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什么样的土地，什么样的文学

绪论

2010年的一个秋日午后，乘车去开封。车走的是郑开大道，一条宽阔无比的省道。未有高速之前，这应该是郑州到开封的主干道。它还另有一个名字，郑汴路。一个“汴”字，道出了时间的深度。那个下午，秋高气爽，天高地远，四野的庄稼散发着秋天的气息，一眼望去，一片秋日特有的斑斓。那开阔、平坦、辽远、丰厚，让人心醉神迷。这开阔平坦的土地，当然也是丰茂的。郑开大道向我背后伸展，便是郑州市区。与这条大道相连的另一条大道，也是郑州的主干道之一，叫农业路。农业路分支开去，还有农科路、丰产路、丰庆路……这些道路的名称，标志着这个城市、这块土地的特征。在这样一个一切都飞速变迁、升级换代的时代，还有这样一个城市如此执着地保存着它和一个旧文明形态的联系，不免让人诧异。然而，也没有什么好诧异的，就像这块土地上所生长的作物一样，那些小麦、玉米——北方最常见、也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它们年年被种植在郑州市北黄河两岸辽阔的土地上，每到丰产在望的六月，我所居住的郑州西郊便弥漫在一股浓郁的麦熟气息中。风从早吹到晚，灌进鼻腔的，是儿时无比熟悉的味道。那空气中的气息，偶尔还有随风远扬而来的麦糠，高楼大厦间间或走过的面目黧黑的乡民，都无比生动地标志着这块土地的文明印记。

一个城市的特征，是否也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特征？这里的人们，平凡、朴实。中原多土而缺水，不管今天的郑州，还是开封，所拥有的有规模、有气势的“水”，只是一条黄河。纵天降甘霖，河有分支，对广袤的中原大地来说，也都是杯水车薪。缺水的生命，就像缺水的土地一样，总是少了那么一丝灵气，不过却也成就了另一种憨实。这里的人们喜欢说一个词：中。这个词的词源意义和其文化基因，是否和古人对“中原”方位的指称有关不得而知，但今天河南人话语中的它的意蕴，代表的是一种肯定的应答，一种应许和承诺，一种让人感到熨帖和亲切的质朴、爽快。不过，当它又常常失信于生活的无常和无奈，以及人的功利和有限时，你又会更深切地理解这块土地上的人的一种虚荣和狡黠。

关于“河南人”的话题，不说也罢。这个对河南人来说比较尴尬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很庸俗，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无法摆脱尴尬。当然，我们也很清楚，在我们羞于启齿的背后，也隐藏着某种真实——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在李準的《黄河东流去》中，河南人衣衫褴褛，避水西行；在田中禾的《五月》中，贫穷与不公扼杀着青年女大学生的人生憧憬；在李佩甫的《羊的门》中，前现代王国的子民仍在顶礼膜拜他们的君王；还有刘庆邦的《神木》、邵丽的《刘万福案件》、乔叶的《拆楼记》、南飞雁的《红酒》、李清源的《胡不归》等等，生命的流离、湮灭，人性的挣扎、扭曲，一切都曾在或正在这里上演。

这一切并非河南所特有，但似乎只有在河南这块土地上，这一切的苦难和残忍，才表现得如此酷烈，如此撼人心魄、触目惊心。当然，你也可以说，文学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总有虚张声势的成分。但这可能只是我们为自己强找的一种“不至于如此”的理由。文学里的“河南”反而可能更为有力地揭露了这块土地的一种深在的真实。

那么，这种“真实”究竟是什么？——贫穷、苦难，或者愚昧？

那些生长在河南这块土地上的作家，对于这块土地的了解也许是最深切的——

宋代以前，中原是最好的一块土地……好在哪呢？中原地区一马平川，四季分明，四条大河，三条流经平原，黄河、淮河，还有济水……几乎是插根棍子就可以发芽的土地，气候环境条件非常好，这是最有利于人生存的地方。但是宋代之后，逐渐走向衰落了，这是被彻底征服过的一片土地，后来我自己称为“绵羊地”。杀气太重了，历年战乱不停，不是有句话说，得中原者得天下，后来被征服后，人民像草一样，密度很大，命很贱，独立意识很差，但是群体意识极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生生不息。

另外还有自然条件的原因，就是黄河。黄河连年泛滥，民不聊生，而且黄河滚来滚去，从来没有被征服过，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彻底锁住了。新中国成立前，黄河对河南人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是一条“害河”。河南人“走西口”，为啥“走西口”呢？背水而逃，西边高，东边低，逃水啊，河南天灾人祸，连年逃荒，逃亡的路线就是一直向西，第一站就是西安，西安现在有一半人是河南人，最远到乌鲁木齐……对黄河的记忆是河南人最坏的记忆，我去豫北黄河看过，（那边的人）都没有建设意识，淹一季，收一季，锅都在树上挂着呢，都没有建设家园的意识，随时准备逃跑。淹一年人跑了，但是很有意思的是第二年必然大丰收，因为那淤地是很肥沃的。吃一年，但是第三年又淹了，所以他不建设，生活质量偏低。[1]

