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X

由此看来，历史的真理完全不在克尔图亚拉方面，而在索洛维约夫方面：同基辅时期的俄国居民相比，游牧部落是在经济发展上，因而也在一般文化发展上，处于较低水平的部落。克尔图亚拉——而且不止他一人——用不着因畜牧部落——鞑靼人征服了俄国农民而感到困惑。像装满比大气更轻气体的气球的上升不否定地心吸引力的理论一样，这一事实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是不相矛盾的。我们在这两种情况中所看到的反常现象，都只不过是一种臆想。

问题在于人类沿着文化道路上的运动，全然不是什么直线的运动。当然，某个部落（或国家）随着过渡到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要迈开比较大的前进步伐的。但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如此。正因为它总地说向前迈进了，所以它的生活的某些方面可能后退。试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所周知，与从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部落相比，狩猎部落在造型艺术方面有着大得多的爱好，并且主要是才能。同样，现在的资产阶级欧洲虽具有这样庞大的生产力，而在美学方面却远远不及古代世界。刚才指出的现象所引起的那些原因的研究，无论如何在这里也不属于我的任务。在这里只是说出下面一点就够了：这些原因也存在于新的技术成就及与此有关的生活方式的变革所引起的新条件之中 ^[68] 。但关于游牧部落，还应在这里再说几句话。

在已故尼·西贝尔所著《原始经济文化概论》一书（1883年初版）中，对于产生蒙古世界帝国这个概念的经济和生活条件，曾作过饶有兴趣的分析。西贝尔在叙述一位英国作家的观点时说，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本身使他们不爱和平。他说：“没有任何固定疆界的流浪民族，不会没有打仗的理由，因为他们经常侵入彼此的牧场的界内。这样便产生了突然爆发的战争。” ^[69] 其次，他还指出，他们吃苦耐劳和在军队动员上的轻便敏捷。“他们的严酷与坚强，使他们能够忍受长期流浪的疲乏、贫困和衰弱。这种牧人的集体，是不需要任何军需的。他们的食品，如习于只是吃草的牛或马的肉，是随时都可在途中维持他们的生活的。……他们对生命的漠不关心，使他们无须对病伤员预作任何关怀……他们的军事生活，包括长期的流浪和返还，以及对其他军队的彻底歼灭，同他们在和平时期的习惯，没有区别……胜利使他们兴奋……失败使他们的精神暂时平静，但在无边无际的荒原里，他们总有四通八达的退路，他们在这里至少能够不受文明民族的报复。” ^[70] 这些话已在很大程度上向我们说明了游牧民族军事胜利的原因。但西贝尔的意思还不止于此。他根据同一英国作家的意见，断言游牧民族的毁灭性袭击，对于他们仿佛是一种必要，特别是在他们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当他的最初胜利将大批人吸引到他们的胜利旗帜之下的时候，要把这大批群众维持于静止状态，是不可能的。首先，他们的牧场很快就要消耗尽了；第二，他们的领袖只有用积极作战的办法，才能维持其在同一民族中的威望与崇高地位。广泛参加到他们军队中来的外国部队，是经常准备脱离强迫联合的。领袖的任何软弱无能的迹象，都会成为总崩溃的标志。” ^[71]

此外，还应补充如下。我们如果把十世纪或十一世纪俄国定居部落的武装同他们必须抵御其攻击的游牧部落的武装作一比较，我们便可看到，前者对后者的优势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大可怀疑的。同俄国步兵的剑相对峙的，是游牧骑兵的马刀。作为攻击或自卫的武器，马刀是否比不上剑呢？姑且假定，是。但事实是，俄国军人亦时常宁用马刀而不用剑。在十二世纪，根据《伊戈尔公爵军队的故事》来判断，马刀甚至已占优势。因为“用弯刀比用直剑更便于砍杀” ^[72] 。当然，只有对于骑兵，马刀才更便利，而在当时的俄国部队里，骑兵已起很重要的作用，愈是往后，所起作用愈是重要。因此，从武装方面说，很难假定当时的（俄国）农民对游牧部落具有多少真正的优势。值得指出，即使俄国军人曾采用游牧部落的武器，那么，文明的罗马人亦曾不只一次从他们不得不与之作战的野蛮人那里采用过。总之，像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距离，在这方面最初极小，只是逐渐地，但却经常愈来愈快地增加着 ^[73] 。

