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与评价
本书主要涉及环境政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将所得结论用于指导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实践，所以文献综述中共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①环境政策的演进。②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环境政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③环境政策的产业绩效研究。④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相关研究。
一 环境政策演进
（一）三大类环境政策的演进分析
常见的环境政策工具被划分为行政命令型、市场工具型、信息披露型等三类。行政命令型环境政策包括环境标准、排放目标、政府污染减排支出等；市场工具型环境政策包括税收、收费、可交易的许可证、不可交易的排放许可证等；信息披露型环境政策可根据披露内容和方式进行分类，要求企业以报表形式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露（吴荻、武春友，2006；唐钧、谢一帆，2007；张坤民等，2007；王海斌，2008）。
行政命令型环境政策，指由国家制定、颁布并实施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规定污染排放者必须遵守的目标、排放标准和技术标准，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用于环境治理的各种支出。
市场工具型环境政策通过改变经济主体的成本或收益，间接导致环境友好型行为的发生，常见的如环境税费、可交易排污许可证等。要想使污染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一个重要途径是对污染者的每单位排放征税或收费。庇古的分析表明，要使排污量达到最优，污染的边际税（费）应该等于污染的边际损害。污染税（费）事实上是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支付了一个价格，所以，这一类政策也被称为价格型政策。对污染排放征税或收费的目的，就是为企业削减污染或采取清洁技术提供经济激励。
信息披露型环境政策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它要求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使社会公众、企业财务信息使用者能够据此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经营业绩做出评价，同时也为投资者和债权人进行投资、信贷等决策提供重要信息。
上述三类环境政策各有优缺点。因此，多数国家的环境政策是行政命令型、市场工具型、信息披露型政策的综合运用，它们的演进发展具体如下。
与行政命令型相比，市场工具型政策具有一系列理论上的优势，如较高的静态效率（即成本有效性，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减排目标）和动态效率（长久而持续地激励企业加强R&D的投入，采用更先进、更能节约成本的减排技术或工艺）、灵活性（有关部门对税率或费率的调整要容易得多，而企业也能灵活地做出反应、重新考虑交费还是减排）、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为环境保护筹集资金，征收的税费以及可交易许可证是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可用于环境保护或其他政府预算）等。正是因为具有这些理论上的优越性，市场工具型环境政策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越来越盛行，典型的如美国的可交易排污许可证制度和欧盟的环境税费。市场工具型环境政策不仅成为行政命令型环境政策的有力补充，而且大有取代行政命令型而成为主流环境政策手段的发展势头（张友国、钟钰，2009；肖华、张国清，2008）。
但是，市场工具型环境政策功能的发挥还需要具备不少外部条件，如健全的市场机制，相对充分的环境信息等。而现实情况与市场工具型环境政策发挥优势所需要的一系列条件还有不小的差距，如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不完备或不对称的信息、环境受污染物的影响呈现区域性特点等。
因此，从本国的国情出发为市场工具型环境政策的实施创造条件至关重要。具体措施包括：健全市场机制，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充分考虑区域特点，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加强环境价值评估研究，加强宣传和培训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使企业迫于信息披露压力而高度关注自身生产的清洁程度、环保行为、产品的安全指数以及环境投资方面的成本效益分析等内容，间接导致环境友好型行为的发生。随之信息披露型环境政策也就逐渐为人们接受与推崇，从而演变成现在的行政命令型、市场工具型、信息披露型三大类环境政策共存的局面（周一虹等，2009；尚会君等，2007）。
环境政策的行政命令型、市场工具型、信息披露型分类较为常见，但按照作用原理将环境政策分为如下两大类有助于加深对环境政策的认识与理解：①直接财政支出对外部效应进行补偿，包括行政补偿和市场补偿。行政补偿由政府通过财政拨款、转移支付，对生态贡献者进行补偿，又叫垂直补偿；或者由高一级政府出面在不同政府、地区（区域）或主体单位间进行，由生态受益者向生态提供者进行补偿，又叫横向补偿，排污权交易政策属于该范畴。市场补偿指在征收环境（资源）税时，对加大清洁技术、能源使用效率投资的企业和部门，进行税基抵扣或税率调减，这里就涉及环境信息披露型环境政策。②通过税收使负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包括环境税、资源税、部分消费税。
（二）我国三大类环境政策的实施进展及本书环境政策的选择
