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防体制的演变
海防在明代是中国国防面临的突出问题。为加强海防，应对日益严重的海上安全形势，明朝统治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海防体制，并依据情况的变化，对海防体制进行了变革，从而较好地保证了中国海防安全。
一、明初海防体制的建立
海防体制是国家进行海防建设作战的组织体系及相应的制度，主要包括海防领导体制、海防武装力量体制、海防动员体制、海防设施和武器装备发展体制等。明代以前，中国海上方向的安全没有受到重大威胁，因此，历代都没有建立系统完整的海防体制。宋代曾在登州（山东蓬莱）设刀鱼寨，并派水军戍守沙门岛（今庙岛）防御契丹侵扰。南宋绍兴二年（1132）在今浙江镇海建立沿海置制使司，设“沿海制置使”、“水军制置使”、“沿江制置使”、“沿江水军制置使”、“提领海船”、“海船指挥使”等各级水军将领，统率南宋强大的水军。元代水军设立了“炮军”、“弩军”、“水手军”等专业兵种，并设置“水军元帅”统率。但这些都是局部的，没有形成完整的海防体制。
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海防建设，并形成较完整的海防体制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始，中国海防问题日渐突出。明代海上方向安全威胁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元末统一战争中被朱元璋战败的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势力的残余，还控制着东南沿海的一些岛屿，企图卷土重来；二是由日本浪人、海盗、奸商、无赖等构成的倭寇，不时对中国沿海城乡进行侵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海上安全；三是明代中后期，地理大发现后乘船东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对中国沿海地区发起侵略，逐渐成为中国海防安全的隐患。
为应对这些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明朝建立后，即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民众私自出海并与海外通商贸易，将其作为防范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残余和抗御倭寇侵扰的重要举措。为保障海上方向安全，明政府还大力加强海军和海防建设，建立完整的防卫体制。
明代海防实行卫所制度。卫所是明代海防体系的基本组织形式。朱元璋在起兵反元时，即“革诸将袭元旧制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诸官号，而核其所部兵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
。这是卫所制雏形。明朝建立后，进一步推行完善卫所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具体地讲，在重要的城镇交通枢纽设卫，在小岛和孤立的要点设千户所，在不能容纳众多兵员的关口险隘设百户所。另外还在若干要地设直属的千户所。卫所成为明代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
卫的全称是卫指挥使司。每卫官兵5600人。一个卫设前、后、左、中、右5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官兵1120人。一个千户所统辖10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112人。百户所下辖2个总旗每个总旗56人，设总旗1人。1个总旗下领5个小旗，每旗旗兵10人，设1小旗统领。为便于统率一个地区的各卫所，常在若干卫设都指挥使司，负责一个地区的卫所事务。统辖都指挥使司和卫指挥使司（卫）的中央机构是都督府，它与兵部平行，平时主要管理卫所的军政事务。这样明朝就建立了“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指挥使司（卫）—所”的海防组织体系。
