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秦时代：中国家风文化的发端

一般来讲，先秦时期是指从远古时代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这一段时间。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大致经过从氏族进入国家（夏、商、周三代），最后进入春秋战国之大分裂时代。中国传统的家风文化便是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萌生发端的。

一、先秦时代的家庭

“家风”既然是家庭伦理风尚，故必先有家庭，而后有家风文化。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讲：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

这里，“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上下长幼之道”“进退揖让之礼”表明中国古人是从伦理的角度对家庭的内在结构进行理解，也就是说家庭成员的构成、物质生产分工并不是一个稳定家庭的最为关键因素；此外，“别”“道”“礼”三字也表现出古人重视礼仪规范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这一点对后世家风文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另外，家庭在产生伊始，便与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了解先秦时代的家风文化，便要先从了解先秦时代的社会制度开始。在夏商周时代，中国古人已经不再依靠“天命”治理国家，而是根据“人事”与“德性”来制定一系列的社会制度。这些社会制度最为重要的是分封制、嫡长制与宗法制。周王朝建立以后，周武王大规模实行分封制，将周王朝大部分土地连同居住在上面的居民划分为大小不同的诸侯邦国，分封给周天子的子弟、同姓亲属以及异姓功臣。诸侯在其封国内部也有分封权，他们同样将其封国内的土地及居住在其上的人口划分为若干部分，分封给卿、大夫；而卿、大夫也可以分封士，士是当时最低级的贵族。此外，受分封的诸侯虽然要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定期朝贡、供奉力役等等，但是他们对封地的统治权却是世袭罔替的。而统治权的世代承继是通过嫡长制，即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来进行的，建立这种嫡长制的目的在于通过一种礼仪规范确定名分，避免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纷争。而将天子与诸侯的这种嫡长子继承制度推广到卿、大夫、士，这就是宗法制，其中，继承君位的嫡长子世代相传，则构成所谓的“君统”，而为继承君位的诸子则另立“宗统”，当然在“宗统”中也要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故嫡长子也称宗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家与国的结构基本上是一种同构的关系，这种同构关系是一种经济（例如“分封”是连同居住于其上的家庭进行分封的，这是一种财产依附关系）和政治（国家或封地的统治权是与家族内部的权力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上的同构；而它也通过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尚书》中关于“君德”的一些描述，实际上就是家风文化的一种承载形式。

与这种社会形态相联系，当时的家庭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贵族家庭，一种是依附性家庭，一种是自由民家庭。贵族家庭的原型是最初的氏族或部落首领与其妻妾、儿女们所组成的家庭，如黄帝的家庭——“有十四人得姓，其中二人同一姓，共得十二姓。”所谓得姓，大概是子孙繁衍，建立起新的氏族来。而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家庭除了周天子与各封地诸侯国所组建的家庭外，主要是指卿、大夫的采邑。如果检阅《尚书》《论语》《墨子》《孟子》等古典文献，我们会发现其中很多地方讲到“王家”“邦家”“国家”“大夫之家”等概念。其中，“王家”当指君王之家；而“邦家”“国家”为诸侯之家，赵岐在注解《孟子·离娄上》“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时讲“国为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之家也”，而郑玄在注解《周礼·方士》时也讲“卿大夫称家”“家——大夫之采地”。这种形式的家庭正是家国同构关系的直接体现。所谓的依附性家庭，则是依附于卿大夫宗族性大家庭上面的小家庭，而自由民家庭是指能够自主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等职业的家庭——这种自由民家庭在家庭改革以后大量涌现，其理想的模式是《孟子·梁惠王上》所说的“八口之家”，大体上是三代人一起生活。

二、先秦时代的家风文化

中国的家风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著名的“畴人之学”，即家庭世代相传的学问。钱穆先生曾在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族门风时指出：“一个大门第，绝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穆，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钱穆先生此言虽然是从魏晋南北朝之门阀士族来讲，不过对先秦时代依然适用。先秦家庭的维系 [尤其是贵族家庭（宗族）]，并不完全依靠一种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力量，而隐藏在经济和政治力量传承背后的家庭风尚才是其灵魂。钱穆先生所讲的魏晋南北朝世族门风中的大端之“孝弟妇德”虽然是从两汉传承而来，可是这种以“德性”作为家风或门风的传统却是从先秦时代发端的。

