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与封建
刘林海[1]
在汉语文献中，“中古”和“封建”是两个常见的术语，尤其是在近代现代以来的文献中。20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国史学撰述模式的变化，“中古”和“封建”这两个术语的内涵逐渐固定化，并渐趋合一，甚至可以通用。在现当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和教学活动中，“中古史”又称“中世纪史”，还被称为“封建社会史”，被学界广泛使用。作为现代中国史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中古”和“封建”在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认识的转换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成为历史分期的重要环节。“中古”和“封建”的概念是怎样来的？它们又是怎样走到一起的？从中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把握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反思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还是有积极的学术意义的。
20世纪以来，国外学术界对欧洲的“中古”和“封建”概念及其在史学体系中的应用等问题有所研究，其中有些涉及中国，但对于其在中国的概念发展历程没有梳理。相比之下，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较多。自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对“封建”的研究可谓洋洋大观，也有高论无数；对西方中古概念的流变也有梳理，但还没有结合这两个概念在中西的发展状况，做综合梳理的研究。这篇文章就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梳理。
一 中古与封建
中古和封建是中国古典文献中的两个术语，出现得较早，二者的关系本来并不大。
从现存的文献来看，中古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诸子，尤其是道家、法家的文献中。《文子》中有上世、中世、下世等术语，《商君书·开塞篇》也有上世、中世、下世的论断，《韩非子·五蠹》中则有“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上古”“中古”“当今”的说法。秦汉以后，中古之类的字眼经常见诸文献。从其在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分布情况来看，中古往往与其他表示时间的词连用，作为时间段的划分，是与今世相对的一个概念。不过，说法不尽相同，有上古、中古、下古，有上古、中古、近古，也有上古、中古、近世，更有上古、中古、近代。中古有时与中世交替使用，也有上（尚）世、中世、下世（末世）等用法。当然，两者的意思并不完全一致，中世既可以表示较长时间段，也就是所谓的中古，也被用来指一个朝代的中间阶段或者一个人的中年。相对而言，中古则比较固定，专门用来指过去较长的一个时间段，尤其是三古中的一古。《汉书·艺文志》中曾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曹魏时期的孟康将三古解释为伏羲上古、文王中古、孔子下古（《玉篇》称孔子为后古）。后世的注释家们对三古的时间段有不同的解释，有认为伏羲为上古、神农为中古、五帝为下古的，有认为伏羲上古、文王中古、孔子下古的，也有将五帝以上作为上古的。由于文献和来源不同，这种多样化的解释也一直延续下来，并无定论。
除了经学家们的解释外，三古的概念还被借用到其他领域，并随着时代的变化有所调整。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847年）在讨论书法和画的价格时说：“书多于画，自古而然。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以晋宋为中古……以齐梁北齐后魏陈后周为下古……〔后周〕隋及唐为近代。”元代盛熙明（14世纪）的《图画考》卷六名谱采用上古、中古、近古的分类法，其中上古从伏羲到蜀汉，中古从晋到唐末，宋代为近古。不过，他在接下来的卷七品价中又采用了张彦远的上古、中古、下古的分法，没有将二者统一起来。
中古（中世）及其连带的分期体系在古典文献中虽然被作为一个表示时间划分的术语加以使用，但整体而言，大都出现在与技术、医学、宗教、绘画、语言文字、哲学有关的著作中，用来描述上述领域的变化甚至作为分期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路并没有被史学家们所吸收，更没有成为正史分期的依据。中国传统的历史分期是按照朝代进行的，严格说来，这只是编写的体例，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分期，除了朝代更替、治权变换外，没有其他意义。公羊学的三世说即据乱世、生平世、太平世倒是带有一定分期的色彩，但也没有成为主流，汉代以后影响就很小了，直到戊戌变法时才被康有为重新发掘利用，成为变法的理论依据。
虽然与中古相关的几个术语没有像西方近代那样发展成为固定的分期体系，但有观点认为，这里面还是体现了历史的进步观念，《韩非子·五蠹》和《商君书·开塞篇》就是代表。这种说法还可以进一步分析。《五蠹》篇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2]《开塞》篇则有“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尚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3]的论断。从文本自身来看，似乎有进步论的意思。《五蠹》篇中的上古之世倒是体现了物质方面的进步，但中古和下古说的是决渎和征伐，与上古所述并非属于同一个范畴。接下来的道德、智谋、力气则似乎暗示了道德退化。从爱私到说仁再到尊官好像也可以看作进步，但若从道德发展的角度来看，从说仁到尊官似乎并非进步而是有所倒退。如果从法家的整体思想来看，进步的说法未必完全准确。法家关注的是现实矛盾，因为一切都是从现实的条件出发的，与总体的进步或退步无关，尽管他们不否认物质方面的进步，但圣王“不法古，不修今”。从道德的角度来说，不断退化的观点可能更切合法家的看法，在道德失效、力气竞胜的时代，法是最好的东西。从价值判断角度而言，中国古代典籍中使用中古等术语反映出一个非常有趣的倾向，即在描述物质变化时多是进步的看法，而在用于道德领域时则大多持退步的观点。如《文子·下》说：“道灭而德兴，德衰而仁义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德而不怀，下世绳绳唯恐失仁义。”同样的意思也体现在《黄帝内经》中，《素问》篇说：“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中古之时，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
总的说来，中古在古典文献中仅仅被用来表示一个不固定的历史时段，它自身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内涵。从道德发展或价值判断的角度来看，则是一个中间的时段，逊于上古，但好于下古或当今之世。
