了引入一种宗教，但事实上，“基督教从开始进入罗斯起就具有特殊地位，统治者视之为治国的精神支柱和主要工具，加上拜占庭政教结合传统的影响，罗斯基督教一开始就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密切关系，影响国家全局。”[18]基督教思想被统治者利用而成为禁锢人们精神的工具，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结合宗教和政治意义的“君权神授”思想和救世主义理想。
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俄国农民的宗教生活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信仰特征。俄国乡间将东正教信仰融入了日常劳作和生活中，劳动被神圣化，修士的禁欲生活也被理想化。俄国农民的宗教信仰也与村社生活紧密相连，东正教“聚合性”的理念更加深了俄罗斯人头脑中集体主义的观念。此外，俄国民间的东正教信仰还与“好沙皇”的观念相联系，沙皇被赋予了同上帝一样的特性。俄国民间曾经流传诸如“上帝在天上，沙皇在地上”“上帝知道，沙皇也知道”等谚语，可见专制政权借助宗教的力量获得了合法性，并将下层臣民的生活和思想牢牢控制于手中，就连农民暴动也都不敢打反对沙皇的旗号。由于受到东正教出世思想的影响和专制统治的压迫，俄罗斯人还形成了救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思想意识。受“第三罗马”思想的影响，俄罗斯民族具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认为拯救整个人类是自己的任务，这就是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救世思想。这种民族自我意识中的独特性和使命感在后来发生革命的俄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转型期的俄罗斯也存在，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产生与此不无关系。关于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君权神授”思想和救世主义理想，我们在后续章节中还会进行深入解析。
罗斯受洗后不久，基督教的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由于在历史文化传统、对教义的理解和对基督教最高领导权及势力范围的争夺方面存在分歧，最终于1054年彻底决裂，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教会。东方教会因标榜其“正统性”而称为“东正教”或“正教”。与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相比，俄国东正教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19]坚持一成不变的教义正统性；浓厚的苦修主义和神秘主义；圣像崇拜；教权依附于王权。这些特点不仅源于拜占庭教会原有的特质，更加入了俄罗斯本土自然环境和文化精神的影响，同时又反过来加深了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性，使俄罗斯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受到全面影响，国家的政治文化更是如此。
在罗斯被基督教化的过程中，教权和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经过几番争斗和调整，最终确立了教权臣服于政权的局面。“罗斯教会在中央集权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西方，教会不受王权支配；但在罗斯，教会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利益与王权的盛衰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君主政权。”[20]“官方的国家的东正教总是从宗教上论证和巩固君主独裁专制政体和国家的强大力量。”[21]在人们心目中，“基督的形象、上帝的形象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并且被想象成与世俗政权相类似的东西。”[22]可以说，东正教教会在俄国君主专制统治建立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它自身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都主教区逐渐独立为东正教新的世界中心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东正教俄罗斯化的过程。其间，政权与教权的关系几经波折，东正教教会既受到统治政权的保护扶植，也因为过于嚣张而为政权所抑制，最终成为屈从于王权、为统治者服务的一个部门，这也使得东正教影响下的俄罗斯国家政治文化彻底区别于拉丁罗马教会势力范围内的西方文明。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不但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精神土壤，同时也是俄国君主专制统治制度的民族文化心理支持来源，还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萌芽和发展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