（一）王室之家风

传统家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向子孙进行“齐家”的教育。齐家，也就是和睦家庭，端正门风，垂范后代，即后来颜之推所讲的“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不过，对于统治者来说，齐家既是修身的目标，同时又是治国的基础。在这种意义上，王室的家教与家风常常与治道联系在一起，因此，家风也即是政风。

1．修身以德

对德性的重视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家风文化的重要特点，这一点最开始从统治阶级的家庭（即贵族家庭）的重视开始，然后向平民阶层进行推扩，孔子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就是对这一情形的描述。这一点从黄帝时代已经有所萌发，《史记·五帝本纪》中讲：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洗。少皡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顾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祷杌。……天下恶之，比之三凶。

“不才”是指没有德性，《史记》中所记述的虽然是一些反面的典型，可是我们已经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窥见“三皇”时代的家庭教育其实非常重视德性的培养，只是没有成功，出现了失败的例子而已。关于君德的描述，限于文献材料，我们的分析集中在周王室对后代子孙的教育上。文王在告诫自己的子孙行德时曾经讲到：

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在文王看来，经常性酗酒并不只是一种对身体有伤害的行为，更是一种失德的做法。这里把酗酒与失德联系在一起讲，一方面是为了让子孙后代吸取殷商灭亡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也是看到酒醉之人容易使自己处于一种丧失理智的状态，而使情感蜕变成一种盲目的激情。更为糟糕的是，君王酗酒容易为臣民所模仿，致使臣民丧失理智而犯上作乱，最终演变成整个国家的动乱，所以周公指出“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

除了戒酒之外，文王还要求太子姬发：“吾语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广惠，忠信爱人，君子之行。不为骄侈，不为靡泰，不淫于美，括柱茅茨，为爱费。”一方面，文王将厚德的具体要求落实到生活上的节俭和不浪费，这一点与他们重视民生、关心民生疾苦的政治关怀当然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生活上的俭朴只是起点，厚德广惠的关键是要忠信爱人，而这一点则需要保持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对此，周公曾对伯禽有过训导：

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慎欤！

周公认为贵族容易产生的骄矜情形有六种，他希望伯禽能用“六种谦德”来防止骄矜。这里所讲“谦德”的起点实际上是“守之以俭”，生活上的节俭作为一个起点，进而扩展到处世治国的态度上。另外，周公所告诫的那些治国经验是从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他以桀纣为例，告诫伯禽“不谦”必会“失天下而亡其身”。

2．勤政保民

除了培养好自己的私德之外，作为一个君王还必须要有自己的责任担当，这种责任担当就是要关心民生疾苦，以民为重，以民为本。文王曾对太子姬发说：“山以遂其材，工匠以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贾以通其货；工不失其务，农不失其时，是谓和德。”这就是所谓的“保民”，是上文所讲的“厚德广惠”在政治上的必然延伸。所以，君王的德性并不只是一种私德，还必须能够促使治下生民安居乐业，各行其是，保证整个社会良好运转。古人相信，只要安居乐业，治下臣民的道德水准也会随之自然而然提高。这是君王的公德，是后来儒家所推崇的教化之道。除了使不同阶层的人民安居乐业之外，还必须引导人民与大自然保持良好和谐的关系，在从事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不要竭泽而渔，而要学会感恩自然：

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畋渔以时，童，不夭胎，马不驰骛，土不失宜。……故凡土地之间者，圣人裁之，并为民利。是鱼鳖归其泉，鸟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

“保民”的另一方面则是要勤政勿逸，周公曾经劝诫成王：“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周公通过平民之日常耕种的情形来劝诫成王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祖宗家业，应该多去关心平民百姓的疾苦，不要贪图于享乐，所以，他又提出勤政的四个具体要求：“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也就是不要沉迷于观赏，不要纵情于逸乐，不要无节制地游玩，不要不分季节时令地田猎，不可贪求安逸和淫乐，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支持和上天的庇佑。不仅如此，周公对康叔也有所劝诫：“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这里，周公将治国之道比喻成耕种、制作木器这样的生产活动，他所要表示的是治国如同做事情一样，应该勤于政事，制订周全的计划，按计划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地进行，才能获取最后的成功。无论是文王还是周公，他们所要营造的一种治道是敦促子孙后代能够时刻以百姓的利益为依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举的例子都是一些与当时普通民众密切相关的生产活动（例如耕种、制作木器、商品买卖）。

