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I

然而这新的环境是怎样形成的呢？从经济方面说，我国学者常说这是由于商业的衰退，而商业以前仿佛是俄国经济生活的主要动力。克柳切夫斯基说：“在距离滨海市场太远的上伏尔加罗斯，对外贸易不能成为国民经济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这里在十五—十六世纪只有为数比较不多的城市的缘故，而且就是在这些城市里，极大部分居民也都是从事粮食耕作的。” ^[116] 对于天才历史学者的这一论断，仍要求批判的分析。他在另一地方，对德聂伯罗斯为一方面和上伏尔加罗斯为另一方面的公国经济的差别，作了如下判断：“在那里，公国国库的主要资金是公爵的政府收入、贡赋、司法及其他收入。在十二世纪及十三世纪的史籍里，我们看到关于公爵宫廷领地的记载。……但在当时公爵迁动频繁的情况下，这些宫廷的不动产为数不大，不能成为公国经济的主要基础。公爵用以维持其宫廷及侍从的花费的，主要是他作为国家统治者和守卫者的所得，而不是作为私人所有者——主人的收入。当时的宫廷还不像后来在上伏尔加北部的封邑公国那样，成为强大的行政中心，在这些封邑公国里，宫廷经济管理机关与中央行政机关打成一片，即宫廷经济管理机关吞并了中央行政机关。” ^[117]

这里有下述情况值得注意。如果公爵用以维持其宫廷及侍从开支的，不是宫廷的不动产收入，而是他作为国家统治者及守卫者的收入；如果他以统治者的身份从居民那里拿到的，如我们所知主要是狩猎和森林手工业的产品，则由此可见，由于国家管理和抵御外侮这种重大社会政治职能所引起的支出，其主要部分也是靠狩猎及森林手工业的产品来弥补的。但自俄国政治生活重心转移到上伏尔加以后，执行这种职能的支出，却是靠农业来弥补的。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呢？总之，这无疑是前进了一步。农业劳动的生产力是比狩猎劳动大得多的。以产品供应一定社会职能的国民劳动部门愈有成效，则在其他相等的条件下，自然是对人民愈加有利。然而必须指出，在向东北移民的情况下，远非一切其他条件仍旧相等。

从土壤说起。东北的土壤远不及西南肥沃。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说得很好，南俄人迁到东北，必须几代人“砍烧森林，犁地施肥，才能在上伏尔加的沙质黏土上创造出适合持久定居的农业的土壤” ^[118] 。因此，新的地理条件，使现时成为公国经济主要基础的农业劳动比以前的生产效能少。而这种较少生产效能的农业劳动，必须供应以前由附属的次要的国民劳动部门支应的社会职能的支出。换言之，农民必须付出比以前更多的剩余劳动来供应国家的支出 ^[119] 。或者再换句话说：新的地理条件迫使国家向农民提出比过去在南罗斯更繁重的要求。为求保证实现这种要求，国家必须扩大其对农村居民的直接权力的范围。伏尔加河流域的居民的历史，便是国家对其逐渐奴役的过程。

诚然，这一过程最初是几乎看不出来的 ^[120] 。在图兹、达尔罗斯，农民的地位一般说来，最初比基辅罗斯好些。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说：“根据十五世纪的法律，可以看出，这里的农民债务人不但不因为离开私有者的土地时未偿清债务而变为奴隶，而且在离开以后，还可延期偿债，不付利息。对人工的需要以及在普遍骚动的情形下不可能用强迫的方法控制农民，无疑地促成了农民法律地位的这一有利改变。” ^[121] 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已经看到，在鞑靼人入侵以前很久就已暴露的东北和西南罗斯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经济原因引起的。南俄的贵族及在他们影响下的所有社会阶层，对于收容逃离他们的人工的地区的代表，是敌视的；同时这些逃亡的人工对于他们旧时住居过的地方，也绝无愉快的回忆。他们为什么要逃往东北呢？因为农民要“逃避恶人”，寻求安全。也许，主要还有另一原因。农民想在“新的地方”摆脱他们在故乡愈陷愈深的那种对上层阶级的奴隶依附。前已说及，他们最初确乎找到了这种独立性。

