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主导美国亚太战略转变的“三驾马车”

美日同盟所出现的“漂流”和不确定现象主要源于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国际关系和战略调整方面的新问题：过去存留下来的机制能否适用？是否要发展一些新的机制？各大国应该怎样纵横驰骋，重新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就美国外交战略而言，在欧洲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亚洲有以美日同盟为主的一系列安全安排。这些现存的机制都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于是看到了在美国主导下的欧洲北约东扩和亚洲美日同盟再定义这样的新政策调整。

如前所述，就美日同盟而言，两国内部均无定见，争论不休，或提出把它改装，或呼吁减小其作用。日本《朝日新闻》著名记者船桥洋一就这一段美日双方的政策辩论和决策过程，写了一本多达500页的《美日漂流》的书，详细记录了这一时期政策转变的过程。

在美国对亚太政策转型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的亚太政策“三驾马车”。由于这“三驾马车”都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因此也被称为“哈佛网络”（Harvard network）。这也是本文在一开始所提出的“战略行动体”的核心力量。

约瑟夫·奈可以被称为这“三驾马车”的“设计师”和精神领袖。他早期曾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相互依存论著称，20世纪90年代初又因率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而闻名遐迩。他的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政治主张则是强调美国应在后冷战时期继续保持国际事务中的领导权。奈不但是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中的大师级人物，还是一个常年与政策圈有密切联系的学者，并通过“旋转门”多次进入政策圈，直接参与政策制定。早在老布什时期，他就被延聘到五角大楼主管一方工作，到了克林顿时期他开始把视线转向亚太地区，并为克林顿政府忽视日本而深感担忧。所以他两位多年密友——时任国防部长的佩里（William Perry）和时任副国务卿的杜奇（John Deutch）的一声召唤，他就欣然再次从政，从哈佛大学来到华盛顿出任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后又出任助理国防部长。奈从来不认同日本是美国的最大威胁，而是根据对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潮流发展方向的把握，认定美国不但不应该把日本视为对手，而更应该强化与日本的战略同盟关系，以应对亚太地区可能出现的种种变局。这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奈倡议”的精髓。值得一提的是，奈并不主张把崛起中的中国视为敌人而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他希望通过确认和加强与日本的联盟，使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过程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这实际上也是他一贯主张的通过巩固硬实力来加强外交软实力思想。与此同时，奈也深知自己不是东亚问题专家，他急需一个这方面的顶级专家来帮忙，而这样的人选在哈佛大学是不缺少的。

这就是“三驾马车”中的第二个人物——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他可以被认为是“三驾马车”的军师。作为东亚问题的专家，傅高义的特点是通晓中国、日本，对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都有深入而独到的研究。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还娴熟地掌握了中文和日文，在中国和日本做了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并发表了里程碑式的著作，如前面提到的《日本第一》，就使他成为在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关于中国的最新力作是于2011年出版的《邓小平传》）。针对冷战后美日同盟关系出现的变化，傅高义早在1992年就撰文指出“冷战后将美日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共同利益源自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以及领先的海外贸易国的地位”。在奈的劝说下，傅高义同意出任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东亚情报官。如此一来，美国亚太政策的这一“战略行动体”如虎添翼，从而使它的政策能够建立在对日本和中国都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不仅如此，傅高义还充分利用自己在日本广泛的人脉和对日本知识的娴熟应用，在美日两国官员之间建立起了行之有效的互动机制，并把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术语（如“根回”一词源于日语nemawashi）和做法成功地引入美国决策圈，使美国的“战略行动体”能够很好地把握日本政治文化的特点，在双方谈判中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误会。但是仅提出倡议和设想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对此政策的强有力的执行者，这就出现了“三驾马车”的第三位成员。

坎贝尔（Kurt Campbell）可谓“三驾马车”中冲锋陷阵的先锋人物和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坎贝尔并不是一个研究亚洲问题的专家，但他是一个出色的国际关系学者，后来又成为一个执行力很强的政府官员。作为一个学者，坎贝尔对国际关系的调整，尤其是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有着清晰的把握。他于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白宫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白宫学者（White House Fellow），后又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任教5年，从而与奈稔熟。从哈佛大学转到政府部门后，坎贝尔长期在国防部与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部门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知识。他不像奈和傅高义那样，工作几年后又返回学界，而是选择了留在政坛直到今天，现任奥巴马政府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一方面直接了解奈、傅高义等人的意见精髓，另一方面又参与了和日本的许多谈判，包括冲绳问题和《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美国对日新政策的“战略行动体”不仅依靠上述的“三驾马车”，还包括其他日本问题的专家。例如，傅高义曾建立了一个美日政策的非正式研究小组。该小组成员包括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is，IDA）研究员格林（Michael Green）、国防部日本事务高级官员吉亚拉（Paul Giarra）和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INSS）高级研究员克罗宁（Patrick Cronin）等“日本通”。同时，这些“日本通”也经常和当时在美国国防大学访问的日本防卫厅官员和学者进行深入的讨论及交流。此外，还应该强调的是，“战略行动体”还具有超党派的特点。作为“三驾马车”的“设计师”，奈同时也和共和党的几名具有相同理念的大将保持着密切联系。例如，他通过私人关系，经常从前助理国防部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和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那儿听取有关亚太政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