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世纪大量文学作品也表现出了一种对历史意识的敌意，这种敌意甚至比我们时代的科学思想中表现出来的更为明显。考虑到这一点，以上所说的历史学被从一级科学中排除出去的现象也就不那么令人气馁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在于，它从根本上认为，如果作家要严肃认真地考察现代艺术所特意揭示的那些人类经验层次的话，他就必须剔除历史意识。这种看法极其普遍，如此一来，历史学家要求成为艺术家的主张如果看起来不是非常可笑的话，也显得十分可怜。

现代作家对历史学的敌意最清楚地体现在，他们把历史学家看作是小说和戏剧中感受力被抑制的极端例证的代表。这样的作家包括纪德、易卜生、马尔罗、阿尔道斯·赫胥黎、赫曼·布洛赫、温德海姆·刘易斯、托马斯·曼、让保罗·萨特、加缪、皮兰德娄、金斯莱·埃米斯、安格斯·威尔逊、伊里亚斯·卡奈蒂和爱德华·阿尔比，这还只是列举了主要的或当前流行的作家。还有一些作家，他们认为所有重要的人类经验都具有本质上的同时代性，从而含蓄地谴责历史意识，如果把这些作家也包括进去，上面的名单还要延长不少。弗吉尼亚·伍尔芙、普鲁斯特、罗伯特·穆西尔、伊塔娄·斯维沃、戈特弗里德·本、恩斯特·荣格尔、瓦莱里、叶芝、卡夫卡和D.H.劳伦斯都反映了乔伊斯笔下的史蒂芬·戴德路斯所表达的一个流行观念，即，历史是一个“梦魇”，如果人性要得到服务和拯救的话，西方人就必须从这个梦魇中醒来。

的确，在许多现代小说和戏剧中，科学家似乎比历史学家更为经常地被当作艺术家的相反类型。但是，作家通常会对科学家人物流露出一些情感，甚至会自愿给予某种谅解，而历史学家人物却不会这样幸运。科学家在作品中最常见的形象是，他出于对其他事情的积极承诺而背叛了灵魂，比如，浮士德出于控制世界的欲望，或者出于探索纯粹物质过程奥秘的需要，相比之下，历史学家通常被描写成内部的敌人，他摆出一副尊重灵魂的虔诚姿态，不过是为了更好地破坏灵魂对创造性个体的要求。简言之，现代作家对历史学家的责难也是一种道德的责难，但科学家只是谴责他在方法或智力上的失败，而艺术家则是指责他在感受力和意志上的缺失。

谴责的具体内容以及实施谴责的策略在差不多一百年前尼采设定了其基本样式以来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在《悲剧的诞生》（1872）中，尼采把艺术置于所有形式的抽象才智之上，如同人类的生之于死。他把历史学看作是对人类阿波罗能力的多种败坏形式中的一种，尤其谴责它帮助破坏了个体或团体自我的神话基础。两年后，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1874）中，尼采又强化了艺术想象和历史想象之间相对立的观念。他声称，在“历史的闺房”中“阉人”兴盛的地方，艺术必然灭亡。他说，“不加限制并被推向极端的历史感会根除未来，因为它摧毁了幻想，剥夺了现存事物赖以生存的唯一氛围。”

尼采痛恨历史甚于憎恨宗教。历史在人们身上助长了一种令人虚弱的窥淫癖，让他们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后来者，世界上所有值得做的事情已被前人做过了，因此，也就没有多少冲动去从事一些英雄壮举，以便赋予这个荒谬的世界一种特别人性的、哪怕只是转瞬即逝的意义。历史感是那种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能力亦即记忆的产物，也是人类良心的源泉。尼采得出结论说，基于记忆的虚伪道德在人们身上诱发了一些恶习，如果人类生命不想在对这些恶习的无意义的培育中死去的话，就必须把历史“作为一种昂贵而又多余的理解方面的奢侈品”来加以“切齿地‘痛恨’”。

