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1]

在对希腊城邦社会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其经济特征的评价，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影响到学者们对其他方面诸如城邦政治乃至希腊文明特征的评价。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把希腊文明看成是一个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达的文明。虽然很少有人对古希腊的手工业和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手工业的各部门以及从事工商业的人口结构进行过系统而又详细的研究，但上述结论一直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几乎没有人对此提出诘问。更有甚者，从这个结论出发，又推出了一系列同历史真实不相符合的结论，如梭伦代表了工商业阶层的利益，其改革是工商业阶层对贵族阶层的胜利，雅典民主政治是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等等。这些观点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普遍存在于大学的教科书中，吉林人民出版社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世界上古史》说梭伦所持的“是工商业奴隶主的立场”，而雅典的平民领袖是“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代表人物，……他们同贵族寡头派的矛盾，实际就是工商业奴隶主同占有大土地的奴隶主之间的矛盾”^[2]；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历史·上古部分》更是发挥和强调了上述观点，把梭伦改革的阶级实质说成是“以适应正处上升阶段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要求为主，……以为工商业奴隶主阶级掌权开路为主调”，并进一步强调说“它最关键的作用就是使梭伦所代表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家成为城邦的领导，从而为奴隶制民主政治奠基”。出身于雅典最显赫的贵族家庭的克里斯梯尼也被说成是“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另一个富有贵族家庭出身的伯里克利则“既是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殷富公民的民主政治家，也是包括第四等级的平民群众的代言人”^[3]；1994年出版的新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重复了上述观点，说梭伦改革“是为工商业奴隶主掌握政权准备了条件”，而伯里克利还是“一身兼二任，既是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殷富公民的政治家，也是平民群众的代言人”。^[4]这些传统的观点使得我们对希腊城邦社会的研究仅仅停留在阶级对立的分析上，如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的对立、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与占有大土地的奴隶主阶级的对立等等。当然，在这些传统观点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现实根源，即国内的学者往往有意识或下意识地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乃至古希腊文明相对比。由这两大文明的现代特征入手，由今而古，想当然地推出一个对立的结论，即现代中国经济的欠发达应归咎于古代中国文明的农业特征，而现代西方文明的工商业特征则起始于它的根源，亦即古希腊文明。但事实上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并不是对古希腊社会所进行的详实历史考察。实际上，希腊城邦社会同古代中国社会一样，是一个以农业而不是工商业为特征的社会。本文的目的即在于通过对古代希腊人的农业观念、农业在经济中所占之地位、土地财产与公民政治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工商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等方面的分析来揭示这个论点。

[1] 本文最初发表于《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2] 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1984年第2版，240、250页。

[3] 朱龙华：《世界历史·上古部分》，383、389、413页。

[4] 刘家和、王敦书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249、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