顺便补充说：最初在西南罗斯的肥沃土壤上产生的阶级对立在东北所造成的经济情况，其第一个政治后果必然是公爵权力的加强。为了逃避贵族剥削而来到伏尔加河上游的农民，当然是不愿站到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贵族一边来一同反对东北部的“专制统治者”的。相反，农民由于希望这些“专制统治者”支持其同大地主的斗争，遂不得不支持他们。“专制统治者”也很善于利用农民的这种希望，经常准备在首先有实际需要时恬不知耻地欺骗他们。

这种实际需要来得很快。农业劳动现在已成为“公国经济”的主要基础了。然而像当时罗斯的所有经济一样，这种经济也是自然经济。公爵们有的自行经营自己的土地，有的却将土地分给他们的军职人员。但将土地发给官员，意味着给他们以一定的、比较广泛的权利去支配居留在这种土地上的农民的劳动：因为官员不是自己耕种土地，而从这种土地所得收入，则保障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主子”服务 ^[122] 。对于居留在赏赐给官员的土地上的农民劳动的支配权的大小，对于有关双方都有巨大实际意义。官员企图把这个权力尽可能扩大，而农民则相反，力图把它尽可能缩小到最低限度。每一方面都向公爵提出诉愿。就公爵言，最有利的是把争论的问题这样解决：即为了保证自己对官员的完全政治控制，让后者对农民实行尽可能广泛的经济剥削。问题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由东北罗斯的内部历史逐步解决的。农民对地主的农奴依附地位，便是这一由历史作出解决的法律表现。

但是不要说得太远了。最初，尚远远不曾实行农奴依附。最初，苏兹达尔的地主和官员都只能梦想——如果他们有远见的话——那一幸福的时代的到来，那时农民在伏尔加河上游也如像在德聂伯河一样，走投无路。这一幸福的时代等不多久就到来了。在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带，从西南罗斯迁出的移民首先汇集于此，这里的居民愈来愈加稠密了，因为他们很难向东和向北移动了。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进步的这一现象，也一样有力地巩固了地主和政府对农民的地位。“只要居民被迫密集在这一边区仍在继续，则劳动人民就不得不愈加埋头苦干，使地方政府和地主便于进行安置工作。” ^[123] 但自十五世纪中叶，地主即已力争对农民的迁移，实行法律调节。甚至有口皆碑的著名的“尤里耶夫日” ^[124] 便是对地主这一要求的答复。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指出，格尔贝尔斯坦关于农民六日劳役制的报道是夸大的，“但关于农民处境艰难的夸大本身，便证明俄国北部地主的过于自信，证明在十六世纪初由于特权，地主对农民的世袭权力业已达到多么巨大的范围。这一点也已为当时的俄国证件所证实。” ^[125]

然而“尤里耶夫日”只是限制了农民的迁移权，却未取消其迁移权。而且只要阻碍农民迁离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之间地带的条件继续存在，就没有取消这一权利的极端必要。这些阻碍，在十六世纪中叶完全消失了。这时，居民从两河之间的中部大批沿伏尔加河涌向东南，沿顿河涌向南方。不仅农村，而且整个城市也空旷无人。按照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的有力说法，莫斯科罗斯的农村经济变化过程，“可以说是一种几何级数的荒芜过程”。必须停止荒芜过程。所以在十六世纪中叶便有一些公文，规定市郊的乡区人口“可以无限期并免税回到地主的空地，市镇和村落，空旷农村，荒地和旧村落，寺院附近的农民原来住在哪里，就回到哪里去”。在1552年，即在发现据推测曾取消农民迁移自由的命令以前四十年，瓦格章程便作了这样的规定。在1564—1568年历次颁赐的斯特罗加诺夫特权文书里，禁止收容“劳动人口”，并规定应根据地方当局的要求，将这种人遣返原籍 ^[126] 。国家命令修道院附近的农民“回到旧居处的关厢与乡区”，是保卫国家本身的利益，但不要以为它忘记了地主的利益。我们从恩格尔曼的著作中获悉，“在普遍禁止农民迁移以前150年，著名的托洛伊茨科-谢尔基耶夫修道院，便获得了不放弃属于农民的特权。” ^[127] 再谈农民被奴役的历史是无用了。为了避免误解，只要重说一遍：这个历史很长，是在彼得堡时期结束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将农奴制推行到小俄罗斯，而保罗一世则将它推行到新俄罗斯，“以便在这些地方一劳永逸地建立秩序，永远确立每一领主的所有权。”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