与“中古”相比，“封建”一词可能出现得稍早一些。根据研究，“封建”一词最早出现在《诗·商颂·殷武》中，为“命于下国，封建阙福”，本意为大立其福的意思，后来成为一种政治制度，指代以国王为中心，王室成员或功勋大臣列爵封土、分而治之的分封制。封建制可能在殷代就有了，到周初，已经全面实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封建制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衰落，秦统一后，秦始皇认识到其对统一集权的不利，遂废封建、改郡县，以期长治久安。虽然西汉初封建制有所恢复，但并没有持久。后来各代也曾行封建，但大多是名义上的，受封者往往只食邑禄，不能实际控制封地。
虽然封建制自秦代以后就不再是政治制度的主流，但围绕“封建”的争论却经常出现，尤其是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因封建引起的王朝内乱也经常出现。关于这些内容，《文献通考》和《续文献通考》的封建考中列得很详细，关于其优劣的论断在古代也很多，一直到清末。20世纪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更是海量，基本情况和特点也都为大众所熟悉，没有必要再费笔墨。[4]
中古和封建虽然在古代文献中并行存在了很长时间，除了按照有些说法将中古确定在周代，从而与封建制有所重合之外，双方似乎没有多少关系。即便中古的周代曾经行封建之制，似乎也没有将二者连用的情况，可以说是各走各的路，并无关涉。二者的差别和界限是明确的，一个指时间上的分段，另一个则指政治制度，虽然不能脱离时间的坐标，但这一点显然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么，中古和封建的内涵是怎样发生变化的？二者又是如何走到一起，甚至不分彼此的呢？这要归功于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领域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则要从西方说起。
二 The Middle Ages和 Feudalism
在西方文献中，中古又称中世纪，源于拉丁文mediiaevi，通常写作medium aevum，英文译为Middle Ages。[5]它的本意为中间阶段，后来一般专指欧洲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到15世纪末前后的这段历史。现代意义上的“中世纪”概念萌发于文艺复兴时代，一般认为意大利早期著名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1304～1374）是主要的奠基者，经布鲁尼（1369～1444）、比翁多（1388～1463）等学者的推广和应用，逐渐成为现代历史三分法——古代、中古、现代体系的重要环节。17世纪后半期，在德国人克里斯托弗·凯勒（1638～1707）的努力和推广下，现代意义上的中世纪概念正式确立。他将欧洲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三个阶段，并以此为编纂历史教科书的指导思想。[6]凯勒的历史分期法很受西方学术界的推崇，一时成为历史编纂的标准，在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地方传播开来。
在现代欧洲史学范畴内，“中世纪”是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欧洲的历史，尤其是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文艺复兴期间的原罗马帝国地区的历史，在区域上则侧重于古典文化曾经比较发达的地区。不过，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和三分法的流传，中世纪一词的外延和内涵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是外延的变化。先是中世纪涵盖的地域由西欧、南欧扩大为整个欧洲，中世纪史成为欧洲现象和一个阶段，被视为一个独特的有机整体。接着是由欧洲独特的历史现象和阶段上升为一般范畴，成为人类历史的通则，变成了世界中世纪史。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为普遍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是内涵的变化。中世纪逐渐与封建画上了等号。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汉译中的“封建”一词的形容词英文为feudal，源于拉丁文feodum（法文作fief，德文作Lehen），后者出现在9世纪末期。学者们对这个词的起源及本意有不同的认识，大多数人认为源于日耳曼语的家畜（fehu）（当时最值钱的动产）和物品或商品的组合，意为“值钱的动产”。[7]这个词出现后，逐渐取代原来流行的benefice（汉语译为采邑或恩地），用来表示一方为向另一方服役而从对方获得的用以维持生计的土地或者其他动产，汉语译作封土（一译采邑）。
虽然文献里很早就出现了feodum一词，但当代学术界认为，在9世纪末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并不存在近现代意义所谓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封建主义（feudalism）或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这些术语是后封建时代也就是近代的产物。据研究，feodum的形容词feodal出现在1614年的法文文献中，而将它与制度和体制等相联系则见诸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里面有封建制度和封建政府的用语，封建主义一词则最早出现在1823年的法文文献中。在与封建有关的概念体系形成过程中，法学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布尔日的库亚斯、哈特曼，苏格兰的克来格，英格兰的斯佩尔曼，法国的布连威叶、杜保、孟德斯鸠等。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中对封建法律的阐述可谓继往开来，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同时，奠定了后来研究的基础。19世纪，经典意义上的封建概念不断得到完善。到20世纪，著名比利时史学家冈绍夫的《封建主义》和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则是该领域的经典与代表。[8]在这个过程中，封建的内涵随着近现代学术的发展实现了由个别的现象到制度化乃至普遍化的转变，成为考察欧洲中世纪史的重要理论支撑。
