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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可以说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它位于华盛顿特区市中心以南10公里，是个更为精致发达的城市，基本算是华盛顿的郊区，居住着数千名政府工作人员。20世纪60年代早期，亚历山大的人口大概是博伊西的五倍，但林奇对于自己即将踏入的这个大世界显然毫不畏惧。“据我所知，大卫读高中的时候是学校里的明星，他也很清楚自己是大家眼中的宠儿。”佩吉·雷维说，“他从小就有那种魅力。”

高一开学后不久，林奇和托比·吉勒（Toby Keeler）成了朋友，自那之后，他的人生道路变得清晰起来。“我和大卫是在他女朋友家门口的草坪上认识的，不过我第一眼注意到的是那个女孩，而不是大卫。”吉勒说。他后来把那个女孩——琳达·斯戴尔斯（Linda Styles）从林奇身边抢走了。“林奇家住得挺远，但亚历山大的法定驾驶年龄是15岁，所以他常开着家里那辆前后翼巨大的雪佛兰羚羊（Chevy Impala）来她家。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大卫。他是那种最招人喜欢的类型。后来我们开了好多年玩笑，打趣我是怎么把他女朋友给偷走的。当时我们俩都是哈蒙德高中（Hammond High School）兄弟会成员，我们的秘密口号是‘永远信任’，但我认识的大卫不是个喜欢花天酒地的兄弟会成员。”[1]

林奇和吉勒成了密友，但其实是托比的父亲——艺术家布什纳尔·吉勒（Bushnell Keeler）真正改变了林奇的人生。“布什对大卫影响很大，因为他有勇气离开‘常规’生活，租了间工作室开始艺术创作。”托比说，“大卫曾说，当他听到布什纳尔的职业时，感觉一颗炸弹在脑袋里爆炸了。‘艺术画家？你真靠这个为生？’”

在布什纳尔·吉勒的弟弟大卫眼中，哥哥过着“起伏不定的人生。布什从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拿到了工商管理学位，娶了克利夫兰一户有钱人家的女儿。他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个初级主管的职位，做得不错。但他痛恨自己的工作，所以和家人搬到了亚历山大，准备学习成为一名牧师，但两年后，他发现自己其实也不想做牧师。年轻时他很愤怒，总是到处挑衅，还服用了一大堆抗抑郁药，可一点儿用都没有。最终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想成为一名艺术家，于是就那么做了。但这个决定让他的婚姻告吹了”。

“布什意识到了一件其他人都还没看出来的事情，那就是大卫真的想成为一名艺术家。”大卫·吉勒接着回忆说，布什纳尔2012年就去世了，“布什觉得，他那个年纪的年轻人正赶上创造力勃发的时候。我猜大卫的父母那时也没给他太多鼓励，于是布什成了那个在他背后全心全意给予支持的人。大卫经常在他家过夜，布什也从自己的工作室里挤出块地方，留给大卫创作。”[2]

高一那年认识了杰克·菲斯科（Jack Fisk）后，林奇更加坚定了搞艺术的决心。他们俩的友谊从那时起打下基础，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菲斯科如今已经是位受人尊敬的美术指导及导演，但那时候他的名字还是约翰·卢顿（John Luton），身材瘦高，长得也不难看，来自伊利诺伊州坎顿（Canton），在家里三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姐姐苏珊比他大4岁，妹妹玛丽比他小1岁。菲斯科的父亲在一场空难中丧生后，他母亲改嫁给了查尔斯·卢顿（Charles Luton），这个男人是铸造厂的监工。自那之后，这家人就得随着卢顿工作地点的变化不断搬家。（菲斯科和他妹妹玛丽后来都把姓氏改了回去。）菲斯科小时候读的是所天主教军事学校（Catholic military school），后来又陆续搬家到密歇根州卡拉马祖（Kalamazoo）、弗吉尼亚州里士满（Richmond）和巴基斯坦拉合尔（Lahore）。菲斯科14岁那年，他们终于落脚在了亚历山大。