与此相适应设立的指挥官职是：都指挥使司设都指挥使1人，正二品，副职为都指挥同知2人，从二品和都指挥佥事4人，正三品；卫设都指挥使1人，正三品，指挥同知2人从三品，卫镇司镇抚2人，从四品；千户所设千户1人，正五品，副千户2人，从五品；百户所设百户1人，正六品，从而建立了卫所的各级指挥体系。
卫所的军士来自四个方面：一是从征，即跟随朱元璋起兵反元征战的官兵；二是归附，即收容的地方武装及元代降军；三是谪发，即犯罪后发配充军人员；四是垛集，即在各地按户籍征集的士兵。所有卫所官兵均为世袭，父死子继，代代相承。卫所军士实行耕战结合，一部分士卒戍守，一部分士卒军屯，寓兵于农。这是卫所实行的兵役制度。
卫所的建立是逐步的。明初，沿海卫所建设处于起始阶段，数量不是很多。到洪武十八年（1385）广东沿海建立了4卫3所，福建5卫，浙江4卫1所，山东3卫2所，辽宁3卫。洪武二十年（1387）由于对日本外交交涉失败，明太祖朱元璋令开国将领汤和、江夏侯周德兴分别到浙江、福建筹划加强海防事宜。此后，沿海各省海防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洪武二十年（1387）浙江沿海卫所继续建立。仅该年三月浙江即建立卫所5个。洪武二十一年（1388）福建大部分卫所建立。洪武二十七年（1394）在广东沿海又建立了一批卫所。洪武三十一年（1398）山东沿海也建立了一批卫所。此外，还在沿海各地建立了一些独立的千户所。据杨金森、范中义所著《中国海防史》统计，到洪武末年，浙江已建有11卫30所，福建11卫13所，广东8卫29所，南直隶9卫10所，山东10卫6所，北直隶2卫，辽东8卫1所，总计共59卫89所。其他一些资料统计数字有所不同。如《筹海图编》的统计。此后直到嘉靖年间（1522—1566）各地卫所的数量虽有所增减，但总体规模依然大致如此。
在建立卫所同时，明朝还在沿海建立了专司巡查的巡检司。巡检司“分隶诸卫”，军事上受卫所节制、调度，它同卫所一起，成为明代沿海的主要防御机构。据《筹海图篇》统计，沿海巡检司有353处。此外还建立了报警的烽堠997个、堡190个、墩313个、台48座、塘铺24个、城池7座等一批海防工程设施，从而在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一道漫长坚固的海岸防线。
明代海防体制中的又一个重要机构是水寨，水寨是水军驻泊巡逻的基地。洪武三年（1370）即建立了广阳卫、横海卫、水军卫、江阴卫等支水军，每卫战船50艘。洪武二十三年（1390）又令“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逻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之”。照此计算，明80余个千户所、300余个巡检司，战船数量是可观的。对于这样一支庞大的水上武装力量，《明会要·兵》记载，其编制为“每十只为一帮”帮之上为“”。每“”的战船数，据《明史·兵志》记载“修饬海舟，大小相比，或百或五十联为一”。各分别驻泊沿海各水寨。
从现有材料看，明代福建水寨建立比较最早，地位作用也更突出。还在洪武初年，周德兴即在福建建立了烽火门、南日和浯屿3个水寨，景泰年间，又建立了小埕、铜山2个水寨。明代浙江建有黄华、江口、飞云、镇下门、白岩塘等水寨，在广东（含海南）建有柘林、碣石、南头、北津、白鸽门、白沙等水寨。此外，在山东莱州还有8个总寨。水寨拥有战船和军士，每个水寨负责在划定的海区巡哨并互相联络，在规定海域会哨。如福建5个水寨的战船由南到北巡逻时，铜山会浯屿，浯屿会南日，南日会小埕，小埕会烽火门，烽火门则与浙江镇下门水寨相会接。战船由此向南巡哨则反是之，到铜山与广东柘林水寨战船相会接。这样，由南到北，由北到南，一个水寨接一个水寨，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海上巡防体制。水寨对御敌于海起了重要作用，是一道重要的海上防线。
卫所、巡检司、水寨等机构的建立，标志明代海防体制形成。它们的建立和运行，在中国沿海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有一定纵深和层次的防御体系。
二、明代中期海防体制的变革