排污收费是我国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环境政策，对中国的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一直备受收费难与费用使用不合理等问题的困扰，相关部门正在酝酿费改税的政策。为此本书选择污染排放征税作为一个代表性环境政策，因为它既是典型的市场工具型政策，又是我国未来的重点环境政策之一（吴荻、武春友，2006；唐钧、谢一帆，2007；张坤民等，2007；王海斌，2008；张友国、钟钰，2009；肖华、张国清，2008；周一虹等，2009；尚会君等，2007）。
为充分体现环境政策的激励作用，并与污染排放征税政策相配套，本书选择企业源头清洁技术投资作为另一个代表性环境政策，因为将企业源头清洁技术投资纳入污染排放征税税基，可以激励企业加大清洁生产技术方面的投资，从而与污染排放征税政策一起，形成“奖罚分明”的环境激励政策。企业源头清洁技术投资越大，污染征税越少，相当于给企业清洁技术投资附加了一个“负”价格，所以企业源头清洁技术投资也被称为价格型的政策工具。
为了达到国家《“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纲要》提出的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环境目标，各级政府部门都采取了相应的财政手段，以体现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目标和决心。为此，本书选择政府末端污染减排支出作为行政命令型政策工具的代表。
排污权交易是当前备受各国关注的一项环境政策，它通过有效配置环境容量资源、允许产权自由转让以降低污染控制的社会成本，成为实施污染总量控制的有效方法。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我国虽处于起步阶段但比较重要。鉴于此，本书选择排污权交易制度作为又一个代表性环境政策进行研究。
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在我国逐渐兴起，国家环境保护部先后亮出“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三把“利剑”以督促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目前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披露企业主要集中在重污染行业，披露信息不完整且主要为历史信息，有关环境信息披露的法规、准则不够完善。因此，继续完善和推行我国信息披露型环境政策势在必行。
总之，本书选择污染排放征税、企业源头清洁技术投资、政府末端污染减排支出、污染排放权交易制度、信息披露型环境政策等作为代表性环境政策，研究它们促进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以此为基础，在实证分析中环境政策将做进一步扩展。
二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环境政策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开始将环境质量引入生产函数、效用函数，在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讨论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代表性的文献有Bovenberg（1995，1997）、Smulders（1995，2000，2003，2005）、Xepapadeas（1997，2005）、Grimaud A.（1999）、Lucas Bretschger（1998，2005）、Brock and Taylor（2005）、Francesco Ricco（2007）、Tapio Palokangas（2008）、Jun-ichi Itaya（2008）、Orlando Gome（2009）、Manash Ranjan Gupta（2009）、Georg Kirchsteiger（2010）、Catarina Roseta-Palma（2010）等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整体而言，这些研究经历了从单部门经济到多部门经济的发展。下面先简单介绍从单部门经济到多部门经济研究的发展过程及相应的研究框架，再按照基于技术进步、基于人力资本积累、基于物质资本积累的传导分别进行文献综述与评价。
静态单部门经济下，环境政策对生产可能性前沿施加约束，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因为严格的环境政策使生产成本增加、资金的报酬和投资的动机降低，投资降低又会使经济发展率下降，这是环境政策的直接负面经济效应。单部门经济的生产可能性前沿以总生产函数形式可描述为：总产出水平Y=A·F（K，R，L），它取决于技术水平A、物质资本K、劳动力L、自然资源R等，这里自然资源的使用，也可表现为污染的排放，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严格的环境政策使自然资源使用成本增加、报酬下降，致使自然资源的投入下降，同时自然资源自身的稀缺性也会导致资源投入下降，而在单部门经济中，资源投入的下降无法抵消，从而经济发展难以持续。
然而近期研究表明，动态多部门经济中，环境政策能激发企业进行技术调整，从而拓展生产可能性前沿，具有间接正面经济效应。具体而言，严格的环境政策会激励科技创新活动和清洁技术投资，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提高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多部门经济的生产可能性前沿以总生产函数的形式描述，与单部门经济相同。然而在多部门经济中，技术水平在R&D部门的推动下不断提高，表现为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也在人力资本生产部门的推动下，不断发展与扩大，表现为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对总产出的溢出效应，使经济的长期增长成为可能，增长的速率取决于投入要素的增长率和产出弹性。所有这些讨论都必须基于多部门经济假定才能展开。