“大卫和我都听说过对方的名字，因为我们俩都对绘画感兴趣。”菲斯科说，“我记得他站在学校一间教室的门口做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念高二，但我知道他其实只是个高一学生。后来我俩经常拿他撒谎这事开玩笑。我那时在赫脱药店（Herter’s Drug Store）的冷饮柜台打汽水，他来找我，顺便给自己找了份开着药店吉普车到处送药的工作。”[3]

这份工作带着林奇在小城各处跑来跑去，不论到哪儿，他都是个惹眼的男孩。“我课余会送送报纸，真正认识林奇两年前，我就总能看见他提着小口袋敲别人家门。”艺术家克拉克·福克斯（Clark Fox）说，他是林奇的高中同学。“他有点格格不入。那时候男孩想留长头发不太容易，但林奇头发很长，却没人找他麻烦，我记得他还特别苍白。送药的时候他总打条领带，穿件夹克。他很与众不同。”[4]

菲斯科的童年充满波折，林奇的童年却满是田园般的安静感。另外他们俩脾气也不太一样，但两个人都立志献身艺术，开始了一步步的努力。“因为总在搬家，我基本上总是独来独往，但大卫是个很容易交朋友的人，所有人都喜欢他。”菲斯科说，“大卫开口说话的时候，你就想认真倾听，他总是有那种魅力。大卫最开始也很古怪。我们读的是所很老派的学校，所有人都得参加兄弟会——除了我，所有人都穿格纹衬衫和卡其布裤子。大卫还参与竞选了学校会计——他的竞选口号是‘要省钱，选戴夫’——竞选大会时每个人都要上去发言，大卫穿了件泡泡纱西装，配网球鞋。今天听起来不新鲜，但那个时候，没人会想到用网球鞋搭配西装。”

林奇赢得了学校会计的职位，但大概在同一时期，他对绘画的热情超过了生命中几乎所有的事。“他再也不想干类似竞选会计这种事了，”菲斯科回忆说，“我不知道他是被辞退了还是自己辞职了，反正那份工作没持续多久。”

如果说叛逆是青春期的标配，那么林奇对成年世界的拒不服从非常特殊：他叛逆，不是无事生非为了追求痛快，而是因为他在学校之外真正找到了一件对自己特别重要的事情。“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类似大卫这样的孩子对油画产生兴趣是很不寻常的事情。”约翰·林奇说，“爸妈对于他的误入歧途也很失望。他大概是从九年级开始叛逆吧，虽然从没犯过法，但也四处胡闹，喝个酩酊大醉。在亚历山大的第一年，他晚上还偷跑出去过几回，被抓住了。吃晚饭的时候也很痛苦。我妈会做些普通的菜肴，但大卫觉得那些菜太中规中矩了——他会说：‘你做的吃的太干净了！’在博伊西的时候，大卫很认真地参加童子军活动，但到了亚历山大，他把童子军也当成了反叛的对象。我爸鼓励他坚持下去，很快就能成为鹰级童子军了，大卫倒是听了他的话，但我觉得他只是为了爸爸才这么做的。”

15岁生日的时候，林奇以某种方式和童子军说了再见。

当时他作为鹰级童子军，被选中参加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的总统就职典礼，还能站在最前排。他记得那天看见肯尼迪、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乘坐加长轿车，从距离他只有几米远的地方经过。

无疑，这是难以忘怀的记忆，但林奇的心思都在其他事情上。玛莎·莱维西说：“搬到亚历山大后不久，大卫就只想画画了，我成了他和爸妈之间的调停人。我会跟大卫谈爸妈的困扰，也会把他的观点转达给爸妈，在中间维系着和平。我们的爸妈是那种特别有耐心的人，大卫一直很尊重他们，所以他们之间从来没大吵大闹过，只是意见不相同。”