卫所制的建立对明初的海防的巩固起了积极作用。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残余依据沿海岛屿反对明朝的图谋未能实现。倭寇在洪武至宣德年间（1368—1435）虽时有侵扰，但未形成大患。特别是永乐十七年（1419），辽东望海埚大捷，对倭寇沉重打击，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沿海较为平静，“寇害屏息，傍海千余里兵民安生乐业”。正统至正德年间（1436—1521）中国海防形势总的讲还比较稳定，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明初建立的比较完整的海防体制，对保障中国海防安全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容否定的。但是海防形势的稳定，也带来一个消极的影响，这就是海防建设停滞并逐渐走向废弛。
海防废弛的突出表现是卫所走向衰落，难以履行其保卫海防的职能。嘉靖年间中国海防形势日渐严峻，尤其是嘉靖中期以后，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扰达到历史高峰。南直隶、浙江、福建是受倭寇侵扰最严重的地区。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害。但是，作为中国海防主要力量的卫所却不能有效地抗御倭寇的侵扰，保卫海疆安宁。
卫所衰落集中体现为军官士兵素质下降，军士大批逃亡，数量大量减少，战斗力显著减退。卫所的衰落，从根本上讲是卫所本身固有的制度造成的。明朝政治腐败，宦官专权，统治阶级内斗不断，官员贪腐盛行是导致卫所日趋废弛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卫所实行的实际是世兵制。军户世袭是卫所制的基础。一旦成为卫所官兵，都是世袭和终身，世代为兵，父死子继。世袭同战斗力的提高本身就存在矛盾。世袭必然使官兵的来源产生极大的局限性，难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选拔官兵，保证官兵的质量。军官多由一些腐败无能的子弟承袭，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纨绔子弟，“纨绔习深，英雄气少”。平时贪图享乐，疏于管理，无心士兵的训练，战时不会率兵打仗。世袭导致卫所士兵成分、年龄、技能、身体状况、军事素质混杂、参差不齐。长此下去，卫所战斗力必然低下。正如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所言，卫所军队已成为“无能之将以统无制之兵”，没有作战能力了。
军屯制是卫所的又一基本制度。军士分守兵和屯兵两种，守兵担负戍守任务，屯兵则进行屯垦。屯垦收入是卫所军饷的来源，无论守兵和屯兵，人身自由均受到限制并承担沉重的差役，受到军官的盘剥，难以养家糊口，军卒无法生活，不得不设法逃亡。而军官为得到缺额的粮饷，或隐瞒不查，或放任自流，甚至收受贿赂，主动将军士放走。
卫所士兵的大量逃亡，致使卫所军士员额大量减少，兵力空虚，战斗力严重受损。出现“有一卫不满千余，一所不满百余者”。浙江金乡、温州、松门、海门、海宁五卫，仅存原额百分之二十二，福建福宁、永宁、镇东、福州四卫仅原额百分之四十四。据《中国军事通史》第十五卷《明代军事史》（下）中资料统计，山东灵山鳌山、大嵩、莱州、靖海、成山、宁海、威海、登州、安东等10卫，原应有员额48160人，现额21971人，缺额54.4%；广东廉州、雷州、神电、广海、南海、碣石、朝阳等卫，原有员额27440人，现额8281人，缺额19159人，占69.8%；福建镇海卫有守军6272人，实际守军1500人，缺额4772人，占76.1%。沿海巡检司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如福建漳州、九龙镇等13个巡检司弓兵员额950人，现额376人，缺额574人，占60.4%；福建泉州沿海17巡检司弓兵1560人，现额673人，缺额887人，占56.9%。对此，《明史·朱纨传》中也记载说：“漳泉巡检司弓兵旧额二千五百余，仅存千人。”两者的统计是一致的。卫所军士大量逃亡后，青壮年兵员大量减少，所剩者多为老弱病残；世兵制难以为继，兵员的补充面临困难；屯兵大量减少，屯垦严重受损，直接影响粮饷供给，卫所缺饷情况加重，甚者竟有欠饷20个月的卫所。
在沿海水军中，逃亡现象也十分严重。以福建各水寨为例，“烽火则福州左中、福宁，共拨军四千六十八人，今逃亡者三千人，小埕则福州右、镇东、梅花、万安、定海，共拨军四千四百零二人，今逃亡者二千三百八十三人。南日则泉州、兴化、平海，共拨军四千七百人，今逃亡者二千五百五十七人。浯屿则永宁、福全、金门、崇武，共拨军三千四百二十九人今逃亡者一千四百六十八人。铜山则镇海、陆鳌、玄钟，共拨军一千八百十二人，今逃亡者一千一百九十二人。玄钟则漳州、镇海、铜山，共拨一千一百三十三人，今逃亡者四百七十八人”。可见，水军的缺额也是相当大的。战船的破损也相当严重，破而不修，损而不造。许多水寨只是名义上存在，实际上既缺军士，又缺战船。不仅如此，这些原来设立在沿海海防要冲的水寨，自正统年间起，烽火、南日、浯屿3寨内迁。水寨内迁后，缩小了防御纵深，倭寇则乘机占据了许多沿海岛屿，并以此作为侵扰中国沿海的基地。