因此环境政策能否以及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关键在于环境政策如何通过相应的中间环节，激励生产要素调整并朝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自我积累。从环境政策实施到经济发展目标实现这一整个过程，即为传导路径。因此对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多围绕传导路径在多部门经济假定下展开讨论。
（一）基于技术进步研究环境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Bovenberg和Smulders（1995）通过建立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研究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讨论可持续增长与最优增长同时满足的条件，解释政府如何介入以实现自然资源和知识技术的最佳利用水平并发挥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提出了基于知识技术进步的政府污染减排支出政策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条件。Xepapadeas（1997）假定两部门经济中技术具有溢出效应，在生产函数基础上引入污染密集度函数，构建污染排放函数以研究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到的结论是：污染减排技术具有门槛效应，当污染减排技术达到一定临界值时才表现出技术的溢出效应，从而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可能。Lucas Bretschger（1998）关于污染税收的环境政策与技术进步的研究发现，随着资源稀缺性加重和环境政策的执行，中间产品部门将用劳动力替代越发昂贵的资源，导致劳动力从R&D部门流向中间产品生产部门，表现为替代效应；另一方面，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对消费者而言更加昂贵，最终产品的需求和产出因而下降，劳动力从中间产品部门释放而流向R&D部门，表现为产出效应。当替代效应小于产出效应时，更多劳动力流向R&D部门，创新增长率因而提高，技术进步取得突破。Grimaud（1999）在Schumpeterian框架下设定两部门经济，引入技术进步并将其内生化，以寻求Aghion-Howitt模型下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均衡，识别环境税收政策和中间产品补贴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路径，并推导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水平。孙刚（2004）通过对Stokey Aghion模型进行扩展，发现政府的环保支出对环境质量改善的边际贡献率在长期能否大于一个临界值是可持续发展能否维持的关键，从环保技术效率的角度证实了政府的环保支出政策促进增长的内在机理。彭水军、包群、赖明勇（2005）通过将不可再生资源引入生产函数，构建了一个基于产品种类扩张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在自然资源不断耗竭的条件下内生技术进步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的内在机理。Lucas Bretschger（2005）通过建立AK模型，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证实了内生技术创新对于自然资源使用与经济发展相容性的作用，指出技术进步具有弥补资源稀缺、报酬递减、弱替代弹性、物质平衡约束的潜力，但同时又受到创新回报递减和研究成本上升的限制。Francesco Ricco（2007）阐述，多部门经济假定下，污染量的变化率取决于污染排放与污染减排投资及相应弹性值的大小，严格环境政策下污染排放约束对最终产品的阻碍作用可以由技术进步和物质资本的积累来部分或全部抵消，从而达到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的效果。然而，Grubb（2002）认为，至少在能源部门，技术进步不会自发产生，而需要政策的激励与引导。Popp（2002）通过专利数据发现，依据Hicks中性技术假定，投入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导致了技术进步的产生，在改善环境的同时促进了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EKC（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产生。这一研究表明，调节包括能源在内的自然资源价格是引发企业进行清洁技术投资与开发的重要途径，征收污染排放税或资源使用税改变了资源的价格，实质为价格调节手段。Bovenberg和Smulders（1995）、Bovenberg（1997）、Bretschger（1998，2005）、Bretschger和Smulders（2006）等研究中都引入了污染排放税，以激发企业进行技术投资，研究结论与Grubb（2002）的吻合。Tapio Palokangas（2008）在联合国层面下考虑成员国效应，基于两部门经济假定建立C-D生产函数，使人力资本在最终产品部门和R&D部门进行分配。研究发现，通过污染排放税政策的实施，更多的人力资本流向R&D部门，激发技术进步以Possion流的形式产生，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了环境政策的帕累托最优均衡。Jun-ichi Itaya（2008）将污染排放、劳动力引入效用函数和C-D生产函数。研究发现，由于劳动力供应的内生不确定性，技术进步中存在不确定性均衡，而环境税收政策在均衡增长路径不确定时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在均衡增长路径确定时阻碍经济的长期增长。