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在匆忙的大学时代，那时，在所谓的象牙塔里思考中国的乡土思维，总是感觉少了些深度和广度。近期又从书架最顶端取下《乡土中国》，阅读完这薄薄的一本书竟然耗去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边翻阅一边思考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和现象，沉淀了一段时间，总结了几点愚见与诸君共勉。

费先生在书中曾说，本书是一种尝试，尝试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并不是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而是提出一种认识或者了解社会的思维。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矛盾的频发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这个特殊而又关键的重要历史时期，多一种思维来思考社会，多一种思路来辅助促进改革开放、助力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虽然“乡土”，但确实不“土”。既然是乡土中国，那么乡土的特性是什么呢？费先生在第一篇就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先生说中国乡下人多，“土”自然就成了他们的特性，当然“土气”也就不是贬义词了，“土”是中国的国情，是中华民族的魂和根。历史上，中国一直是农耕社会，也有浓厚的重农抑商的传统文化，靠土地谋生也就演化成了社会的主流，与社会的每次变革息息相关，历代王朝的盛衰兴亡莫不因土地而起，土地矛盾的累积最终导致基于土地权益的农民革命，于是改朝换代也就在所难免了。由古及今大抵皆是如此，我们共产党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领下，坚持马列主义，充分认识了“土”的意义，紧紧抓住主要矛盾，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继而赢得民心，夺取政权成立新中国。而同时期的其他爱国志士却摈弃了“土”的国情，尽管尝试了多种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或者革命之路，但都因水土不服，所谓资本主义先进的“洋”败给了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土”。

“乡土”才是中国的国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适用中国制度，走中国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四个自信”，立足于中国的“乡土”实际，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中国方法解决中国问题，为世界其他国家改革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经验借鉴。由此看来，“乡土”岂能是“土”，分明是立足实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思维。

“乡土”还有“乡”，是以“土”而形成的具有区域性质的群体，进而演绎出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是费先生研究问题的一个基本假设，也是提出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社会科学无法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定义差序格局。费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在“土”的基础上，以血缘为纽带，向上向下纵向延伸，同时以每一个个体为原点横向周延，产生了曾祖、祖父、父亲、本人、儿子、孙子、重孙、姑舅兄弟、叔伯兄弟，再加上姻亲，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群体组织。在这个群体中，以“我”为中心，以辈分为半径画等心圆，体现亲疏关系的差序格局就形成了，离“我”越近，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就越近，当然就越亲密了，反之，则疏远。基于此，在相同或者不同的差序格局中遇到冲突或矛盾，个体基本都会以“我”为中心来确定立场和发表观点。例如，父亲和别人发生争执，不论是否具有道理，作为儿子大都同情父亲指责别人，甚至父亲犯了罪，儿子进行包庇都会博得乡民同情，传统法制思维更有“亲亲得相首匿”，差序格局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如今社会，差序格局依旧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总结了一下自己从乡村到北京的求学和工作经历，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同感。原来我在乡村求学时，一般都是住在一个胡同或者邻近的同学们形成一个圈子，有着共同的利益格局，与同一个乡村的其他圈子的同学保持着协作对立的关系，一旦发生矛盾冲突，马上就会显现不同的立场。到了镇上以后，圈子则扩大为同一个乡村，与其他村的就是两个不同利益的圈子。接着到了县城，圈子也跟着扩大到了同一个乡镇。后来到了省城，圈子则扩大到同一个地市，倘若是同一个县的话，那就像亲人一样了。再后来到了北京，忽然发现同一个省的又有了自己的圈子，像一个石子投入水中，水面荡起的涟漪一样，虽然圈子在不断扩大，可是细究之下，本质仍然是差序格局，仍然在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强力反腐，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严惩“团团伙伙”的案例也不断涌现，这些以老乡、同学、战友等为圈子组成的群体式腐败，正是差序格局下不同利益群体的不法联盟，危害社会和人民，贻害无穷。对于此，党中央及时作出从严治党的决策，严禁党员干部违规参加老乡会、战友会、同学会等私人社交团体或组织，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加强“三严三实”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两学一做”，从制度层面杜绝差序格局对党员干部的不良影响。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也要打破差序格局的小圈子，用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提升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