总之，卫所、水寨的空虚、废弛，作战能力的衰退，使明初建立的海防体系受到严重冲击，陷于名存实亡的境地。严峻的海防斗争形势，抗御倭寇侵扰的需要迫使明政府不得不对海防体制进行变革。
第一，变革兵役制度，实行募兵。
嘉靖年间，卫所世兵制的弊端已充分暴露出来。卫所“兵无节制，卒鲜经练，士心不附，军令不知”，战不能战，守不能守，远不适应打大仗、硬仗的要求，在抗倭作战中屡屡战败。由于“卫所军不堪用，则募民为兵用之，兵制因大变”。明政府不得不摒弃卫所世兵制，从民间招募士兵，重新编组训练成军。
募兵在正统年间曾在陕、晋个别地方短暂出现过，但只是临时举措。募兵在全国实施是嘉靖年间的事。到嘉靖后期募兵已成为一种制度。募兵之所以得到推行，是东南沿海抗倭斗争的需要，也是卫所世兵制衰退的结果。募兵不是世袭，兵员在民间广泛挑选，所募兵不用屯田，专事作战，且无携家带口的拖累，容易机动，是正规的野战部队。只要加强管理训练，即可形成较好的战斗力。因此，嘉靖年间为抗御倭寇，东南沿海都在民间招募兵员，组建民军。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也纷纷在浙江、福建等地招募民众，将其训练成军。
嘉靖三十七年（1558），谭纶在浙东募兵千人。次年，戚继光获准在浙江金华、义乌一带募兵。他对当地民众晓以抗倭保国保家大义，募得农民、矿工4000余人，随即返回绍兴，对其加强训练，编练成一支新军。这就是著名的“戚家军”。嘉靖四十二年（1563）一月，接到援闽诏书后，戚继光即往义乌等地二次募兵，16天内“得壮士万余人”，连同原有招募得来之兵近1.6万人。除留3000人防守浙东南外，自率1.3万人一边训练一边开往福建抗倭。
在此期间，另一抗倭名将俞大猷在福建招募民众，编练成军。嘉靖四十二年（1563）春，平海卫抗倭大捷前，俞大猷就在漳州招募民众6000人成军，次年春，俞大猷挥师入粤抗倭。七月，俞大猷回闽募兵，在福建上杭募得农民数百人。八月，又在广东惠州招募2000人。不久，又招募程乡农民数百人，惠州兴宁民众500余人。通过一段时间的招募，“俞家军”部众已近6万人。
除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外，东南沿海许多地区和将领，也先后招募民众，将其编组训练成军。可以说，嘉靖后期，募兵已成为明代主要的兵役制度，卫所实行的世兵制已名存实亡。
第二，变革军队编制制度，实行营哨制。
随着卫所制的衰落和募兵制的实行，明代军队的编制体系也发生了变化。招募组建的军队基本上都摒弃了卫所的编制体制，重新建立了适合作战需要的编制体制。
如前所述，明代卫所的编制体制是卫所—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小旗，而嘉靖年间募兵制实行后，招募组建的军队实行的编制大体是营—总—哨—队—什。如戚家军最小的编制单位为队，由12人组成，“四队为一哨，虚其中，哨长居之。四哨为一官，虚其中，鸟铳、火器、哨官居之。每前后左右四哨为一总，把总居之”。每哨50人左右，每官200余人，每营800余人。各支募军编制的称谓虽有所不同，但营、哨都是基本单位。由于募军已成为明代后期军队士兵的主要来源，营哨制也随之成为明后期军队的基本编制体系。
营哨制的编制比卫所制严密，能较好地实现官兵结合、平战结合。平时利于管理，战时利于作战，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来说，它比卫所制显示出更多的优点，更能适应当时抗倭斗争的需要。因此，能得到普遍推行。
营哨制在水军也得以实行。戚家军水师实行的就是营哨制。嘉靖三十四年（1555）戚继光开始在浙江台州建造战船，嘉靖三十八年（1559）在浙江沿海和钱塘江、富春江等地招募渔民，组建戚家军水师。水师基层单位是船，由“捕盗”率领，为一船之长，负责全船指挥，另设负责掌舵的舵工，管帆樯绳索的缭手，负责观察通讯的板招和管碇的碇手。士兵10名为一甲，由甲长率领。福船有5甲，士兵50人。第一甲为佛郎机甲，第二甲为乌铳甲，第三为标枪杂艺甲，第五为火弩甲。海沧船4甲，第一甲为佛郎机乌铳甲，第二，第三为标枪杂艺甲，第四为火弩甲。艟（舟乔）船只设佛郎机乌铳甲、标枪杂艺甲、火弩甲3甲。水师战船是混合编组，一般以福船2艘、海沧1艘、艟（舟乔）2艘共5艘。战船以及用于侦察联络的开浪船、网船若干艘组成1哨，设哨官1名。左右2哨编为1营，设领兵官1名。