由于研究的角度不一样，西方学术界对封建内涵的认识差异较大。按照冈绍夫的总结，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上和广义上两种理解。狭义上的封建制度也就是指封君封臣制，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主要是规范封君和封臣二者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体系，更多的是一种私法意义的法权关系，并不包括农奴或农民。当然，狭义理解内部的看法也不完全相同。广义上的封建则被视为一种社会类型，不但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包括农民或者农奴。[9]无论在哪种概念中，封土（fief）都是关键，以此为中心，形成一套固定的制度和礼仪，在整个制度或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对大多数西方学者来说，封建制只是欧洲特有的局部现象，存在于西欧及地中海周围的一些地区，不能泛化。在布洛赫等坚持广义概念的学者看来，封建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类型，还存在于欧洲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等。这种扩大化的趋势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后。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规律性演变，认为封建制度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上存在过。20世纪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封建角度研究拜占庭、阿拉伯、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历史的论著日增，并在50年代以后形成高潮。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形态理论不但推动了封建的普及，而且在将封建与中古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同义词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西方传统三分法体系中，中古（中世纪）的下限差异较大，但在上限上大都以5世纪中期前后（有的甚至提前到4世纪）为起点。一般认为，封建制（如果有的话）的出现最早在9世纪末前后。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古和封建在时间段上是不完全重合的，至少在5到9世纪这段时间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大多数学者也清楚这一点。不过，由于封建制日益被视为中世纪欧洲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界限逐渐被打破。唯物史观的崛起进一步推动了这个趋势。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几种形态。欧洲在罗马帝国灭亡后进入封建社会，其历史长达一千多年，直到近代资本主义兴起。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以欧洲的历史为主要对象建立起来的，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确说中世纪与封建社会是一回事，但在他们的著作中，二者是不加区分使用的。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中古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封建社会史。当然，马克思并没有明确这几种生产方式的关系，为后来学术界的争论埋下了伏笔。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将它们理解成从低到高的发展序列，也就是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完成了将中世纪与封建社会等同并普遍化的最后一步。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中世纪（第3～4卷）认为，“所谓中世纪就是封建生产方式在亚洲和欧洲大多数国家和非洲许多国家占有统治地位的那个阶段。中世纪是全世界规模的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社会关系产生、发展和衰落的时期”；“从年代上来说，中世纪就是古代史和近代史之间，亦即由奴隶制社会的崩溃起到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为止的一段时间”。[10]这个阶段的上限在3～7世纪，下限则在17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这样，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演化，Middle Ages与feudalism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就逐渐变成了同义词，在主流价值判断上也呈现出非常消极的色彩，被视为黑暗、愚昧乃至保守反动的代名词。[11]
三 迻译与改造
应该说，在19世纪末期之前，中国的中古与封建和西方的Middle Ages与feudalism并没有关系，双方发生关联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是通过日本学术界输入的。对日战争及变法的失败使得中国上下将日本作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榜样，因此大批学生东渡日本学习。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初次接触到现代西方的历史理论及编纂体系，知道了西方的三分理论，也知道了与feudal有关的制度。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全面学习西方，在历史学领域也全面改造以中国为模式的编纂体系，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史观和分期体系。受当时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影响，日本的学者们把以民族国家建设为主要目的的进步史观介绍到日本，并把历史三分法作为实现新史学建构的一个重要手段。日本学界在引进西方历史的同时，还用西方的历史和史学理论改造自己乃至中国的历史，并将历史分为本国史、西洋史和东洋史，而东洋史的主要内容则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到19世纪80年代前后，日本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史和东洋史的成果开始出现，并涌现出了那珂通世、桑原骘藏、市村瓒次郎、泷川资言等著名学者。这些学者普遍采用西方的分期法来划分中国的历史。他们的成果则成为中国学者引进和介绍的对象，为中国史学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从中古和封建的概念角度来讲，日本学者的理解和运用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借用传统典籍的术语翻译西方的历史，如上古、中（古）世、近古、近世、封建等。