最后，——对这一点亦须多加注意，——向农业过渡所逐步造成的社会分工，是农民在军事方面的相对脆弱的一个来源。游牧民族的全体，或几乎全体成年男子，都是战士；而在农民中，从军则只是某一部分人的职业，例如，在基辅罗斯，只是公爵和他的侍卫的职业。固然，有时除公爵的侍卫之外，还召集非常后备军。但非常后备军的召集毕竟是一种例外的事情，而且也越来越少了 ^[74] 。弗拉季米尔·莫诺马赫很好地描写了平时的情况：农民种地，公爵率领侍卫防御敌人的侵袭。在这种情形之下，农民要战胜游牧人只有一个条件，即将农民联合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联盟，期待于它的是把一定地域的农业人口分散于个别政治联盟的努力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基辅时期的俄国思想家都极为坚决和一致地声讨公爵内讧的缘故。“有见识的人”向斯维亚托波尔克说：“为什么你们要内讧呢？这下流的勾当将毁灭罗斯国土。应该讲和，现在就去对付他们（即波洛韦次人——著者），或者媾和，或者打仗。”（参阅《伊戈列夫公爵军队的故事》对公爵内战的有说服力的控诉）由于同一原因，后来俄国人民对于莫斯科的大公们——在俄国西半部对于立陶宛的大公们——的统一政策，都是极为同情的。值得注意的是，只是在罗斯东部最终地联合起来的时候，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才被攻克的。

所有这一切表明，不采取所谓“狩猎—商业国”的毫无根据的假设，我们也能够解释游牧民族对基辅罗斯的胜利。

现在我们再看畜牧—游牧部落在数百年中对居住在东欧平原的农民的侵袭造成哪些后果。

第一，种种侵袭妨碍俄国居民推进到黑海海岸，甚至迫使他们退向北方和西北 ^[75] 。这种从海岸线的被迫退却，必然要延迟罗斯的经济发展。第二，游牧部落将罗斯人从黑海沿岸赶走之后，继续袭击他们的商船，妨碍他们同克里米亚和拜占庭的来往，因而给罗斯的经济发展造成新的障碍。第三，他们周期性地毁坏定居的俄国部落的地区，妨碍了他们的福利的增长。“对经常处于军事戒备状态的城市和村庄的不断袭击；袭击时大量俘虏被劫走，其有劳动能力者在克里米亚各港口被拍卖到外国去做奴隶，凡不适于劳动者则全部在发卖时被残酷地打死；整个村庄被毁灭；结果是居民逃亡，整个地区成为废墟。”——这就是历史学者对当时受到游牧部落侵袭地区的生活的描写 ^[76] 。不用说，这样的生活是不能促进财富的积累的。不错，当时俄国社会的上层仿佛拥有颇多的货币资金 ^[77] 。但是俄国社会的下层，不得不产生了许多不能进行独立经营的分子。这些分子陷入依附拥有货币资金者的地位。高利贷资本控制了当时很大一部分劳动居民 ^[78] 。但是高利贷资本的统治也极不利于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种资本在极大多数情形下只是满足于占有剩余产品，而毫不改变生产方式 ^[79] 。在十二世纪，德聂伯河一带显著的贫困化了。1159年契尔尼戈夫市的公爵斯维亚托斯拉夫·奥尔戈维契曾给伊贾斯拉夫·达维多维契大公写了一封著名的复信：“我占领了契尔尼戈夫市和其他7座城市，不过都是一片荒凉。在这些城市里住着养猎犬人和波洛韦次人。”克柳切夫斯基教授对斯维亚托斯拉夫·奥尔戈维契的这些话作了如下解释：“在这些城市里只剩下公爵的家仆和投效罗斯的和平的波洛韦次人。” ^[80] 然而在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在西欧先进各国，——意大利、法国、弗兰德利牙 ^[81] ，——城市业已迅速发展和富裕起来了。 ^[82]

结果，以鞑靼人为代表的游牧部落完全阻止了西南罗斯的独立发展，使俄国历史生活的重心转移到东北，而这里的地理环境则是更少利于居民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的。

某一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愈快，则其经济生命的脉搏跳得愈强，其主导的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矛盾，也更尖锐。这种矛盾的尖锐化表现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阶级斗争无论采取怎样的形式，是在任何划分为阶级的社会里都经常发生的。阶级斗争自身的尖锐化，使社会的内部历史具有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认为应在征服时期发生的那种战斗性质。阶级斗争还使社会性质具有“鲜明的轮廓”。而且不仅社会制度如此。一位深刻的埃维斯思想家说过：“争执是万物之父。”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使观念的过程深化，使其相互冲突更为频繁。因此，如果地理环境在沿德聂伯河一带对罗斯的经济发展发生不利的影响，则在基辅时期，俄国社会关系的某种不明确性及其社会思想的某种迟钝性会变得明显起来，便是意料中事了。