无论下一代人从尼采那里吸取了其他什么好的或坏的东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一致继承了尼采对19世纪晚期学院派历史学家所实践的那种历史学的深深敌意。但致使历史学在世纪末艺术家中威信扫地的不仅仅是尼采一个人，在诸如乔治·艾略特、易卜生和纪德等气质和目的迥异的作家那里，我们都能发现对历史或多或少明显的谴责。

在与《悲剧的诞生》同年发表的《米德尔马契》中，艾略特通过对多西娅·布鲁克与卡索本先生之间邂逅的描写，从而对古物研究的危险进行了英国式的抨击。布鲁克小姐是维多利亚时期一位收入稳定的处女，很希望在一生中做一件超越自我的事情。她遇到了比自己年长25岁的卡索本先生，在后者身上，她看到了“一位活着的波舒哀，他的工作就是将完备的知识和忠实的虔诚调和起来”。尽管他们之间年龄悬殊，布鲁克小姐还是决定嫁给卡索本，倾其一生来帮助完成他所提出的对世界宗教体系的历史研究。但是，在罗马度蜜月期间，她的幻想破灭了。在那里，卡索本显露出了他的无能。他不能对其周围城市古迹中鲜活的过去做出反应，也无力将他当下的智力劳动完成。作者这样描述卡索本：“由于面前点着蜡烛，他忘记了窗户的缺失，因为在手稿中刻薄地评论其他人对太阳诸神的看法，他已经对太阳光无动于衷了。”最后，多西娅放弃了她对学者卡索本的责任，嫁给了年轻的艺术家拉迪斯劳，从而摆脱了历史的噩梦。乔治·艾略特并不关心这件事，但是他思想的要旨是明确的：艺术洞见与历史学识之间是相对立的，它们所分别激起的对生活的反应在性质上是相互排斥的。

在下一个十年中写作的易卜生对于一种重视过去甚于现在的文化的局限性更为关注并且更为清楚。海达·加布勒与多西娅·布鲁克承受着同样的重负：过去的梦魇，历史的放纵——夹杂在或反映在一种对未来的普遍恐惧中。度完蜜月刚一回家，海达和她的丈夫乔治·特斯曼就受到特斯曼姑妈的欢迎，姑妈暗示他们的蜜月旅行一定很愉快。对此，乔治回应说：“唔，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研究之旅。我必须在一大堆旧档案中苦苦搜寻——还要没完没了地读书，姑妈。”

当然，特斯曼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位年轻的卡索本先生，当时正在对中世纪时期布拉班特的国内工业进行权威性研究。这一工作耗费了他那绝非充溢的人类情感。他就这样整天疲于奔命。实际上，可以说，海达的焦躁不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他对过去国内工业研究的痴迷，而他本来可以多研究一些国内工业的现状。终于，有一次海达尖叫道：“你尝试一下就行了。早晨，中午，晚上，全都是文明史，其他什么也听不进去！”

海达产生复杂的不满情绪，不能在纯粹性欲这样有限的范围内找原因。她是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整个压抑网络的牺牲品。特斯曼用过去来逃避当下问题仅仅代表了这个压抑网络的一个方面。尽管如此，海达对她丈夫与日俱增的蔑视主要还是因为他对历史的那份苦行僧式的执着。历史，这个已死的和垂死的人们的领域，反映和增强了海达对未知未来的恐惧，而她腹内的胎儿就是那个未来的象征。

