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方法的冲突
不要问“是否”，要问“如何”
现在，我们必须要回归到最初的问题：人们到底为什么需要学哲学呢？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哲学可以解释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哲学为我们勾勒出不同思维方式间的关系图。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我们使用过的思维方式多种多样。这些思维方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我们尝试解决的难题是什么，思维方式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让我们困惑不已。我们要理解的是，没有必要用一条道路取代另一条道路，也不用淘汰另一条道路。在整个过程中，两条道路都能让这幅关系图涵盖的范围更广，内容更详实。
然而，如今正统派科学家忽视了概念背景的重要性。以往的科学思想纷繁又混乱，注意到这一点的人们，一定会对现在的情况大吃一惊。比如，肖恩·卡洛尔在《新科学家》杂志中呼吁大家对概念背景给予一定关注，但从同事那里却得到了下面这样的回应。他写道：
如果我们想弄清楚，比如时空是怎样出现的，我们就要寻求思考的正确方法来思考量子力学。外界看来，就像“现实的本质是什么”，这种可以争辩很多年的模糊的哲学问题，突然间与量子力学的相关性显著增强。对回答宇宙学和粒子物理学这种艰深的问题，哲学会成为有力的工具……
【记者】在研究宇宙学的时候，你阐述了自己的哲学立场，你的同事对此作出何种回应？
【卡洛尔】很多人只是翻了翻白眼。像是说：“真的？我还以为我们早已经摆脱了哲学呢！我已经被排挤出主流，但是我没关系的。”
这些受尊敬的主流观念的支持者没有理解的是，以往的前沿科学——特别是宇宙学，能达到现在的高度主要靠的并非一连串激动人心的事实性发现，而是痛苦与严谨并存的哲学思维。一直到爱因斯坦和尼尔斯·玻尔的时代，哲学思维还是相当开放、清楚明白且受欢迎的。但是近年来，哲学思维却悄无声息地退出了科学人才的教育范畴。卡洛尔建议读者去“寻求思考的正确方法”，他呼吁回归实实在在的哲学教育。然而，科学家明显是将“哲学”一词或多或少地等同于“模糊”。由此看来，科学家并不知道科学接下来要走向哪个方向。
正如现在的有些说法告诉我们的那样，并不是几项激动人心的戏剧化实验促成了以往的科学进步。虽然实验很重要，但是，基础的进步还是首先来自于如何看待整个体系这种平稳的、细致的思维过程。思维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要问什么问题，做哪个实验，对实验有几分把握。关键词就是“如何”。
如果你想用当代术语来解释清楚上述观点，迈克尔·布鲁克斯[10]会告诉你，你只需要自问，你能想象一个粒子会对数百千米之外的粒子产生影响吗？事实上，布鲁克斯认为，不需要什么想象力。在量子世界中，这种牵连——在爱因斯坦的嘲讽之词中被称为“远方的异常行为”，是稳定不变的。所以说，那不是异常。异常涉及的是我们对时空中异常现象的理解。要理解这一点，研究者就必须首先用实验的方法检查引起这种异常现象的原因，其实，这就是一个量子事件。这种实验困难重重，基于此，他又补充道：
去年，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物理学家才设计了一款测试版本，最终它排除了标准信息转换，粒子随机涨落或探测器故障是产生异常现象的根源。“基于此，我们就能证实，产生异常现象的根源无关具体设备的特征，而是自然的基本特征”（语出自参加这项实验的新加坡国立大学量子科技中心的让·丹尼尔·班卡尔）。结果一目了然。我们对时空的理解、其原因与影响的理解都由我们对世界运转机制的直觉支配，但是，这种理解在量子世界并不适用。有些东西，我们还没能理解。
当我们需要转变重心，从这个问题转向另一个问题时，这只是众多情况中的一例而已。我们经常在不知不觉中作出转变。有时，我们会发现，转变是必要的。
量子世界中的异常现象
简而言之，在量子世界，我们必须用不同的方式来考察时间与空间，不是因为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普遍观点是错的，而是因为时间和空间受条件限制：它们只有在相对正常的条件下才会正常运转。此外，虽然实验可以帮助我们证实这一点，事实也确实如此。然而，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实验，倒不如说我们要的是需要做实验的这种思维。
当我们需要转变思维重心，从这个问题转向另一个问题时，这只是众多情况中的一例而已。我们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做出转变。有时，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转变，但是根本无法确定要在哪里做出转变。因为，也许这比我们预想的涉及范围更广；因为我们面对困难的程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不只是偶然发生的，可以用某种方法解决的意外情况；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明明白白地要求我们必须严肃对待。我们要保持警惕之心。人类的主题——生活，比我们设想的更加宏大，内容更加丰富。
从生命的旋律中寻求帮助
就在最近，有一件很幸运的事，那就是丹尼斯·诺贝尔所著的《与生命的旋律共舞：生物相对论》出版了。他承认我们的生活无比宏大，通过这本书描述的背景，我们能对此进一步了解。该书的主题是我们要时刻注意问题与宏观背景的相关性，因为问题就是从宏观背景中产生的。这并不是说有限的、独立的调查（比如最近进化研究全部集中于基因）是浪费时间。正如诺贝尔所言：
显然，本书不是嘲笑还原论[11]所取得巨大成就。相反，还原论明确了最小的分子构成，以及分子间的相互作用。但是，承认这一分子生物学上的巨大成就，把它当作阐释生物复杂性的方法实不可取，因为两者大相径庭。正是因为还原论分析的不是生物有机体所呈现的复杂性，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还原论来解释生物复杂性。