从上面的简要分析，我们知道周王室的家风或者政风实际上是以“保民”为其首要，而这里面具体的落实则是体现在对“德性”的重视上。君王的私德是要在生活上保持一种节俭的生活态度，因为物质上的过度享受容易使本性迷乱，丧失德性，正如老子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另外，君王对自己的要求不能局限在私我的领域，而是应该向外推扩去保全治下之民，这是君王的公德。所以，君王的德性毋宁说是公德与私德的统一。

（二）诸子之家风

在学术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历来被称为“百家争鸣”的繁荣时期。各派思想家已经从世卿世禄制时所受的传统教育中解脱出来，思想渐趋自由活泼，各种不同的意见纷纷出现，推动了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因此，讨论先秦时代的家风，不能不关注诸子之家风。

1．儒门之家风

孔子乃是儒家之创立者，故讲儒门之家风必从孔子开始。对于孔子的家教，《论语》中大概有两则文献，其一见于《论语·季氏》篇：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这是所谓的“过庭之训”，另一则见于《论语·阳货》篇：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这两则资料告诉我们，孔子非常重视对自己儿子的教育，而教育的重点则是对诗与礼的学习，这是君子处世立言与行事的关键。所以，孔子讲“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说苑·建本》也说：“孔子曰：‘鲤，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则无根，无根则失理，失理则不忠，不忠则失礼，失礼则不立。’”当然，学习并不能只停留在学习诗和礼的外在形式上面，还应该透过这些外在的形式，学习其背后的实质，这个实质就是仁孝之德。在关于家庭伦理的叙述中，孔子认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是做人做事的起点。也就是说，孔子所讲的仁的根基是立足于孝亲的，即是对父母、兄弟的家庭的爱是仁的基础，由此而渐次扩展到爱众（即是对于宗族的爱）。孔子推崇孝道，行孝依从礼数；孔子重视礼教，但礼教的根本出发点却是仁。孔子的后人们深受其仁孝思想的影响，并始终以此作为自己立世行事的出发点和根据。

孔子的孙子孔伋曾经对孟子车很是礼敬，甚至有些违背礼数，其弟子子上对此产生疑虑，而孔伋答道：“今孟子车孺子也，言称尧舜，性乐仁义，世所希有也。事之犹可，况加敬乎？非尔所及也。”孔伋做事并不完全受礼教束缚，他做事的根本出发点是仁，他并不因孟子车的身份而采用与其身份对等的礼数对待他，而因其“言称尧舜，性乐仁义”，对其礼敬有加。孔伋对于“仁”也甚是推崇，因而看到仁义之士也特殊对待，他是依仁行礼，而非以礼定仁。孔子的六世孙——孔穿，是孔家在战国时期名气比较大的一位，他博学，清虚沉静，被楚、魏、赵三国交聘，但因其有遁世之志，均不就。他曾劝阻齐王行车裂之刑，称之为“无道之刑”，这与孔子宣扬的“仁政”和“苛政猛于虎”的思想不谋而合。孔子八代孙——孔谦，尝为魏相，因不愿“尸利素餐”而辞官归乡，其在位时曾一再陈表治国大计，其“改嬖宠之官，以事贤才。夺无任之禄，以赐有功”的政治主张，是一种“仁政”的体现，在这种愿望无法实现之后，其只好选择独善其身。

孔穿与孔谦两位都首先抱有以“仁”治国的思想，但当理想受挫之后，选择以“仁”治家治身，这种思想也对孔氏子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孔子的九世孙——孔鲋“生于战国之世，长于兵戎之间，然独乐先王之道，讲习不倦”，他亲眼目睹秦的残暴统治，因而当陈胜“遗使者赍千金，加束帛，以车三乘聘焉尔”“子鱼遂往”，帮助“陈王兴义兵讨不义”“以霸王之业劝之”。孔鲋以秦为不义，因而帮助陈胜，希望实现“仁政”，完成“世治则助之行道”的政治愿望。孔鲋的弟弟孔腾为“孝惠博士，长沙太傅”，孔鲋的另一个弟弟孔祔的儿子跟随汉高祖刘邦，立有军功，“小子之后彦以将事高祖有功封蓼侯，其子臧嗣焉”，孔家这几代人都生逢乱世，但依然保有一颗仁爱之心，做人做事都以“仁”为根本标准。