第二，历史分期上多用四分，在中古和近世之间加上一个近古。这种分法的变化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如李泰棻就曾经指出，“西洋人多三分，日本人多四分”。[12]在西洋史方面，基本是编译欧美学者的著作，中古都定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前，鲜有改变。这可以从20世纪前后由日语译成汉语的一些西洋史著作中看出来。但在中国史的编纂方面则有所改变，大都采用上古、中世（古）、近古、近世的四分法，多出了一个“近古”。这种分法对于后来中国学界的历史分期影响很大。第三，日本学界在探讨自己的历史时，首次用汉语的“封建”一词对译欧洲的feudalism。据研究，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发现西方中古时代的制度与日本的幕府统治时期的历史非常相似，便用封建一词来对译，从而将欧洲的feudalism移植到了亚洲。[13]第四，虽然日本学者早已用西方的封建制度来解释日本的历史，但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却很少将它应用到中国的历史中。这一点也可以从当时译成汉语的中国史著作中看出来。在这些著作中，族群、地理、文化、政治是主要内容，而中古（日本学者更多用中世一词）在政治方面的特征主要是专制集权，用封建的也都限定在西周，没有超出中国传统封建的范畴。
日本史学界的这些特点在20世纪前后直接被中国学者引进，成为改造中国史学的理论依据，领军人物就是被誉为中国新史学奠基者的梁启超。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大量阅读了日本学界的历史著述，并在《东籍月旦》中有重点推荐和评论。[14]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仿照西方的历史分期，把中国史分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并将中世界定为秦统一至清乾隆末年，其主题则为亚洲之中国，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政体是政治上的主要特色。[15]自此以后，包括中古在内的中国传统文献中的相关分期概念内涵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
Feudal的引入稍微复杂一些。学术界对日本学者最早用封建对译feudalism，并初步勾勒出一个系统并无异议，但在中国具体的引进方式上有不同的看法。冯天瑜认为，日本的用法及解释在维新运动前后传到了中国，被黄遵宪、梁启超等袭用。对于另一个在feudal汉译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人物——严复，情况则有很大不同，他是在未受日本影响的前提下独立完成的。也有学者认为严复至少知道日本的译法。[16]严复在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1897）时，对feudal采用的是音译“拂特”，称为“拂特之俗”或“拂特之制”，对中西的不同还是有所认识。1903年在翻译《社会通诠》时，则译为“封建”，并与周代的封建制度作比。[17]总体而言，中国学界通过日本引进西方意义上的封建，是可以肯定的。
西方的中古和封建概念一经引入，便为中国学界所使用。不过，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大多数学者只将封建限定在周代政治的范畴，很少扩大化。梁启超在1902年作《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时虽然把封建制列为中国、日本、欧洲的共同现象，并从集权与封建矛盾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史，但也没有超出政治，且指出在西汉七国之乱后，封建实质上就是余波了，中国的封建制实际与后两者大不相同。[18]大致说来，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中国学界在中古和封建的使用上基本与日本学界保持一致。就中国历史领域而言，中古大都从秦统一开始，但在下限上因为近古概念的引入，并不完全一致，有定在唐代末的，有定在明末的，也有定在清末的。封建制在政治上成为中古的一个特征，但二者并没有被完全等同起来。
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尤其是在社会史论战期间，中古和封建在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被用来解释、建构中国的历史。这期间的特点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封建问题在中国学界引起巨大的争论，并呈扩大化的趋势。中国学者们在中国的封建问题上分成两派，一派承认中国有过西方的feudalism，另一派则予以否认，反对将中国的封建与西方的feudalism混为一谈。在承认一派中，又有不同，一派认为西周时的封建与西方的feudalism相同，秦汉以后就没了。大多数人则认为，中国的封建一直延续下来。但这些人在封建的具体内涵上也有分歧，有主张西方传统非马克思主义看法的，也有主张马克思主义看法的。前者主要的理论依据大多据当时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的feudalism（多转引自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词条，侧重私法角度的封君封臣权利与义务的分析。后者则主要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多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入手，有托派的，也有干部派的，差异很大。[19]虽然各派的观点不一样，但马克思主义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经济和社会制度角度的解读逐渐成为大趋势，封建的普遍化开始形成。
第二，中国史范围内，中古的断限和内涵多样化。第一种是将秦统一至明末列为中古，基本不体现封建，而是以中央集权体制的发展为主线。这种方式集中体现在民国时期政府颁布的各种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虽然用了封建和中古的概念，但并没有将二者等同，只把封建放在周代政治的范畴。第二种趋势是中古与封建渐趋合一，但在具体的处理上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封建问题讨论的深入和扩大也使得中古的范围和性质进一步受到重视。在这方面，中国学术界受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很大。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历史的分期成为日本学界的争论的重点，出现了京都学派和东京大学学派两种观点。日本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内藤湖南，将汉末至隋唐称为中古（世）；东京大学学派首倡者是前田直典，将唐以后作为中古。这两派围绕中古长期争论，写了一些以中古（世）为专题的文章。从争论的整体情况来看，日本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并把经济、社会、阶级等纳入讨论范畴，多认为中世就是封建社会。[20]第三种趋势是把秦统一到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称为中古，并称为封建社会。这些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形态理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角度界定中国历史。