当然，不仅是科学，日常生活同样需要这种释意思维。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例子，比如，我们一直以来对自由意志怀有疑问。我们经常会问：人们能为过去提供帮助吗？这种问题很棘手是：因为人们还没有开始思索如何将生活的两方面联系起来。一方面是我们无法预料今后会有怎样的经历；另一方面，时钟、日历和其他器械上的计算体系是固定的，不可逆转的。人们还没领悟到，其实这两个方面并非全对或全错。两者只是想象和表现同一过程的两个技巧、两种方法、两条道路。它们就像两种不同的语言，从两方面来描述这个错综复杂的整体。这有利于达成各种不同的目的。这非常像先看到闪电，而后听见隆隆雷声这样的关系。闪电与雷鸣不是绝对独立的事物；它们是一次电力释放的两种表现形式。闪电与雷鸣不是幻象；只说闪电或只说雷鸣都是片面的。
同样，当我们为不同的目的，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来思考同一行为，我们会将这一行为融入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格局。比如，如果爱因斯坦只是解决了一项难题，要理解他的解决方法，最有效的通常是从爱因斯坦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就是爱因斯坦，从自己以往的方法以及前人对这个问题提出的方法中选出有可能正确的方法。这种方法将问题置于一个存在其他备选解决方法的背景之中，所以，这种方法自然而然地假定爱因斯坦是在众多方法之中做出的自由选择。确实，不管理论家在其他地方表明自己对自由意志的观点是什么，理论家在思考某个课题其他可能的观点时，必须一直做这种假设。
另一种观点认为爱因斯坦的论证只是脑细胞所做的必然的工作。不过这个观点可能不是特别适用，除非有特殊情况，比如爱因斯坦的论证本身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医生或许会对论证的错误感兴趣。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思考”，这种问题就不再是心理学问题，而是严格意义上的医学问题，那就是：“他的脑子到底怎么了？”至于原因，自然会从宿命论原则中寻找。两种方法都有理可据，但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大脑半球
这里讨论的问题确实会涉及大脑构造。不相容的事实似乎会发生冲突，大脑确实与这些情况有关系，我们要引起注意。也就是说，左、右半脑相互依存但依存状态并不完备。
值得注意的是，左、右半脑极其相似，它们都是人类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可以为彼此纠错。科学家过去常认为左脑承担着大部分工作，因为左脑损伤会带来明显的能力损伤，比如说话能力。但是，渐渐地，人们发现尽管这种损伤显而易见，但受影响的总是相对精细的环节。相比之下，右脑损伤会破坏人类思维的整体平衡。右脑似乎承担着总结整体情况的任务，同时也观察着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与此同时，左脑关注着细微之处，指导行动。右脑能让一只鸫[12]从远处发现蜗牛，并密切留意着周遭是否有掠食者来打搅自己的美餐，而左脑的任务是指示眼和喙执行最终的捕食行动。
芸芸众生，包括人类，左、右脑大部分时间内都在有条不紊地相互配合。但是，左、右脑的交流却不完备。尤其是，左脑经常忽略远处的事物，这却是右脑先注意到的。也就是说，左脑注意不到新因素，察觉不到附近的危险。这是人类的弱点——上瘾。上瘾会导致对特定细节过度迷恋，甚至会忘记问题的要点。这一说法还在进一步论证中。
最近人们才对左、右脑职能有了进一步了解。当然，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左、右脑失衡产生的影响。左、右半脑思考能力失衡就导致了很多我们熟知的心智缺陷——于左脑而言，有狭隘、上瘾、偏见、迂腐、不通融；于右脑而言，有模棱两可、随意的乐观或悲观。
然而，事实是，左脑会自动忽略自己的缺陷，而右脑能理解自己的缺陷，并明显地让这些问题倒向一边。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学术潮流崇尚专业化，无论是多么平淡无奇、可有可无的想法都要记录下来。在正式论证中，左脑居于首要地位，但是，这种学术潮流给左脑安排的地位名不副实，也不合适。
除了上述的一般倾向，我们都有自己特有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对于有些矛盾，对左脑偏好或对右脑偏好都让人们的行为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自由意志的争论就是其中一例。不可撼动的宿命论毫无疑问是典型的左脑立场，宿命论会带来即刻的满足感，同时也带来与生活主要方面明显不相容的隐蔽的问题。这些问题长期存在。我们治疗心理疾病的时候，也会有相似的烦恼。我们要将内心、主观印象与外界医疗数据相结合，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困难。根据内心状况或医疗数据其中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总结出某些看上去像最终的、无懈可击的观点。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观点只能解释我们的一部分。半真半假的观点不会被彻底推翻；双方难分伯仲。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
如果想跨过这道坎，我们就要知道，在很多情况下，退一步就会发现，那些看上去不可调和的替代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合为一体。事实上，这里所说的矛盾常常在两个自我间徘徊，即两类情绪和两种不完整的世界观，它们需要相互加强理解。尽管很难，但人们还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做不到相互理解，那么，世界就会变得比现在更加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