现在试就社会关系问题，进行研究。

历史学者对于当时一个主要公国的市民会议的作用，曾作如下描写：

“由于基辅公国当时处于非常危急的条件，其市民会议的活动也特别活跃，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就在这里，市民会议也不曾具有任何明确的形式，固定明确的职能，而始终是一种非常的现象。……既没有一定的会期，没有会址，没有召集市民会议明确的发起人，也没有任何代表制的形式。” ^[83] 凡属社会关系不发达，不感到需要明确的法律标准的地方，情况历来都是如此。西欧的富有城市公社是很知道法律形式的价值的。但他们那里是在同封建主的斗争中认识这一价值的，而基辅罗斯的城市里却不曾进行这种斗争 ^[84] 。公爵同其侍从关系的特点也是不明确的。格鲁舍夫斯基教授继续写道：“像市民会议一样，大贵族会议也未为自身制定任何明确的形式或专门的主管范围。公爵只是同身边的贵族、他愿意在会议上会见的贵族商量。因此，大贵族会议的人数是可多可少的。” ^[85] 只有在侍从（“антрустион”）变为土地占有者的时候和地方，国王同他的顾问们的相互关系才变得较为明确。土地占有者企图扩大其对土地的权利——主要是想使这种权利成为世袭的权利——促使他们向国王提出一定的要求，这种要求表现为一定的法律标准。但侍从转变为土地占有者的过程完成速度的快慢，这种过程招致来那些政治结果，须视一国经济向前发展的情况而定。在经济向前发展迟缓的地方，这一过程便慢。例如，十一世纪的波兰在博列斯拉夫勇王（992—1025）以后已无侍从，代之而来的是“战士”（拉丁文为“Miles”）。他们从公爵那里获得土地，条件是服役，以及执行许多徭役（Stro'za，Podwody，Przesieka，等等）。这些“战士”逐渐将他们的土地变为世袭的土地，无论在对公爵或对其他居民阶层的关系上，都增加了自己的权利。 ^[86] 但在基辅罗斯，侍从转变为在一定条件下占有土地的“战士”的过程，由于经济发展速度慢得多而被推迟 ^[87] 。侍从的生活主要靠公爵的贡赋和其他收入来维持。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尚未看到封地办法——因服役而以土地作为赏赐——的迹象。侍从并不认为他是公爵的奴隶。他们牢牢地抓住自由迁移的权利不放。但是，不满的侍从离开一个公爵而投效另一公爵，正足以证明他们在国内尚无巩固的地位。在他们有了巩固地位的地方，如果对公爵发生不满，他们便不是离去，而是同公爵进行斗争了 ^[88] 。例如，在沃伦公国的情形可能便是如此。这里的贵族在十三世纪是举足轻重的。又如在加里西亚公国的情形，也可能是如此。但在加里西亚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那里的情况有利于经济发展。这里几乎没有内战……这种情况对土地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发展可能，特别是有助于富裕、强大并紧密团结的贵族等级的形成。在十二世纪下半期，贵族感到他们已很强大，所以公开企图将公爵控制在自己的影响之下，而且为求达到自己的计划，不惜实行宫廷革命及其他激烈手段 ^[89] 。

十三世纪初，加里西亚大贵族同这些贵族请到加里西亚来的公爵伊戈列维奇等的斗争，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以致公爵造成了反对大贵族的真正阴谋，杀死他们五百人，而大贵族又在匈牙利人的帮助下战胜公爵，绞死罗曼、斯维亚托斯拉夫和罗斯季斯拉夫。编年史家说，这是“为了报复” ^[90] 。由此可见，格鲁舍夫斯基教授所说在加里西亚没有内战，是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予以同意的：那里也有过内战，我们看到，那是尽人皆知的。但那不是公爵们为了争夺某部分领土、相互竞争而引起的战争——尽管这样的战争也曾发生。这是在比较顺利的经济基础上成长的各种政治力量的相互冲突所产生的战争。第一种战争只能造成国家的贫困，甚至使它变得野蛮；第二种战争则促进其社会政治的发展。罗斯虽然在基辅时期由于对其发展不利的地理条件已经落后于西欧，但就其内部关系的性质而言，毕竟比莫斯科时代更接近于西欧。而加里西亚是更易于接受西方影响的。在十四世纪，加里西亚的公爵使用了西式图章，他们的公文是用拉丁文写的 ^[91]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的一位加里西亚-沃伦公爵尤里，求助于有德国勋章的骑士团长，称呼他的贵族为亲爱的忠诚贵族 ^[92] 。社会关系的类同，使他们易于学习西方所特有的政治概念和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