Geoffrey Heal和Nori Tarui（2009）研究当污染减排活动具有公共物品特性时，如何激励企业同时进行污染减排投资和R&D技术投资。通过成本博弈模型分析发现，R&D的技术外溢程度对污染减排的效用起着关键作用，在纳什均衡下，污染减排投资会超过最优均衡下的投资水平。Oscar Afonso和Rui Henrique Alves及Paulo B.Vasconcelos（2009）针对统一货币的国家，研究技术创新投资对经济的正效应与公共财政赤字对经济的负效应之间的平衡。通过数理推导和数字模拟发现，技术创新投资能产生迅速的经济赶超效应而又不会产生明显的负外部效应，长期而言也不会对公共支出账户均衡产生负面影响，从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技术创新投资能够抵消环境政策产生的负效应，如同抵消财政赤字政策的负面影响一样。Norman Sedgley和Bruce Elmslie（2010）将协整检验与内生增长模型相结合，运用战后美国数据再次验证知识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分析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单一的协整关系，从而为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模型提供了经验支持。
上述研究有的只考虑了市场性环境政策工具（如污染税或资源税），有的只考虑了行政性环境政策工具（如政府污染减排支出），很少同时采用税率、企业清洁技术投资与政府减排支出的环境政策，这三类环境政策由于受用对象和作用机理、政策效果都不相同，不能相互替代，因而三项政策同时实施产生的政策效果值得研究；上述基于技术进步的研究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积累对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与实际有出入；上述研究多数基于经济假定与模型推导对环境政策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展开理论探讨，实证研究尚少。
（二）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研究环境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Gradus和Smulders（1993）认为，环境政策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会促进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降低居民生活质量、缩短居民寿命，从而导致人力资本直线折旧，而环境质量提高则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如在总产出函数中引入人力资本要素，并假定人力资本的积累速率直接受到污染排放的影响，通过环境政策的实施，污染排放下降，人力资本积累的速率会增大，从而会促进经济发展。van Ewijk和van Wijnbergen（1995）、Kany和Ragot（1998）进一步假定人力资本积累的速率与环境污染成反向函数关系，认为环境污染使学生的认知能力下降，从而直接降低人力资本生产率，而污染排放的下降则改善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促进生产率的增长。Hettich（1998）假定劳动力供应为内生变量，建立人力资本积累模型，发现严格的环境政策会使企业用人力资本替代物质资本。为降低污染排放量，企业会降低物质资本投入或加大污染减排投资支出，同时企业会将对物质资本的需求转变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以抵消生产下降和污染减排投资的负面效应。于是，人力资本相对回报率相应提高，会导致家庭减少闲暇、增加受教育的时间和资金投入，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生产率的增长。彭水军、包群（2006）通过构建有环境污染约束的经济发展模型，研究了环境污染外部性、人力资本开发以及内生技术进步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结论表明，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严厉的环境标准，以激发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沿着最优增长路径经济将获得更高的产出和消费增长率。Grimaud和Tournemaine（2007）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三部门经济下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型。研究发现，环境政策能提高经济发展率，作用机制是：一方面，高污染税率使污染性产品成本过高，而受教育的成本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教育不仅能提高个人的生产力，而且具有Schultz（1963）的收入效应、参与效应、能力效应，或者按照Alstadsaeter（2004）、Boonprakaikawe和Tournemaine（2006）的研究，教育具有工资收入效应和精神提升效应，这些效应可提高居民的消费效用水平。这两点共同强化了居民加大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机，最终提高经济发展率。胡援成（2007）通过建立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分析，得到结论：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低是导致我国省际层面资源诅咒存在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投入能够有效地解决资源诅咒现象，从资源诅咒的角度论证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彭水军（2008）通过建立两部门的经济模型，研究家庭内生化劳动休闲决策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结论是，政府的污染减排支出政策会激发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克服污染的负外部性、促进经济发展，且污染的减排支出弹性越大，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就越高，稳态增长率也越高；而休闲意识越强，或污染的产出弹性越高，则稳态增长率越低。