差序格局下的家族或者宗族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费先生通过与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作比较，提出西方社会与中国乡土社会内部都有团体式的社群，也都有差序式的网络，但就其主要形式而言，西方社会强烈地呈现为一种团体格局，乡土社会强烈地呈现为一种差序格局。东西方同有的“家”，在结构上和功能上也有极大的差别，反映出社会格局差异所导致的差别。以“家庭”为例，西洋的家庭是团体性社群，有严格的团体界限，是由亲子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结构，生育是功能。西洋家庭里夫妇是主轴，两性之间的情感是凝合的力量，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成年即离开这团体，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由其他团体来承担，不在家庭的功能分内。而中国乡土社会的家庭则呈现出很强的差序格局的特性。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成员不限于亲子，可以依需要而以一定的原则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该原则就是沿父系单系传递，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人类学认为这种根据单系亲属原则组成的社群即氏族，乡土社会的家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称为家族。家族有生育的功能，亦可担负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家族必须是连续性的，因为政治、经济、宗教等事务是长期连续性的，所以家族不因个人的成长或死亡而分裂或结束。这种连续性事业社群凝合的基础不是两性情感，而是家族事业的需求。家族的主轴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是纵的而非横的。

通过中西方家庭的对比，结合中国千百年来的社会治理经验，我们会发现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抑或城镇中，“家”有了红白喜事，基本都是家族、宗亲、宗族全程深度参与，就像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样，如果有哪个亲戚无故缺席，“家”里有事的主人会非常生气，甚至从此记下仇恨。“家”与“家”之间有了矛盾冲突也基本都是在家族或者宗族内部协调解决，很少会有人诉诸公堂。同样，家族或者宗族也是排外的，这点在中国很多农村有明显的痕迹，比如农村的村委会成员一般都来自村里姓氏较多的家族，姓氏少的人或者外来人参与的很少，究其根底无非还是家族或者宗族文化在作祟，这一点城镇社区已不明显，城镇社区很多地方都采取了公开招考制度，从根源上避免了家族或宗族社会的影响，体现了现代社会政治文明，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建设，家族或者宗族文化会逐渐消失甚至退出人类社会，但如何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弱化家族或者宗族的消极影响，甚至利用其积极影响将会是一个不容忽视重要问题。

“私”的约束也是由差序格局延伸出来的一个重要论断。费先生认为中国人有“私”的毛病，并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把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比喻成将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本人，推及的远近因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不同，推及出去的圈子自然就各不相同了，一切都以“私”的角度，根据与自己的亲疏远近不同作为基本出发点，这样团体意识就逐渐退居次位甚至被替代消失，对权利和义务的共识及遵从也会大打折扣，法治和规则意识也就无所依附了。费先生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现实中有个人，在别人贪污时，他会大骂那人的贪污行为是怎么怎么的恶劣，如何如何的不检点，但当他自己的父亲甚至自己贪污时，却认为这么“能干”，自己吃了亏得些补偿也没什么大不了，一直鸣冤叫屈。可见很多时候个体的言行和思想受着“私”的约束。

我们如何破解“私”的迷局呢？早在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先生就提出“天下为公”的号召，但碍于国民党派系林立、山头众多，先生夙愿一直未竞，以至于最后发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呼声。我们的前辈，英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拯救国民于水火，立党为公，抛头颅、洒热血，披荆斩棘，无数英雄先烈用生命谱写了壮丽的革命赞歌，赢得了民心，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执政为民，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取得辉煌成就，中华民族到了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到了“私”心不可有，以身许党许国的紧要关头。在这一时刻，作为一名普通党员，要深刻吸取腐败教训，认清“私”的危害，跳出狭隘的“私”格局，摆脱私心所扰、私情所困，不断强化法治意识和团体意识，严格遵守党规党纪、法律法规，做到守规矩，不触底线，心中有戒，警钟长鸣，时刻不忘初心，做到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立足于中国社会的乡土实际，传统的治理模式是人治下的以德治国，而“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礼治”，费先生剖析了“礼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认为“礼治社会和法治社会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礼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也就是说，在乡土社会里，教化中长成的人们对礼是熟知的，这种熟知在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周而复始。如果礼的秩序被破坏，解决纠纷的主要目的乃是完成教化。乡绅的调解也好，官府的折狱也罢，都指向了教化的加强，使礼的秩序得以维持。既是为了教化，那么乡绅就足够了。所以乡间以折狱为羞，尽力避免闹到官府，官府的“各打五十大板”，是教化中的一种体罚。而法治则是从外强制性约束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处罚是由特定的法律规则明确规定的。而礼治从形式上看，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约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但其实也是自动的服从于日常教化形成的“礼治”规则，礼治的推行在于人们从内心深处对传统的服膺。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依法治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但是，依法治国结合以德治国会更有利于法治社会建设，这主要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良好的道德基础可以滋养法治，一般来说，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道德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内涵，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道德也在日益朝着规范现代社会的方向变化，而“礼治”因道德的不同也有着不同的约束规则。另外，礼治也需以法治为补充与保障。礼治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法治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礼治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法治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礼治着力于强调人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法治着力于维护人的权利，强调人的权利意识，两者相得益彰。所以在符合法律原则的前提下，摈弃礼治中的糟粕，合理吸收借鉴礼治的经验模式，将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