特斯曼的情敌是艾勒特·罗夫伯格，也是一个历史学家，但其风格是宏阔的和黑格尔式的。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他的书“似乎用一种粗线条来勾勒文明的进展”，这在海达的心中激起了希望：他的思想或许能够使她从特斯曼破碎的想象所限定的狭小世界中解脱出来。易卜生是想让我们把罗夫伯格看作一个富有才华和潜在创造力的人。他正在创作的那部有关文明的著作将要破坏而不是维持传统道德，它要讲述的是一个更高尚的真理，而不是那种舒适的半真理，虽然后者奠定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以及他早年声望的基础。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海达开始憎恨他。她得到了他的手稿，毁掉了它，从而导致了罗夫伯格的自杀。毁掉手稿，这一方面是海达对罗夫伯格的一种个人报复行为，因为罗夫伯格与海达的情敌埃尔夫斯泰德夫人关系暧昧；但另一方面，它也象征着对那种“文明”的拒斥，特斯曼和罗夫伯格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稀里糊涂地成为了这种文明的献身者。最后，由于受到另一个传统守护者布拉克法官的威逼，海达也自杀了。在最后一场戏中，悲剧的幸存者特斯曼和埃尔夫斯泰德夫人表示将倾其一生致力于罗夫伯格遗稿的编辑工作，从而暗示着他们两个谁都没有从他们双双见证的这场悲剧中吸取任何东西。当特斯曼说“整理别人的文稿就是我的工作”这句话时，就等于说出了他自己的墓志铭。易卜生想让我们把这句话看作是对这个学者的评论，如同布拉克法官就海达的自杀所作的庸俗评论：“人们不做这种事。”

在纪德的《无耻之徒》（1902）中，对历史意识的憎恶甚至更为明显，艺术家对生动现在的反应与历史学家对僵死过去的崇拜之间的对立更为分明。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米歇尔，他所患的疾病集易卜生的《海达·加布勒》中所有人物的病症于一身。米歇尔既是一个庸人，也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且，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一个历史哲学家。但作为哲学家的角色是在他痛苦地扮演了庸人和历史学家的角色之后取得的。这纯粹是一个临时性角色，因为这个角色使他认识到：历史，与文明自身一样，必须被超越，如果我们要服务于生活的需要的话。

米歇尔的肺结核不过是一种对生命普遍恐惧的表现，从心理学上来说，它是对无生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偏执的关注。因此，在身体的疾病开始恢复之后，米歇尔发现自己已经对过去没有任何兴趣了。他说：

当……我想再次开始我的工作并投身于对过去的详细研究中的时候，我发现，有些东西即便没有被破坏，起码也改变了我对它的兴致……这就是我目前的感觉。对我来说，过去的历史是静止的，像彼斯科拉小院里夜晚的阴影那样可怕地固定着——死一般的静止。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乐于享受这种固定，它能使我的心灵精确地工作。在我看来，所有历史事实仿佛是博物馆里的样本，或更像是标本室里的植物，永久地干瘪了，所以很容易忘记它们也曾经葱郁多汁，在阳光下鲜活亮丽……在生命的尽头我逃避废墟……在生命的尽头我鄙视那些我曾引以为豪的学识……若说我是一个专家，我却似乎毫无意义；若说我是一个人，我真的了解自己吗？

因此，当他返回巴黎，就晚期拉丁文化发表演讲的时候，米歇尔就将他的现在意识与那种令人虚弱的过去感对立起来：

在我看来，艺术文化像分泌液一样从整个民族中涌出，起初是充盈的象征，健康充溢的象征，但后来开始僵化，变硬，阻止心灵与自然的完美接触，在生命持续的外表下掩藏着生命的萎缩，变成了一个空壳，扭曲的心灵在其中凋萎，衰竭，终于死去。最后，把我的思想推向逻辑结论：文化是生命的产儿，也是生命的终结者。

然而，即使这种用过去毁灭过去的罗夫伯格式的策略也很快对米歇尔失去了吸引力。于是，他放弃了学术生涯，试图与他心中那些曾被历史遮蔽、被文化削弱过的神秘力量达成神交。该书这样一个有问题的结局意味着，纪德想让我们把米歇尔看作一个因早期痴迷于历史文化研究而导致的永久残废，也是尼采下面这句格言的活证据：历史驱逐本能，把人变成“阴影和抽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