Jhy-hwa Chen等（2008）考虑政府、企业、家庭三方，引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环境污染并建立C-D生产函数，假定人力资本用于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和污染技术处理部门，研究环境污染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结论是：如果将劳动-闲暇时间分配决策内生化，即使不考虑环境污染的外部性，污染减除政策也能达到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效应，与Bovenberg和Smulders（1995）及Bovenberg和de Mooij（1997）等认为必须以环境污染的外部性超过产出弹性为条件不同。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单独设立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以专门考虑闲暇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Ben J.Heijdra和Ward E.Romp（2008）对人力资本的成因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发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人力资本积累，而人力资本受到寿命、人口生产力、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Thomas Osang和Jayanta Sarkar（2008）研究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生命周期的不确定性会降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在确定生命周期内构建代际重叠模型中则发现政府用于健康和教育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抵消生产要素数量下降对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负面影响。Sergio Beraldo和Daniel Montolio及Gilberto Turat（2009）运用19个欧洲国家1971～1998年的面板数据发现，投资健康消费与教育服务的国家具有更高的经济发展率，而投资健康消费与教育服务直接影响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积累，再次间接说明人力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Orlando Gome（2009）假定下一代关于消费的价值预期在适应学习中逐渐形成，认为经济最终能否收敛于某一稳态均衡增长率取决于基本的学习要求是否得到满足，因此经济发展率取决于消费预期，基本的教育培训实施越好，人力资本积累越好，消费预期效率越高，经济发展率越高。Georg Kirchsteiger和AlexanderSebald（2010）提到，高学历父母往往会加大子女的教育投资，将这一代际的投资链引入代际重叠模型研究内生人力资本形成，结果表明通过税收资助义务教育有助于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实现更大的帕累托改进，间接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对均衡增长率有促进作用。
上述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研究，多数只考虑消费者关于物质和环境的偏好，没有将教育作为消费品纳入消费者偏好，使分散竞争均衡模型CDE分析不能充分反映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上述研究未将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积累甚至社会资本积累一并研究，不能体现彼此的相互作用关系；另外，上述研究大多基于数理模型对环境政策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展开理论探讨，缺乏实证支持。
（三）基于物质资本积累研究环境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Michel和Rotillon（1995）将居民降低当前消费增加储蓄投资的效应定义为“厌恶效应”，即随着污染存量的增加，居民的边际消费效用会降低。根据拉姆齐法则，家庭的储蓄率必须足以弥补跨期消费不耐烦效应和消费变化造成的效用损失；而作为资金的需求方，企业要求资金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产出，这样在均衡路径上，储蓄率和投资率会逐渐调整，使资本的边际产出恰好等于时间贴现率与消费价值的预期下降，从而促进经济发展。Mohtadi（1996）假定家庭将消费与环境质量看作互补品，为改善环境愿意放弃部分当前消费，用于储蓄投资，进行物质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前提条件是边际消费效用随环境质量的改善而提高。Toshiki Tamai（2009）以Romer（1990）为基础进行中间产品种类扩展并构建内生增长模型，特别提出了公共资金积累，结果表明，均衡增长路径上消费增长率收敛于逻辑斯蒂克曲线，而且公共资金积累通过激励中间产品的多样性需求和市场利率而促进经济发展，这里的公共资金积累也为物质资本积累的一种，但这里公共资金积累的源泉在于收入税，多少具有税收扭曲效应。