林奇的堂姐埃琳娜·泽加雷利形容林奇的父母是“非常坦诚、保守、虔诚的人。桑妮长得很漂亮，说话轻柔甜美，但也很严格。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大家子人在布鲁克林一家餐厅里给曾祖母赫尔米娜过生日。那时大卫16岁，饭桌上每个人都在喝酒庆祝，但大卫的妈妈坚决不允许他碰葡萄酒。看到大卫的作品时，你很难相信他和他妈来自同一个家庭。我感觉可能恰恰因为家人十分刻板，他才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虽然遭到了家人的阻挠，林奇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我们俩认识时，大卫已经从布什纳尔·吉勒那里租了间房，”菲斯科回忆说，“他问我：‘你想和我共用一间工作室吗？’房间很狭窄，但我还是跟他一起租下了，租金大概每个月25美元，布什纳尔会时不时来给我们提些建议。布什纳尔给他推荐了罗伯特·亨利（Robert Henri）的《艺术的精神》（The Art Spirit），大卫也把我拉下了水。他会坐在屋里各种地方大声读书里的章节，或者跟我讨论。我们很高兴看到有人写了做画家的经历——突然之间你觉得不那么孤独了。通过亨利的书，我们知道了类似凡·高、莫迪里阿尼这样的艺术家，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艺术家我俩都很感兴趣。”

罗伯特·亨利是美国阿什坎艺术学院（Ashcan School of American Art）的领袖人物，这所学校主张一种粗粝无畏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罗伯特本人是位受人尊敬的老师，他的学生包括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乔治·贝洛斯（George Bellows）和斯图尔特·戴维斯（Stuart Davis）。《艺术的精神》出版于1923年，是罗伯特几十年执教生涯的精华凝结之作，对林奇影响深远。这本书的语言和句法今天读来已经有些过时，但其中表达的观点却是不朽的。它沉静、卓越又鼓舞人心，从头到尾只在传达一个简单的信息：让自己做最大限度的自由表达，相信这是件值得付出的事情，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做到。

1962年早些时候，16岁的林奇决定搬出布什纳尔·吉勒的工作室自立门户，并且说服了父母给他提供一部分租金。“他们俩考虑了很久才下定决心。”莱维西说。约翰·林奇记得：“布什纳尔来找我们爸妈聊了聊，劝他们同意大卫租间自己的工作室，他说：‘大卫不会在那里瞎胡闹的。他想在里面画画。’大卫找了份工作，能支付一部分租金，而且那个地方确实很便宜。那个区域20世纪60年代时被称为‘老城’，相当于亚历山大的棚户区。（今天这里已经成了遍布精品店和高级咖啡馆的昂贵地段。）街边林立着200多年前修建的砖房，都是贫民窟，其中有一栋连贫民窟都算不上——就是大卫和杰克租的那栋。他们租下了整个第二层，房子的楼梯又老又窄，走上去吱吱作响。他们搞了场小型进驻聚会，但其他时间里这个地方的确就只是间工作室。大卫每晚都要去，而且会待到很晚。那时候爸妈对他有宵禁的要求，每天到家后他都得按停一个电子钟，这样爸妈就知道他是几点回来的了。但早起对他来说一直很痛苦，爸爸有时会用湿毛巾盖在他脸上，好把他叫醒。大卫特别讨厌这个。”

上高中时，菲斯科和林奇都在华盛顿特区的科科伦艺术学校（Corcoran School of Art）上课，他们生活的重心逐渐转向了校园之外。“我拿到了学校美术课的不及格通知，好像大卫美术课成绩也不怎么样，但我俩一刻不停地画画，一起换过好几个工作室。”菲斯科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把卡梅隆大街（Cameron Street）上一整栋房子租了下来，把其中一个房间刷成了黑色，专门用来思考。刚认识大卫时他正在画巴黎街景，用的是硬纸板的蛋彩，看起来有种独特的美。有天他拿来一幅船靠码头的油画，当时他颜料用得很厚，有只蛾子被粘在了颜料里。蛾子拼命挣脱的过程中，在天空上留下了美丽的旋涡。我记得大卫当时特别兴奋，因为他的画里混入了死亡。”