共设左、右、中、前、后5营，由1名指挥统领，2个营为一部。从而形成了部—营—哨—船的编制体制。俞大猷招募组建的水军也是实行营哨制。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他率战船50余艘，巡访南直隶海域，即将战船编组为2哨。后来俞大猷在广东时，造船80艘，也是编组为2哨。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戚继光、俞大猷等招募组建的水军，将船和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将大、中、小各型号战船混合编组，互相补充，既利于训练和作战，又利于发挥战船的整体优势。以前的水军，士兵和战船往往是分离的，只有作战时，才调卫所士兵上船，组成作战力量。营哨制实行后，实现了人和船的紧密结合、平时和战时的紧密结合，使明代水军成为专职的常备水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水军。
营哨制是对卫所编制体制的一种变革。由于这种变革，募兵组建的军队编制更适应海防机动作战的要求。这是个进步。
第三，改进军队领导指挥体系，增强指挥的集中统一性。
明代军队在体制上的一个弊端是平时、战时指挥不统一。平时，军队的训练、管理由卫所指挥使和都指挥使等负责，他们是军队平时的指挥官；而作战时。他们则率兵听命由朝廷的总兵，由总兵等指挥作战。这种战训脱节、平战分离的指挥关系，对军队作战造成许多不便，不利军队战斗力的发展。为适应抗倭作战的需要，明政府对军队领导指挥体制作了改进。
一是将总兵、参将等战时临时设置的官职改为常设官职，增大其权限，使其管理、指挥军队的职能常态化。此后，总兵、参将、把总等不仅战时而且平时即具有指挥军队所有事务的权力。总兵、参将成了一个省或一个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如浙江，沿海防务均由总兵统辖指挥。其中，金乡卫（平阳）、盘石卫（乐清）由把总1人管辖，隶属温处参将；松门卫（温岭）、海门卫（黄岩）由把总1人管辖，隶属台金严参将；昌国卫（象山）及2千户所设把总1人，观海卫（慈溪）、临山卫（余桃）设把总2人，定海卫（镇海）及2千户所设把总1人，以上均隶属宁绍参将；海南卫（海盐）设把总1人，隶属杭嘉湖参将。卫所原先的都指挥使、指挥使等官职，实际上已失去指挥权限。
二是设立总督、巡抚、兵备使等官职，加强对沿海防务的领导。明代巡抚制度始于何时，现在还没有一致定论。从现有史料看明宣德、正统年间设有此职，但未形成制度，也不是所有的省都设有巡抚。浙江、福建等抗倭作战最频繁的省份是嘉靖年间才设置巡抚的。巡抚是一省行政长官，一般都加提督军务衔，参与管理该省军务。其职责重大，凡徭役、里甲、钱粮、驿传、仓库、城池、堡隘、兵马、军饷、民壮、快手等事务“俱听巡抚处置”。嘉靖二十六年（1547），为应对海上寇患，开始在浙江设置巡抚，兼管福建海防事务。后来在福建单独设立巡抚。在山东、广东、南直隶等沿海各省也设有巡抚一职，从而加强了海防事务的领导。总督一职设立较早，正统四年（1439）即在东南沿海南直隶、浙江、福建等省设立备倭提督都指挥一职。正统七年（1442）改为总督。嘉靖年间，由于抗倭斗争需要，总督的地位和权限得到很大提高，有的总督甚至有统管数省军务的权限。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南京兵部尚书张经被任命为总督时，朝廷即赋予其“总督南直隶、浙江、山东、两广、福建等处军务，一应兵食具听其便宜处分，临阵之际，不用命者，武官都指挥使以下，文官五品以下，许以军法从事”。总督的设置，便于协调数省地区军政事务，有利于海防事务的统一指挥调度。
总督、巡抚、总兵、参将等官职的设立和固定化，是明朝军队指挥体制的改进，对海防军事斗争和抗倭作战产生了积极作用。
三是调整防务区划，力求实现地区防务的职责分明和指挥统一。
在南直隶，其海防分为江南、江北两个防区。江南设镇守浙直地区总兵官和协守浙直地区的副总兵官，分驻浙江和金山，下设1个参将、10个把总；江北设总督漕运总兵官和提督狼山副总兵官，下辖2个参将、6个把总。浙江海防分别设温处参将、台金严参将、宁绍参将、杭嘉湖参将等和6个把总，由浙江总兵统辖指挥。福建海防分为3路5个水寨，皆由总兵统辖指挥，3路是：以福宁府、兴化府为一路，置参将1员；漳州府、泉州府为一路，置参将1员；南北两路之间，以福州为一路，置参将1员。另外，恢复烽火门（福宁）、南日（兴化）、浯屿（泉州）、铜山（漳州）、小埕（福州）5个水寨。广东海防亦分为东、中、西三路，东路为惠州、潮州诸府，中路为广州、肇州、韶州等地；西路为高州、雷州、廉州诸府。三路分设潮州参将、惠州参将、广州海防参将、雷廉参将和琼崖参将等5个参将。另外还设立了柘林（饶平）、碣石（陆丰）、南头（深圳）、北津（阳江）、白鸽门（雷州）、白沙（海口）6个水寨。3路5个参将、6个水寨统由总兵统辖指挥。这样，东南各省均实行了分区划分防务，总兵统一领导指挥的防御体系，改进了军队指挥体制，有利于实现指挥的集中统一和协同作战，加强了沿海防御的整体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沿海卫所各自为战，遇事互相推诿的问题。