Manash Ranjan Gupta和Trishita Ray Barman（2009）通过构建内生增长模型特别关注生产性公共支出和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征收污染税并将其在生产性支出和污染减排支出之间进行分配，通过最优均衡分析求得最佳分配比例，实现鞍点稳定的均衡增长。这里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属于物质资金积累的范畴。模型描述了从污染税收政策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遗憾的是没有同时考虑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与现实情形有一定的差距。Manash Ranjan Gupta和Trishita Ray Barman（2009）以Agenor（2008）模型为基础，通过构建内生增长模型特别关注健康资本、公共设施建设和环境污染，政府将污染税收在健康、公共设施和污染减排之间进行分配，均衡分析表明，最优公共设施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小于公共投入占竞争性产出的比例，并且随着污染-产出比系数反向变动。这一研究通过分析污染税收在三者之间如何分配以改善环境促进发展，从健康资本积累的角度分析环境政策如何促进经济的发展，对环境政策与内生经济发展特别是物质资本的积累方式做出了有益的补充。Alexandra Ferreira-Lopes等（2010）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试图构建不一样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存在社会资本和环境的外部性问题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结果表明，社会最优均衡模型中，投到教育学习和社会资本的人力资本同样多，而在分散竞争均衡中，分配到污染减排的人力资本则为零。该研究特别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其积累也需要人力资本的投入，认为社会资本包括社会机构的改进和政策的完善等，某种意义上说是特殊的物质资本积累，丰富了物质资本积累的内涵。关于这一问题，另外还有很多经典文献值得借鉴（Zhongxiang Zhang，2008；郭晔，2007；等）。
上述作用机制一部分基于环境政策能够影响储蓄的假定，但储蓄还受社会保障体系等因素的影响，环境政策能否通过储蓄这一路径改善环境促进增长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上述作用机制另一部分基于环境税收用于公共资金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假定，但缺少实证支持；环境征税所得的收入除用于政府减排支出外，部分还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和其他形式的投资（如健康投资、社会资本投资），尤其是社会资本积累（已被引入经济学领域，并有扮演如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资本积累等对经济增长的同等重要角色的趋势），但是将社会资本积累引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用于环境经济问题研究的成果凤毛麟角，本书试图在社会资本积累这一点上有所突破。
总体而言，现有环境政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还存在如下问题：①推导从环境政策实施到经济发展目标实现所经历的“传导路径”，归纳相关命题并进行数理证明与实证检验，是打开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传导机制“黑匣”的关键所在，但这样的工作尚未见到。②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休闲、环境质量同时纳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同时基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积累（而不是要么基于技术进步，要么基于人力资本积累，要么基于物质资本积累）对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的工作还有待加强。③环境政策通过不同“传导路径”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无从比较与测度，因而对理论与实践的指导都带有盲目性和随意性。④已有研究基于经济假定与模型推导对环境政策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展开理论探讨，还需要有效而稳健的环境政策绩效计量实证分析为其提供经验支持。⑤国外关于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研究所依据的经济、法律、人文、社会环境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有所不同，因此不能保证其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三 环境政策的产业绩效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人们不但关注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的治理，而且重视对环境政策实施可能产生的生产率绩效、利润率绩效的实证研究与评价。传统的环境经济学假说认为，环境政策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存在社会收益与私人成本的权衡，环境规制制约企业竞争力，但这种假说由于其严格假设损害了理论的普适性等原因而遭到质疑，并由此诞生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双赢假说。