“如果说大卫在艺术层面迈向了某个方向，那我则迈向了另一个方向。”菲斯科接着说，“我们俩总是在逼着对方做到更好，所以作品进步很快。我的画越来越抽象，大卫则越来越喜欢画黑暗的事物——夜里的码头，死去的动物——很情绪化的东西。大卫一直是个生性欢快、个性阳光的人，但他却被黑暗的东西所吸引。这是大卫身上的一个谜。”

与此同时，在家里，大卫的父母却非常困惑。“大卫能把国会大厦画得那么棒，他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画的肖像也都很棒，”莱维西说，“我记得妈说：‘为什么你不像从前那样好好画画了？’”林奇找到了反抗所谓“正常行为”的勇气，但这种性格上的变化却让他在家里麻烦不断。不过，他身上的某些东西始终没变。林奇本质上是个善良的人，看看他怎么对待自己的弟弟就清楚了。“读高中时我和大卫住同一间房，有时候也打架，但大卫会给我做很多事。”约翰·林奇说，“他在学校很受欢迎，而且他不会以自己的弟弟为耻，会把我带到他的圈子里，认识他的朋友，我的朋友也都和他混得很熟。要知道，那时候我的朋友里也有不少不太正常的人。”

林奇青少年时代的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美国电影正处于低潮之中。给美国电影产业带来新气象的社会变革尚未发生，电影工作室制作周期很短，产出的都是类似多丽丝·戴（Doris Day）主演的廉价浪漫喜剧、沙滩狂欢剧、猫王音乐剧，以及浮夸的史诗巨作。不过那是外国电影的黄金时期，皮埃尔·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和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都在那些年中产出了许多杰作。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是为数不多开创了新局面的美国导演，林奇非常喜欢他1962年改编自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小说的电影《洛丽塔》（Lolita）。他还对电影《畸恋》（A Summer Place）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很喜欢桑德拉·狄（Sandra Dee）和特洛伊·唐纳修（Troy Donahue）。虽然他弟弟说他那些年看过伯格曼和费里尼的电影，大卫自己却不记得了。

林奇青少年时期最重要的女朋友是朱迪·韦斯特曼（Judy Westerman），他们俩被票选为学校里最可爱的一对情侣，学生年鉴中还有张他们一起骑双人自行车的照片。“大卫的女朋友很正点，但他也会跟学校里那些‘速食’女孩约会。”克拉克·福克斯说，“他管这些女孩叫‘哇哦女人’，但从来不透露太多细节，不过我知道她们都挺野的。他会被生命中狂野的一面深深吸引。”

菲斯科记得：“大卫和朱迪很亲密，但他们俩并没发生任何身体上的关系。他不算是个花花公子，但确实对女人有着自己的迷恋。”林奇第一次见到菲斯科的妹妹玛丽时，两人之间并没迸出什么火花，但他们都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认识大卫时十四五岁，”玛丽·菲斯科（Mary Fisk，1977年，她成了林奇的第二任妻子）回忆道，“我正在客厅里坐着，杰克带着大卫一边穿过屋子一边对他说：‘这是我妹妹玛丽。’客厅里有个用来盛烟的黄铜花瓶，我估计他当时吓坏了，因为他们家没人抽烟。不知道为什么，但后来他总把我和烟联系在一起——他总这么跟我说。”

“大卫当时和朱迪·韦斯特曼的关系很稳定，但他真正爱的是南希·布里格斯（Nancy Briggs）。”玛丽·菲斯科接着说，“上高三之前的那个暑假我迷上了大卫，饱受相思之苦——他特别擅长与人心灵相通。我们俩约会过几次，但不是很认真，因为彼此那时候都有男女朋友。那个夏天大卫和杰克也高中毕业了，所以等秋天一开学，我们就分道扬镳了。”[5]