除了孔子以外，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儒者关于家教的论说。曾参是孔子的弟子，《韩非子集解·外储说左上》记载了一则曾子教子的故事：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曾子认为孩童处世的所有认知来自对父母的模仿和学习，他特别重视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儿子的影响，所以，曾子认为一只猪的价值远没有比教会儿子懂得信用这一德性重要。这是曾子教子以信。此外，《礼记·檀弓上》还记载了曾子教子的另一则故事：

曾子窥疾，病。乐正子春坐于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篑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呼！”曰：“华而睆，大夫之篑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篑。”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薨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这一则故事主要是讲曾子教子以礼。在曾子看来，礼与名分相关，如果违礼便是僭越名分；而遵循礼制，则是一种有德性的行为。所以，当曾子得知自己躺在只有大夫才能用的席子上时，坚持命令曾元为他换席。直到最后一息，曾子还是恪守礼制，对儿子及弟子进行坚守礼制、闻过即改的教育。所以，曾子的家教重视身教，重视表率作用。

从上面两位儒家代表人物家教的介绍，可以看出儒家主张以仁孝对子女进行教育，重视子女的德性培养，对这种培养又与对诗和礼的学习密切相关。后世家庭伦理重视仁孝之德性，儒家思想在其中的倡导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2．其他诸子对家风文化的影响

除儒家之外，道家和法家是诸子中影响后世文化最深的。《庄子·则阳》讲：“柏矩学于老聃。”由此可见，“老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私人讲学者之一，老子设教讲学，传授生徒，宣扬自己的学说。……老子在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以 ‘道’为中心，主张 ‘自然’、‘无为’、‘不言之教’。这些教育思想在《老子》中有深入的论述”。

从教育内容来说，老子以“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为出发点，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无为。“我无为，人自化；我好静，人自正；我无事，人自富；我无欲，人自朴。”第二是不争。“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三是知足。“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第四是贵柔。“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莫之能先。其无以易之。”第五是无私。“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这五点表明老子主张一种无为而治的处世态度，他认为无为而最终能够无不为，在这种意义上他主张“行不言之教”。所谓“不言之教”，是指用“无为”去处事，用“不言”去教导，任凭万物生长而不去横加干涉，排除人为因素。因为语言在某些条件或问题的表达上不是万能的，而且语言还必须通过受教育者内化于心才能起作用。而“不言之教”要求教育者以身作则，通过身教，使教育者得到启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虽然关于道家之家教的直接论述，并无法直接征之于文献，不过老子的这一清静无为的思想对于后世家风文化，特别是魏晋时代的家风文化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例如魏晋时代门阀士族所崇尚的清谈或玄谈之风便是受到道家思想的直接影响。

接下来我们来看管子关于家教的思想。管子“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子的治政之道注重“礼”“法”兼用，以维护君权。其中，“礼”用以维护等级制度：“义审而礼明，则伦等不踰，虽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则上无危矣。”而“法”则用以尊君，巩固君王的权威：“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管子这里的“礼”汲取儒家的思想资源，具体化为君臣父子等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

这里的“为人父者慈惠以教”和儒家的主张一致，皆认为在家庭教育中应该重视德性人格的培养，而这种培养的关键在于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品行的言传身教。“慈”是慈爱的意思，它指向的是家庭的内部，而“惠”是泛爱众的意思，它指向的是宗族。也就是说，无论在家内还是家外，父亲的言传身教是家庭教育的关键。此外，管子还提出所谓的“四民分业”观点，主张士农工商之子在其各自环境的影响下，耳濡目染，使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达到四民的职业固定化从而维护等级制度，稳定君主统治。

《管子》一书中还有《弟子职》一篇，专门讨论子弟学习过程中应该遵守的职分，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完备的学生守则，成为后世官学，私学，书院制定学则、学规的范本。《弟子职》全文虽然不足八百字，但内容丰富，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对学生思想品德、尊师、学习、生活和课余交游等多方面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和常规准则。《弟子职》要求弟子要有端正的学习态度，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如“温恭自虚”“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可以说，《弟子职》把弟子的德行修养放在了首要位置，要求弟子“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游居有常，必就有德”。《弟子职》“寓教于行”的教育方法，即在日常生活的起居、饮食、待客、洒扫等行为中实施教育，使学生的言语、行动都有所遵循，有所依仰。管子的这些思想所要突出的无非两点，一个是德性的培养，另外一个则是遵守基本的礼仪规范。此外，管子认为应该从洒扫应对等生活实践中教会学生基本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在生活中培养自己的德性，学会如何待人接物、立言处世，这也与儒家的主张非常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