李佩甫的描述，也许并不全面，但确也道出了这块土地的历史的真实——这历史又决定了现实。而河南作家以及他们的文学，又是这样一块土地上开出的别样的生命之花。关于文学的“河南”，并不止于河南作家的描绘，在湖北作家方方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风景》里，河南人出现在武汉郊区，他们聚居于一个据说当地真实存在过的、被称之为“河南棚子”的地方；在陕西作家高建群新世纪之后发表的长篇小说《大平原》里，逃水西行的河南人，足迹远至陕西、新疆，他们在人烟稀少的西部土地上，以河南人特有的坚毅、顽强生根发芽、繁衍生息……

所以，“生存”应该是河南这块土地的第一生命要义。而相应的，与生存有关的话语，则是河南文学最显要的话语。于是我们在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甚至《一句顶一万句》）、田中禾的《十七岁》、李佩甫的《李氏家族》中看到了那无尽的战乱、贫穷、苦难，颠簸其中的人们避难、逃荒……而既然有生存的悲苦，便有争夺和算计，便有钩心斗角、蝇营狗苟，不管李佩甫、南飞雁、乔叶笔下的官场，还是阎连科、刘震云、李洱、墨白、李清源笔下的乡村，围绕权力的算计和争夺，无异于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既有这人与人的战争，也便有有形和无形的伤害，便积蓄了疮疤和疾病，于是也便有了这块土地上文学的另一个显豁的主题——愚昧。遍览河南文坛的那些优秀作家的作品，它们几乎无一不与“愚昧”这个主题有关。

然而，这块土地上这些最优秀的作家作品所共同述说着的这个主题（“愚昧”），难道不正是由另一个主题（“贫困”）所决定的吗？无以复加的苦难和贫困，令人错愕的人性变异，共同造就了河南文学特有的生存叙事和启蒙叙事。有时候，在李佩甫的《羊的门》、乔叶的《拆楼记》、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那样的作品中，贫困和愚昧的纠缠，甚至让我们无法辨清——它们到底谁才真正具有根本性？

已经去世的陕西作家红柯曾批评陕西人精于算计，“每个毛发都在算计中”[2]，其实他说的并不只是陕西人，而是更广义的内地人、中原人。中原人多，地广而人稠。“人稠”虽然是大多数中国内地省份的共性，但如果想要见识真正的人稠景观，还是应该到中原（若在郑州，可以到火车站或高峰时段的花园路、中州大道）。人稠自然就意味着资源短缺，意味着生存的严峻，意味着竞争，铤而走险。第一次读刘庆邦的《神木》，惊讶于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竟还有这样的罪恶与黑暗，但那嗜血的獠牙难道不是因为生存的逼迫？后来又看他的《到城里去》，那里面已经没有了獠牙和血光，但是那生存的疼痛却已蔓延了一个乡村女人从少女到农妇的一生……还是那句话，这一切在其他地域也在发生，但似乎只有在河南这块土地上，在这块土地上的作家的笔下，这一切才如此惊心动魄。

更让人忧心的是，今天的河南和今天的中国一样，一切都在飞速发展，飞快改变。大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日趋加剧，时代转型改变着整个社会的面貌。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初，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发展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单以我所在的郑州市高新区为例，二十年前它还是一片农田，新世纪前后，大学西迁刺激了它的发展，但直到十年前我参加工作，这里仍属于不发达的城乡接合部，当时租处所在的小区，四周有大大小小近十个城中村，大概五六年前，政府下达改造令，所有城中村眨眼间全部拆除，又一眨眼，高楼林立起来，街道绿化起来，道路拥堵起来，房价飞速蹿升起来……就在那几年，李佩甫的《生命册》正好发表，读这个小说时，看到吴志鹏喜欢的那个女孩梅村租住在一个城中村，便想到自己当年常去的那个城中村。那个村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杂货摊、生鲜市场、修车店、台球室、棋牌室、出租屋、夜市应有尽有，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家烧饼店的烧饼特别好吃，而且特别便宜。还有村头有一对个子小小的卖柴鸡和柴鸡蛋的夫妇，他们来自河南周口，租了村子里的林地，散养柴鸡，常有人开车穿越大半个城区来买。对于这个村子的记忆，后来成了我读小说时对“城中村”“出租屋”有关情节的全部想象来源——我想象着《生命册》的梅村被人欺骗后在那个城中村中恓惶度日；也会想到李清源的《苏让的救赎》里苏让和他的女朋友也是在那个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吵架、分手；还会想到乔叶《认罪书》里的金金也曾在那里栖身并预谋着她的复仇大计……