林奇1964年6月高中毕业，三个月后，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他们全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核桃溪（Walnut Creek）。也是从那时起，林奇开始在波士顿美术馆学校（Boston’s School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s）上课。与此同时，杰克·菲斯科进入了曼哈顿私立大学库伯联盟学院（Cooper Union）。库伯联盟学院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所杰出的学校——杰克入学时，艾德·莱因哈特（Ad Reinhardt）和约瑟夫·亚伯斯（Josef Albers）都在那里任教。但菲斯科还是在一年后退学了，到波士顿重新和林奇团聚。“走进他的公寓时我吓了一跳，因为到处都是画，而且是风格截然不同的画。”菲斯科说，“画里使用了大量的橙色和黑色，对于大卫来说可能有些过于明亮了。我很惊讶他居然画了这么多。我记得当时心里想的是，天哪，这个家伙真是下了苦功夫。他产量如此之高的一个原因是他一直待在家里画画，而不是去上学。对他来说，学校是个让人分心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菲斯科和林奇此时与艺术发生关系的方式，与当时世界艺术中心曼哈顿正在上演的风潮之间有极大悬殊。

抽象表现主义的全盛期已经结束，现代主义也开始把游乐场让位给波普艺术。当时波普艺术似乎一夜之间被弹射到了艺术的前线，再次推动了艺术史上叙事方式的改变。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和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探索联结艺术和生活的新途径，观念艺术和极简主义高歌前进。从波士顿乘坐火车，只消一会儿就能到达曼哈顿——菲斯科还在那里住过一段。但对林奇和菲斯科来说，工作室之外发生的事情似乎引起不了他们的任何兴趣，他们仍旧追随着罗伯特·亨利，而不是《艺术论坛》（Artforum）杂志。对他们来说，艺术是神圣的召唤，要求你回报以自律、孤独以及激烈的一意孤行。不论波普艺术看起来很酷的讽刺风格，还是纽约艺术世界觥筹交错的社交网络，在他们心里都不占据任何分量。他们是古典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者，依照完全不同的轨道运行。

到了第二学期结束时，林奇的分数已经岌岌可危，雕塑和设计课不及格后，他选择了退学。不过想离开波士顿并没那么容易。“他用油彩颜料把波士顿的公寓搞得一团糟，房东让他赔偿损失，爸爸雇了个律师解决争端。”约翰·林奇说，“爸爸并没有大吼大叫，但能看出来他很生气，我觉得他一定对大卫很失望。”

接下来该去哪里呢？布什纳尔·吉勒的兄弟在波士顿经营旅行社，他以导游的名义给菲斯科和林奇争取来两张飞往欧洲的免费机票——他们俩只需要在机场迎接一群女孩并把她们护送上飞机，就算完成了导游任务。于是，1965年晚春，两个人去了欧洲，计划到坐落于霍亨萨尔斯城堡（Fortress Hohensalzburg）的萨尔茨堡国际艺术学院（Salzburg International Summer Academy for Fine Arts）学习。这所学校俗称为“梦幻之校”，1953年由奥地利表现主义艺术家奥斯卡·科柯施卡（Oskar Kokoschka）设立，学校所在地也是1965年无可指摘的经典音乐剧《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的取景地。林奇记得：“我很快意识到自己不想在这个地方创作。”菲斯科和林奇在开课两个月前提前到达，对这个城市很失望，他们心里也很失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俩身上大概有250美元。大卫爱喝可口可乐，1美元一瓶；他还喜欢万宝路香烟，也是1美元一包。我只能眼看着钱越来越少。”菲斯科说。他们只撑了15天。

