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什么是进步

测量及其标准

最近，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18]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为什么在哲学中没有更大进步？》。读了这篇文章，我们会明白这幅复杂的地图对人们的理解产生的作用。大卫·查尔默斯完全否认地图的复杂性。他写道，为了衡量哲学的进展，他有必要解释清楚衡量的方法以及衡量的标准，“他使用的方法是真理趋同……衡量的标准相当于硬科学[19]”。事实上，他将哲学归结为一个功能、一幅地图，从事先选好的单一视角来看待哲学。

为什么将硬科学（hard science）作为衡量哲学进步的标准，而不是用来解决与其自身相近的，诸如历史学、医学或文学评论的问题呢？查尔默斯对此没有做出解释。“硬”（hardness）此处是隐喻，意味着力量（virility）与普遍意义上的伟大（grandeur），不过，单从字面意思看，这显然不是合理充分的解释。但是，他没有将哲学与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作比对。他写道：“对于当下的目标而言，哲学是如何与硬科学挂钩的，我没有必要对此表明观点。”他没有解释当下的目标是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如此重视趋同，其实这才是更重要的事。

很奇怪的是，从表面来看，科技在进步，科技成就往往不是因为融合，而是因为找到了新方法进而出现分歧，找到新方法和发现分歧的，就是刚提及的那位提出惊人想法的科学思想家新秀。查尔默斯马上指出，哲学同样存在分歧。他引用了2009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在这份调查报告中，专业哲学家对众多有关事物本身的重大概念问题给出各式各样的回答，比如自由意志、先验知识[20]、身心关系、上帝是否存在，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哲学家全都是当代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专门分析盎格鲁中心主义哲学。这也可能是他们在无神论和物理主义[21]领域能取得丰硕成就的部分原因。

但是，查尔默斯又补充道，无论怎么看，哲学领域的分歧显示出哲学正处于一团糟的状态，要取得进展，前路还很漫长。虽然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有分歧，但我们还未对此进行类似的调查。如果调查得越详细越多，我们（查尔默斯说）会得到充足的数据，继而能发现他们在回答重大问题时趋同的情况要多于哲学领域。有评论家指出，科学中也有大量的分歧。以物理学为例，物理完全是以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关系进行划分。针对这种看法，查尔默斯坚持认为，“尽管如此，物理学中也有很多稳定的、适用的、无争议的理论和测量手段，在具体条件和限制下，这些理论和测量手段是准确的。”然而，哲学前沿很大程度上是指哲学这一整体。

显而易见的是，这并没有摧毁哲学的意义，哲学的意义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促使人们觉醒，进而理解问题。雷蒙德·塔利斯（Raymond Tallis）[22]就查尔默斯的文章做出评论，他指出，如果哲学不能解决自身的重大问题，那么“哲学的意义是什么”就会变成“觉醒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塔利斯的回答是：“如果所有事物都是以最终状态而存在，那么从事物本身的角度进行研究，当然是有价值的。”

问题多，答案少

然而，查尔默斯还是很遗憾地讲道，虽然值得赞赏的是客观实体稳定又牢固，但哲学仍然松散、易变，这很危险。他以不太确定的口气说，这应该是因为，哲学的核心任务是处理那些根本没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靠的不是偶然，而是本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会不断地出现新方式，而这些新方式之中存在长期矛盾。我们都知道，比如，理解身心关系的难点与理解自由意志与宿命论的难点。这类问题是抽象的，不同于数一数银河系有多少颗星星这样的难题。这些问题是概念上的难题，各种事实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此外，事实形式不断变化，这就需要我们改变其描述，找到思考这类问题的最佳方式。

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如何思考，这是哲学关心的问题。这个复杂的世界一部分肉眼可见，一部分真实可感，一部分可以通过读报告了解。如何想象、如何设想、如何构思和描述这样的世界，哲学可以用它的方式，让我们从整体上对世界有更加清晰的理解。哲学是一套实用的艺术或技术，用来探索未知森林，而不是只为找到被掩埋在地下那个名为真理的宝藏。正因如此，哲学关心的更多是提出问题，而非如何在特定时间回答问题。

查尔默斯发现他提出的很多问题都体现了这一难点，他宣称“没有实在的物质”，他们“接受另一种选择”，等等。但是查尔默斯没有问那些怪异的哲学家他们的分歧点在哪里，相反，他将他们的观点击得粉碎，走向了似乎是最近的终点。毫无疑问，他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趋同。人们如何思考，如何生活，这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被融合所掩盖。