而这一切，随着城中村一朝消失，成为过眼云烟。当告别发生后，我们总觉得一切恍如昨日，但时间一往无前、从不回头，直到发现那曾经的一切突然已变得如此遥远。这时，便会有一种恍惚感。而恍惚，可能只是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人的一种轻飘飘的观感，那些置身其中的人们呢？当然，我们也并不是完全置身事外，我们也身在这种迅疾的变化之中，受它冲击，对它希冀或慨叹。然而，和新世纪文学里的那些人物及其命运相比，我们的体验确实是更为外部化的。在河南作家笔下，那些酷烈的生存现实，那些曾经的历史，至少是我不曾经历过的。

而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又赋予了这群作家怎样的精神品格和文学样貌呢？

以新世纪河南作家和河南文学的表现来看，我们首先要提到的，仍然是忧患。这种忧患，既有现实的，又有历史的、文化的。忧患的面向，也决定着忧患的深度。所以在老作家身上，那种现实与历史交织的文化纵深感更让人印象深刻，比如田中禾与李佩甫。田中禾新世纪后的写作，比如《父亲和她们》《十七岁》《模糊》，更多地取材于历史；李佩甫的《城的灯》《生命册》《等等灵魂》《平原客》等，则更瞩目现实。但不管是书写历史还是现实，作家笔端所渗透的，是对于时代、对于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忧患。[3]

而谈到忧患，尤其是从历史或现实这种取材面向来看待这种忧患的话，那么新世纪当代文学的精神关怀似乎莫不如此展开。具体到河南作家而言，这种忧患的特殊性又在哪里？我认为应该还是在它的批判指向——文化。这种文化批判，又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对前现代的精神状态、文化形态的批判上。当然，说到文化批判，或者说那种启蒙主义式的对于前现代精神状态、文化形态的批判，又非河南作家所独有。但这种批判的激情在河南作家身上却表现得似乎最为普遍、集中。以新时期而言，我们便能够数出乔典运、刘震云、阎连科、李佩甫等一个个名字。这也使得河南文学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悲抑滞重之风。在这种情况下，李洱、墨白（其实也包括刘震云）那种更注重文学形式和语言探索的写作，便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了。他们的这种写作路向和风格，不管是否以“先锋”为名，至少相对于河南文学整体的悲抑滞重风格而言，是有显著差异的。这差异的根源，在于他们内在的语言和形式创造激情。不过，这激情既生发于这块特殊的土地，又借助于这土地的人事和历史以外化和表达，那么它便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这块土地特有的滞重。这也便形成了他们身上一种共同的既前卫又传统、既叛逆又回归的特征。

李洱、墨白身上的这种矛盾性，也许更能说明这块土地的沉重。而另一个关于这块土地沉重的证明，来自更年轻一代的写作者。尤为突出的，是那些女性作家。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河南文坛，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在启蒙叙事的文学传统里，男作家一直占有压倒性优势。在此背景下，邵丽和乔叶的启蒙叙事表达便显得尤为醒目了。这两位女作家的创作，其实如果仅以“启蒙叙事”来概括和归纳的话，显然是有些不够的，她们的女性经验使得她们的写作与那些男作家相比，显然要更具特殊性。然而，若过于突出和强调她们写作的性别特征，又会使我们陷入另外的误区，因为无论乔叶还是邵丽，她们更为成熟的作品，比如《刘万福案件》《认罪书》等，其实都超越了一般的性别叙事，而具有一种更普遍、更开阔的精神追求和气质。这种精神追求和气质，一定程度上又让她们和她们的男性前辈殊途同归。也许，正是这种介于启蒙叙事和性别叙事的两重性，恰是她们写作的个性所在。

在证明传统的强大方面，莫过于不同代际作家的精神呼应。邵丽、乔叶属于“60后”和“70后”，她们超越其女性性征的表达，显示出对传统的依承，而更年轻的李清源、南飞雁所表现出来的，则是超越代际的对传统的继承。关于这种继承，当我们想到更年长的一代仍然有墨白、李洱这样的反传统者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更年轻的一代对传统反而更为亲近。他们对“现实”的信仰、对时代的焦虑，以及对现实主义写作路径的选择，都是他们依承传统的证明。而当我们对于河南文学整体性的风貌有所把握，并对它的创生和突破寄予希望的时候，新生代的这种表现却让我们有所犹疑——这是年轻一代的保守，还是这块土地的强大与雄厚？

谈到对于这块土地的审视，我们似乎还需要寻找一种更超脱的、更外部化的视角，就像于万米高空俯视大地一样，这样也许才能将这块土地看得更清楚。出于这种考虑，我们选择了周瑄璞和方丽娜两位与这块土地有着血脉关联，但却游离、出走的作家作为我们观察和研究的对象。她们都是生长于河南这块土地（临颍、商丘），后来去了外省和海外（陕西、奥地利），但是故土的文化基因会随着时空的改变而改变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种文化基因又以怎样的形态存在于她们出走的生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