“回到家后，继父给了我1000美元，当时这是笔大数目。我申请了宾夕法尼亚艺术学院（Pennsylvania Academy of the Fine Arts），因为当时正在征兵去越南，学生可以延迟兵役。”菲斯科接着说，“我去了费城，但没进去学校，因为申请得太晚了。于是我在《费城问询报》（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找了份工作，检查电视节目表页面上的广告。一两周后，战事在约翰逊总统手下不断激化，更多人被征召入伍，学校于是打来电话说：‘你被录取了。’所以我就这么进去了。我用30美元一个月的价钱在二十一号大街和切里大街（Cherry Street）的交会处租了间小房子。”

对林奇来说，这段时间更为困难。“听说大卫没去上学，他爸妈简直要气疯了。他们跟他说：‘从此以后你就靠自己吧。’”佩吉·莱维西回忆道。“1965年剩下的时间里，大卫都住在亚历山大，干了不少糟糕的工作，我知道他那段时间特别艰难。我记得就是那会儿他也被征召入伍了——但因为肠胃过于敏感被刷了下来。他年轻的时候肠胃问题非常严重。”（林奇的背部也有问题，所以逃过了服兵役。）

林奇从欧洲返回亚历山大之后，吉勒一家收留了他。他在房子里干了不少奇怪的活，包括粉刷二楼的卫生间。托比·吉勒说：“他刷个没完没了。他拿了把小刷子，刷了整整三天，可能刷暖气就用了足足一天。他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和缝隙，把暖气刷得比新的还漂亮。我妈现在想到大卫粉刷卫生间的样子还想笑。”[6]有天晚上宴请客人的时候，布什纳尔宣布：“大卫决定搬出去另找住处了。”那还是林奇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但吉勒觉得林奇应该继续自己的人生，多和同龄人待在一起。

“大卫尽可能地消化着他能找到的全部艺术作品。”大卫·吉勒说，“他也总显得很快乐——他会用些很幼稚的字眼，比如‘超赞（nifty）’。他最喜欢的口头禅是‘够潇洒的’。布什会建议他在艺术上做这样那样的尝试，大卫就会说：‘好的，够潇洒的，布什纳尔！！！’但我依旧觉得那个时候的他无依无靠。他有点儿绝望，因为自己租房需要花钱，所以我在我当制图员的工程公司给他找了份画草图的工作。大卫自己一个人在图纸室里工作，他特别喜欢用各种材料做实验。他会到我桌子前说：‘嘿，戴夫！你觉得这个怎么样？瞧瞧这个！’他花了很多时间做工作以外的事，我都记不住我们俩谁先被开除的了。”

“大卫当时还很难早起。”吉勒接着说，“上班路上我路过他住的地方，就会冲着他的窗户大喊：‘林奇！起床了！又要迟到了！’他房东名叫米开朗琪罗·阿洛卡（Michelangelo Aloca），在大卫楼下经营画框店。他是个截了肢的大块头，很强壮，长得也很吓人。”

丢了工程公司的工作后，阿洛卡让林奇在他的画框店里上班。但林奇刮坏了一个画框，他又丢了这份工作。阿洛卡于是又让他去看大门。他试着苦中作乐，但日子很不容易，所以再次遇到菲斯科时林奇大大舒了口气。“有次我回亚历山大，发现大卫在一家艺术品商店工作，当时他正在扫地——他扫地扫得非常棒。”菲斯科说，“他现在依旧喜欢扫地，也很为此自豪，但当时他的工资微乎其微。他的公寓很好看，装饰着不值钱的东西——我记得里面的窗帘是橘黄色的。但他的生活看起来好像停滞不前了。于是我说：‘你应该到费城来。’他来看了看学校，接着申请入学了。”

那年晚些时候林奇奔向了费城，从此永远地告别了亚历山大，但他并非没有在这里留下痕迹。菲斯科的母亲是林奇一家当年的租房中介，她发现林奇在卧室天花板上画了幅壁画。“他们搬出去之后，工人费了好大劲才把壁画清理掉。”菲斯科说，“大卫是用普鲁士蓝画的，那是他最喜欢的颜色之一。画的色彩还不断透过新粉刷的墙壁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