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斯大林死后，苏联学术界在恢复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的口号下开始了对普列汉诺夫进行重新评价。但是从根本上对《俄国社会思想史》这部巨著进行重新评价，却是七十年代的事。这里我们只抄录两段苏联著名普列汉诺夫专家的话。
一段见于恰金为《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第3卷所写的编者序言。他说：普列汉诺夫这部未完成的三卷本著作“是俄国社会思想史方面第一部综合性的巨著。对于自己的时代说来它是一部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系统地彻底研究俄国漫长历史上社会思想发展基本线索的著作。……基本上是从唯物史观立场写出的这部著作，特别是它的已经发表的部分，是同关于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唯心主义观点和折中主义观点背道而驰的。这绝对是普列汉诺夫的功绩。……普列汉诺夫把俄国社会思想史同西方社会思想发展过程联系起来，这是他的研究的擅长方面……普列汉诺夫拟订的俄国社会思想史计划，整个说来具有重大的价值。在编写和实现俄国社会思想史的现代科学研究计划时，无论如何不能对它置之不顾”。
另一段是约夫楚克和库尔巴托娃的评论：“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中，他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这样一个论断：似乎俄国社会思想是从西欧各种流派简单地承袭来的，没有多少自己重要的和独立的传统；他坚决驳斥了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思想家的下列捏造：似乎十九世纪的俄国革命思想是‘没有根基的'，具有‘学理主义'的缺陷。……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驳斥了斯拉夫派、民粹派和其他反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社会思想的历史学家的孤立主义倾向，这些历史学家把俄国社会思想看作是如此独特的，以致看不到它同世界文化的任何联系……他是第一个从马克思主义立场企图描绘从基辅罗斯时期到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社会思想的宏伟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图景的革命理论家。……他鲜明地揭示了俄国社会思想的进步派别和反动派别之间斗争的历史道路。他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进步派别同俄国和欧洲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及其对我国各族人民的文学、艺术和精神生活的有益影响。……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提出了本国的和世界的社会思想史中许多重要的和复杂的问题。”
显然，《俄国社会思想史》也存在着种种不足和错误。普列汉诺夫辩证法观点的根本缺陷以及他晚年的政治立场必然要给这部书留下自己的烙印，这是毋庸讳言的。这本巨著从发表到今天，已经过去六十多个春秋，无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或史学方法论方面，还是史料的收集、开掘和整理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分析和批判本书的各种缺点和错误无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从苏联近几十年的文献看，问题不在于谁反对这样做，而在于有水平的科学的批判太少，无中生有的夸大的指责太多，而且正如恰金所指出的，人们一谈到他的某些矛盾或错误的论断时总是不容分说地仅仅归咎于他的错误的政治立场，至于认识上的原因，包括占有材料的不足，分析问题的失算，由于没有前例可资借鉴而产生的经验缺乏，以及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等等，则几乎一概忘记了 [7] 。
然而，不管这部著作存在着多少不足和错误，有一点却是可以断言的，这就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写出一部整个说来能与本书并驾齐驱的专著，更不用说超过它了。也就是说，无论就立论之高、视野之远、内容之广、时距之长，还是就分析之细或文采之美而言，在同一领域内至今都可说是一部开一代新风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性著作。
本书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就已有了中文译本。不过，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孙静工先生翻译的《俄国社会思想史》，只刊印了上、中册，即该书的第一、二两卷，而且又是节译本。由于我们国家当时正处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这个译本印数很少，在文化界中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长期以来知道有这个中译本的人为数不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学术事业同样走上了空前繁荣的道路。因此，《俄国社会思想史》由原译者孙静工重新翻译并经郭从周同志校订后出版，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文化引进。那么，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说来，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什么呢？我想，是否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普列汉诺夫曾经讲过，要自觉地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就必须把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运用于他们“很少研究过或根本没有研究过的历史发展的那些方面——例如研究思想史” [8] 。他之同意接受写作《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建议，用意就在这里，由此而写出的作品的价值也在这里。所以弄清他是怎样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分析和叙述一个东方国家的社会思想史的，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哲学史，对于我们着手研究各类思想史，特别是社会思想史，无论在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或者叙述方式方面，应该说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这里特别要指出一点，就是：他对各派社会思想及其历史的考察，总是紧密结合着当时的社会心理进行的，总是紧密结合着俄国哲学、文学、艺术史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史进行的，总是紧密结合着西欧先进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进行的，总是把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或宗教思想糅合起来，从而创造出关于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精神生活发展过程的一幅哲学上经过细致思考的、鲜明完整的图画。
第二，如果说通过他怎样论述俄国社会思想史可以看出应该如何运用唯物史观一般原理，那么反过来，从这种论述本身也可以进一步揭示他的社会结构学说和社会发展动力学说，特别是他的社会心理学说的丰富内容。
1890年9月21—22日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明白告诉我们，他和马克思并不是始终都有机会全面系统地阐述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难免对其中的某些原理（例如参与交互作用的诸因素对经济的反作用）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见，要全面掌握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不研究他们的历史著作是绝对片面的。例如《法兰西阶级斗争》、《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德国农民战争》等著作对于当时法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进行的复杂、激烈的斗争所作的具体而深刻的分析，难道没有大大丰富他们的社会结构学说，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么？理论工作者很少有人试图遵循恩格斯的上述指示，从这些著作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论述中概括出一般原理，不能不认为是令人遗憾的。同样，对于普列汉诺夫著作的研究者在分析《俄国社会思想史》上应取的态度，也可以作如是观。
第三，研究俄国近代社会思想史（包括政治思想史），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苏联现行的社会政治观点。众所周知，西方、日本和苏联都一直非常重视对我国明清史的研究，包括明清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其目的十分明显。我们也应当大力开展俄国近代思想史的广泛研究。在这一研究中，普列汉诺夫这本书无疑占有突出的地位。
最后，如前所说，《俄国社会思想史》是普列汉诺夫一生经营最久、部头最大的传世名作。不研究这部著作，很难说对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晚年的社会政治思想有全面的认识。
王 荫 庭
1986年12月于武汉大学
[1]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03、226、292页。
[2]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82页。
[3]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84页。
[4] 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08页。
[5] 《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1974年，俄文版，第3卷，第285页。
[6] 米丁：《唯物辩证法的首要问题》，1936年，俄文版，第55页。
[7] 参看他的著作《普列汉诺夫及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1963年，俄文版，第247页。
[8]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