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仍可能延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上述问题都是由于中美之间存在的一些基本矛盾，即两国之间根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国家利益和战略意图等差异造成的，因此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而且会长时间存在下去。这些矛盾都不是一个经济实力占全球第二位的国家对一个经济实力占全球第一位的国家构成挑战可完全解释得了的。此外，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对一个逐渐强大起来的中国可能对其造成威胁的担忧还会加深。这些矛盾和担忧的存在使中美建立战略互信异常困难。因此可以预料，当前中美关系的模式在近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然而，有两个因素可能减缓中美之间的摩擦。一个因素是对共同利益的认识。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之间仍存在着很多共同利益，尤其体现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包括恐怖主义、环境问题、气候变化、毒品走私、经济发展，以及核扩散等。中美双方都认识到了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认为只有中美合作才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些问题。例如，在2012年2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他和美国副总统拜登的讲话表明，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习副主席表示，中美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是共同利益，他相信，“只要中美双方始终抓住共同利益这一主线，就一定能走出一条大国之间和谐相处、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道路”，而“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不相互制造麻烦，不逾越对方底线”，是建设合作伙伴关系的根本保证。美国副总统拜登则承认，中美之间并不总是心意相通，并不总是以相同的角度看待事物，但双方在政治经济上有共同的利益和关切，因此需要携手并进。也正是由于有了对共同利益的认识，中美两国都有努力建立互信和相互合作的意愿，也愿意把任何分歧都摆到桌面上来谈。

另一因素是，在当前难以建立战略互信的情况下，双方仍能通过外交手段来有效管理分歧。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是这样一个分歧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几乎涵盖了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各个领域。通过这一分歧管理机制，中美之间确实可以避免，至少是可以减少一些摩擦或冲突。例如，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美双方的有效沟通可以起到交换信息和了解对方意图的作用，双方都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向对方提出政策建议，并在一定范围内做出妥协，防止贸易摩擦和汇率问题愈演愈烈。正是有了有效的沟通，美国财政部在2009年和2011年两次抵制住了国会的压力，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从而成功地避免了中美陷入贸易战。

此外，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加强，美国迫切想要加强同中国的军事交流。这样，2011年5月，在中美第三次战略与经济框架下的战略对话中，双方签署了《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在这轮对话中，中美的军方代表第一次参与进来，双方同意建立一个亚太事务协商机制，并同意在下一轮对话开始之前举行一次安全对话和防扩散对话，举行中美第八次反恐磋商，举行关于海洋法和极地问题的磋商，并继续进行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2011年5月，中美军方按计划举行了中美战略安全对话。这里举出的只是中美之间在不同层次上和不同领域中对话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柯特·M.坎贝尔表示，双方高级别军事官员展开战略与安全对话，可以避免两国军队在互动中的“误解和错误估算”。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杰夫里·贝德（Jeffrey Bader）也评论道，安全领域里的美中对话甚至远远落后于美国与苏联对话的水平，但“如果双方能够至少在某些问题上进行严肃的讨论，这将是通向长期性‘缓解紧张与冲突管理’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从以上分析可以推论，从大的方面估计，无论哪位总统候选人在2012年的美国大选中胜出，都有可能延续现存的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可能继续呈现出整体上摩擦不断，但仍能通过对话和分歧管理机制将矛盾和冲突限制在可控制范围内的特征。假如罗姆尼当选，其对华政策更可能沿袭奥巴马上任之后的模式，不会带来中美关系的剧烈起伏。因为经过冷战后的五届三任总统，无论是美国的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已经充分认识到中美关系的实质和重要意义，无需再经过对华政策的重新摸索。但在具体政策上也许会有程度上的变化，如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

周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

齐皓，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定稿日期：2012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