与自由意志契合

我有一位老友。据我所知，她对马、牛和其他动物，以及我们身边的自然景观研究颇深。前几天，我收到了她的信，这封信很有意思。正是读了这封信，我突然悟到了生活与思考两者关系的重要性。她写道：

你有本书叫《你是幻觉吗？》，书里讲了自由意志，但是我对你所讲的东西有一些困惑。可能因为我没有哲学背景。从生物学和行为学角度来看，绝大多数行为和决策很大程度上受生活经验和内心倾向的影响（至少哺乳动物是这样的），但是做出这些行为的“条件、地点、时间和方式”是生活经验的结果；因此，我认为行为和决策貌似不能归结为我所理解的自由意志？

当然，她没有错。对“自由意志”的讨论确实包含不可预料的抉择，即从选择者的立场做出的选择。但是，当我们从行为学角度严格地讨论自由意志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发现具体的物理因素。行为学家向我们保证，这才是解释动物生活的唯一的、真正的原因。我们只能从自己和周围人的以往的行为中找到这些因素。

但是，除了被故意限制的学术目的，我们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其实，动物行为也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常常思索，到底是什么让人开口说话和采取行动的呢？我们常忽略了这一点，那就是这些都是既定事实。我们需要关注更宏观的背景，关注说话人全部的思想和行为，以及他们参与的讨论。这就是促使人们说话与行动的永恒的背景因素。当然，这主要与动机有关，即意志的状态。

动机在交流中的重要性无须多做解释，因为所有开口讲话的人，或者发声的人都知道它的重要性。动机不是那种需要做出专业解释的哲学概念。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牛和马对人类沟通的反应与动机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动机是所有物种具有的典型特征，就像消化系统和走路一样，是研究该物种生物特征的核心。因此，严格地从生物学角度看，动机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是永恒的。行为学家试图排除动机以及其他主观因素，但这只不过是无用的理论罢了。

那么，动机是如何与趋同挂钩的呢？

毫无疑问，我们想让人类最终达到趋同状态——比如在重大问题上保持看法一致。趋同会给我们带来更为宏观的真理，不同于我们以往讨论过的问题，这才是我们想要的。而且，只用一个理由就能将事件解释清楚，这不符合实际。如果发掘真理是目标，那么我们真正的目标肯定是那种更宏观、更遥远的真理，而不是将几个相近的真理作简单的趋同化处理。

但是，寻找宏观的真理意味着要重新规划我们要解答的问题，这就扰乱了查尔默斯主要关注的事实。这事实就是现在为大家所接受的，哲学家给“重大问题”所作的回答。他给这些重大问题都定了题目，比如：“我们如何了解外部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们有自由意志吗？”等等。但是，为了更明确地衡量哲学进展的现状，他将这些问题打造成非黑即白的模式，颠覆了长期以来在某方向上保持模糊性的解答模式。因而，他得出的是静态的答案。他寻找的应该是智力变化的证据，但他的答案让人看不懂这些证据。

例如，在哲学中添加或者删除上帝说，改变的不是经验上的细节，就好比在世界地图中加上或移去澳大利亚，而更像改变对世界的整体看法。它改变的是整个主题。除非我们是二元论者，那么我们自然会认为这个世界是有生物居住的。而哪些生物居住在这个地球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核心问题。维也纳学派[23]认为，世界全部由物理实体组成，这真是无法想象。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自带文化已经塑造好的强大的背景，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其中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生物、力量、氛围、机遇、习俗、倾向、理念、危机和挑战。艾丽丝·默多克[24]曾犀利地指出：“文化不仅仅是最近上映的电影和近来的时尚潮流。文化囊括所有信仰，对科学与时俱进的理解也是一种文化。把文化分裂为人文与科学两部分，给予两者相当的地位，这完全是误导。我们只有一种文化，趣味和危机并存的科学也是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文化中最重要、最基础的层面是文学研究，因为如何描绘与理解人类所处的状况就是一种教育。我们首先是人，有道德的人，其次才是科学家。科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必须通过几个词加以讨论。”

科学地总结之后，这几个词分别是——进化、基因、孤独症、信息、多元宇宙、学习难度——还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是这些词的基础。这些词和饮食、穿衣一样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巨大影响。这些词有时成为我们的思维习惯，要改变其背后的哲学立场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