三、对明代海防体制变革的评价
明初建立的海防体制在100多年后的明代中期就表现出不适应海防斗争的状况，不得不对其进行变革，这是该体制主要是卫所制自身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严峻的海防斗争形势所迫。明初当局对海防体制采取的一些变革举措具有比较明显的被动性，并不是一种有思想理论准备、有计划、有步骤的革新。所采取的一些变革措施主要是应对当时严峻的海防斗争需要，而非明朝统治者对海防体制本身的缺失和弊端的自觉认识，因此，对海防体制的许多改变都不是自觉的行为，而是被动的举措。
明代中期海防体系的变革，又不够彻底，常常处于新旧并存的状况。如卫所制，嘉靖年间后，虽其功能已基本丧失，但形式上仍然存在，其官职都指挥使、指挥使、千户等职权虽已被总兵、参将、把总、营官等取代，其名称依然保留；募兵虽已成为军队主要来源，但未能在全国完全施行，即使是在东南沿海省区，募兵也只占到百分之七八十。卫所世兵制的残留依然存在，并未完全彻底消失。
尽管这样，明代嘉靖年间开始的海防体制变革，还是产生了效果，它比较明显地提高了明军战斗力，对抗倭作战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述，明代卫所制到了嘉靖年间已处于衰落废弛的状况。军官腐败无能，军士大量逃亡，战斗力急剧下降，在对倭作战中经常是“十战九败”。卫所已难以承担抗击倭寇的重任。军队兵役制度、编制制度和领导指挥制度的变革，改变了这种状况，提高了明朝军队的战斗力。特别是募兵制的实行，对平息嘉靖年间严重的倭患，产生了关键性作用。戚继光、俞大猷之所以在抗倭作战中发挥巨大作用，取得了重大战果，正是由于他们都招募和训练了一支骁勇善战的部队，才取得了抗倭作战的一系列胜利。戚继光招募民众将其训练成军后，嘉靖四十年（1561）在浙江台州地区抗倭新河作战中首战告捷，接着又在上峰岭之战中以少胜多，歼敌2000多人。以后，又在台州地区率水陆军连续取得花街、藤岭、长沙等地作战胜利。戚家军威名大震，倭寇称其为“戚老虎”。台州大捷后，浙江倭患基本平息，倭寇开始向福建、广东转移。戚继光又奉命率军到福建抗倭作战。他率领的戚家军同俞大猷率领的俞家军通力合作，先后取得横屿大捷、平海卫大捷等抗倭作战的胜利，福建倭寇也基本平息。明代抗击倭寇的最后一次大战——南澳大战也是戚家军和俞家军联合进行的。南澳大捷后，倭寇对中国的侵扰被彻底击溃。此后，困扰中国多年的倭患基本平息。历史表明招募组建的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是嘉靖年间平定倭患的主力，这是明代海防体制变革最直接最显著的成果。
明代海防体制变革对明万历二十年（1592）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中国援朝抗日战争的胜利产生了积极地影响。
万历二十年五月，日本丰臣秀吉为吞并朝鲜、征服中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作为藩属国，朝鲜向明廷求援。明廷命李如松为总兵，率军援朝。数万军队分左、中、右三路，各路兵马均由副总兵、参将、副将等统领。入朝军队显示了嘉靖年间以来军队体制变革后战斗力的提高，取得了许多战斗的胜利，收复了平埌、开城、汉城，将日军击退至汉江以南。万历二十五年（1597）九月，日本再次大举增兵北犯。明廷二次出兵，以1.3万余水军和数百艘水师战船在总兵陈璘、副将邓子龙率领下入朝参战。配合陆军攻打盘踞顺天的日军小西行长部。1598年11月，日军溃退撤离时，陈璘、邓子龙指挥中国水师和朝鲜李舜臣率领的水师一道，在朝鲜露梁海域对日本海军发起进攻，击毁日本战船450余艘，歼灭日军1.5万余人。侵朝日本海军几乎全部被歼，结束了长达6年之久的朝鲜壬辰卫国战争，东北亚局势也得到长期稳定。中国水师在露梁海战中的胜利，是明代中期海防体制变革后海军力量得以恢复发展的体现。
（作者：史滇生，海军指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