第三，就移植与传播的途径而言，日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既体现在非马克思主义系统的封建和中古概念的传播中，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概念的传播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与苏联关系密切，但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中国是从日本。日本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术语的译介和创造方面。中国知识分子是从日本人的介绍中了解和知道马克思主义的。[21]苏联的理论引入中国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保留原来各种术语的基础上，对来源于日本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改造。
从中古和封建之关系的变化来看，民国时期虽然没有完全合一，但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50年代末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实施，中古和封建的合一彻底完成。理论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期被以苏联为代表的五种社会形态分期所代替，中古的历史就是封建的历史。尽管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在封建的开始上有分歧，但已非原则之争。否定中国有西方式的feudalism的论点也一度沉寂。实践上，历史教学和研究都按照这个体系来操作。这也可以从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各种大纲中体现出来。
经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改造，作为同义词的中古和封建以一种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一种介于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普世历史阶段，中国的中古或封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在本质上没有不同，尽管与西欧的相比特点有所不同。从中国的历史来说，它已经不再是私人之间的法权关系，也不再是冈绍夫所谓的狭义和广义上的制度。分裂也不再其主要特征，封建与专制集权连为一体。在封建所有制的基础上，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变迁成为主线。从价值判断上来说，中古和封建则是愚昧反动的代名词，是革命的对象。
虽然中古和封建成为同义词，但中国史学界在使用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表述不太一样。中国史多用封建而少用中古（除用作中国古代史的简称外），在整体上多用中国古代史称呼1840年前的历史（一些学者认为传统三分或四分法是旧式的，需要抛弃）。新中国成立后的代表性通史教材就体现了这个特点。相对而言，世界史多用中古而少用封建，在断限上也与苏联一致，这方面的代表就是1962年版的《世界通史》教材。该教材中世纪部分的导言指出，“世界中古史（或中世纪史）讲述封建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占统治地位时期的历史，上自5世纪后期罗马奴隶制帝国崩溃起，下迄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止”。[22]1972年的修订版改为“世界中古史是封建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发展和衰亡的历史，是封建社会中以农奴或农民阶级为主的各被统治阶级同统治阶级不断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23]
四 一点启示
20世纪中期以来，国外史学界在中古和封建的研究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但出现了质疑乃至解构传统“中古”“封建”“封土”等关键概念的现象，而且还出现了以新的思路指导的历史分期法，从而使得中古和封建等概念的有效性和普遍性成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基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封建或中古问题也有很多新的研究和反思。虽然在基本理论上仍然没有突破以往的框架，但在实践上也有了较多的改变。
从中国史角度来看，原先单一的理论逐渐多样化，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日本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理论也被越来越多地吸收和应用。分期及封建诸问题不再是热点，问题的重心转移到了学术史角度的反思上。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除了原来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观点的争论外，反对中国存在封建制度或者主张将封建限定在周代的观点重新活跃起来。在这些学者看来，学术史角度的梳理证明，这种移植是失误或者错误，要予以改正。[24]
这种看法当然有其合理之处。改革开放以来，创建中国特色的历史体系一直是中国史学界和世界史学界共同探讨的话题和努力的方向。在这种形势下，对中国现代史学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做学术史的梳理和辨析就是必要的。溯源辨流，明其所由，也是创新的前提。但是，如果仅止于此，把学术史的研究作为完全否定以往实践的依据，也是不全面的。学术史角度的研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梳理所以然，也就是说，要看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环境如何，看其在具体环境中是如何被表述的，看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任何概念和观念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具体环境。进一步说，它们本身就是历史演变的组成部分，必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这是不能也不该否认的。所以不能将概念本身、其赖以发生的历史现象以及概念自身的演化史割裂开来，三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体的。
具体到本文所考察的“中古”和“封建”，除了明了其在中国和西方演化的大致情况外，更多的思考应该放在其赖以存在的历史基础（尽管本文在这方面涉及不多）以及不断被重新表述的方式及作用上。因此，主要的目的不在于表明以往学界之非，而是为了说明新的体系的创建离不开社会的现实基础。
[1]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2] 《韩非子·五蠹》，《诸子集成》第5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3] 《商君书·开塞篇》，《诸子集成》第5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4] 涵盖古代和现代研究的综合论述可以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5] 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从词源学角度对“中世纪”一词的考证较多，但在该词的最初起源及内涵等问题上，至今仍存在分歧。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中世纪”出现在15世纪，最初有多种说法，后来逐渐固定，多用medium aevum表示，现代西方语言中的“中世纪”一词就源于此，有些用复数，有些用单数表示。参见G.S.Gordon，Medium Aevum and the Middle Ages（London：Clarendon Press，1925）；Nathan Edelman，“The Early Uses of Medium Aevum，Moyen Age，Middle Ages”，Romantic Review，29∶1（1938），pp.3-25；Geoffrey Barraclough，“Medium Aevium，Some Reflections on Medieval History and on the Term ‘the Middle Ages’”，in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pp.54-63；Fred C.Robinson，“Medieval，the Middle Ages”，Speculum，A Journal of the Medieval Studies，59∶4（1984），pp.745-756；Jean-Michel Dufays，“Medium tempus’etses equivalents：aux originesd’uneterminologie de l’ageintermediaire”，Il Pensiero politico，21∶2（1988），pp.237-249。
[6] H.Spangenberg，“Die Perioden der Weltgeschichte”，HistorischeZeitschrift，127∶1（1923），pp.1-49.
[7] F.L.Ganshof，Feudalism，third edition，London：Longmans，1964，pp.106-113.
[8] “Feudalism，European”，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2005（Gale World History in Context）；Elizabeth A.R.Brown，“The Tyranny of a Construct：Feudalism and Historians of Medieval Europ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79∶4（1974），pp.1063-1088；马克垚：《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人民出版社，2010，第178～192页。
[9] F.L.Ganshof，Feudalism，pp.15-17.
[10]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三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序言，第1页。
[11] 黑暗、愚昧的中古观念源于彼得拉克，而feudal被冠以落后、反动、保守等含义则源于启蒙运动。Theodore E.Mommsen，“Petrarch’s Conception of the ‘Dark Ages’”，Speculum，17∶2（1942），pp.226-242.
[12] 李泰棻编纂《新著世界史》，商务印书馆，1922，绪论，第5页。
[13] 冯天瑜：《“封建”考论》，第163～182页；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65～170页。
[14] 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第90～102页。
[15]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第11～12页。
[16] 中国学者一般认为是独立得出的，德国学者傅德则认为收到了日本的影响。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第195页；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第165页。
[17] 日知：《“封建主义”问题（论FEUDALISM百年来的误译）》，《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第30～41、125页。
[18]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九，第64～71页。
[19] 社会史论战时期，关于封建的讨论很多，也有很多派。王宜昌总结了当时几大代表性的看法，比较确切全面。参见王宜昌《封建论》，《文化批判》，2∶2（1935），第140～187页，此处第140～153页。
[20] 谷川道雄对此有评论和总结。参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3，第一卷、第二卷中内藤湖南、宇都宫（清吉）、前田直典、西嵨定生、谷川道雄等相关文章。谷川道雄对分期问题的评论见第二卷，第313～329页。
[21] 参见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22]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第1页。
[23]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中古部分）第2版，人民出版社，1972，第1页。
[24] 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有冯天瑜等，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