双赢假说引入动态创新机制，打破了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分析框架，提出环境规制会激发企业创新与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则可获得“创新优势”与“先动优势”。根据外部性理论，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讲还是依赖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只有当实施环境政策所获得的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时，才意味着规制政策是有效率的。有效的环境政策，应当在达到污染控制目标的同时，尽量减少对产业绩效的不利影响，甚至达到环境保护与产业绩效“双赢”的状态。为此，经济学者就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赵红（2008）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影响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与解释，形成了传统观点、修正观点和综合观点三种主要观点，与张红凤（2009）梳理的制约、双赢、不确定性观点基本吻合，对于加深对环境规制与产业绩效关系的理解，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传统观点（或制约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的执行以提高生产成本或对营利性、生产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为前提，必然降低产业绩效，制约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传统观点根植于马歇尔在19世纪末率先提出的外部性理论。具体表现为产业追加投资、改进生产工艺、调整生产过程（Christiansen & Haveman，1981；Siegel & Johnson，1993），同时生产流程改进、调整给产业带来不确定性风险，都可能对产业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造成负面影响（Rhoades，1985）。有相当多的研究支持传统观点，Dension（1981）通过分析发现，1972～1975年美国16%的生产率下降可以归因于环境规制；Jorgenson和Wilcoxen（1990）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导致1973～1985年美国的GNP水平下降了2.59%。Toshiyuki Sueyoshi and MikaGoto（2009）研究长期环境投资和短期环境治理支出对美国电力行业金融绩效的影响，发现1989～2001年空气清洁法令对美国电力行业的金融绩效造成负面影响，原因是美国电力行业的生产模式不利于环境保护，因而空气清洁法令对其而言相当于增加成本负担。
修正观点（或双赢假说）认为，尽管环境规制会给产业造成成本与效率负担，但这些负担可以通过技术创新等途径得以弥补从而提高产业绩效，这也就是著名的“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等人提出。波特认为，传统观点的缺陷在于静态分析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导致产业绩效下降。但从动态角度看，环境规制政策的合理制定与执行，能够为产业提供技术创新的信息和动力，从而抵消、超过环境规制的成本，这一效应称为“创新补偿”效应。补偿途径包括产品补偿和生产过程补偿，通过补偿可降低成本、增加产出，还可能降低生产的“X”非效率，激励产业重新审视和调整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在提出创新补偿理论的同时，Porter提出了“先动优势理论”，他认为在社会环境意识日益提高及有效环境规制不断出现的情况下，企业通过率先采取环境友好措施，如改进生产过程与产品环境性能，可优先于其他竞争者在国际市场中获得更多的“货币投票”，即获得“先动优势”。波特假说引发了新一轮的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产业绩效及国际竞争力关系的研究（Porter，1991；Porter & Linde，1995）。Brunnermeier和Cohen（2003）运用美国146个制造企业1983～1992年的数据分析发现，环境专利数量与污染治理成本间存在较小但统计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erman和Bui（2001）研究发现，美国1982～1992年的空气质量规制，对洛杉矶地区石油冶炼业的生产率有正的影响。吴巧生、成金华（2004）认为环境规制以技术进步为途径减轻了污染、提高了产出，强调环境政策工具对技术进步的激励作用。黄德春、刘志彪（2006）以Robert模型为基础进行数理分析，发现环境规制通过部分或完全抵消直接费用而产生了产业绩效，并以海尔为例阐述了环境规制的产业创新绩效。李永友、沈坤荣（2008）运用省际工业污染数据研究表明，我国环境政策的减排效果显著，尤其是污染收费制度表现更为突出。赵红（2008）运用1996～2004年的中国产业数据，再次验证了“波特假说”，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具有长期的技术创新绩效。Myunghun Lee（2008）运用受限成本函数（RCF）研究发现，尽管一般而言环境政策规制会导致生产率的下降，但这并不适合韩国，尽管环境政策规制近乎苛刻，韩国的经济几乎毫发无损：韩国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GDP增长率分别为8.4%和8.1%，1991～1996年为7.9%，而1997年、1998年较低则是受到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Mouez Fodha和Oussama Zaghdoud（2010）以小而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突尼斯为研究对象，讨论其经济发展与污染排放的关系，发现1961～2004年，污染减排政策与污染减排支出不会影响经济发展，这表明，长期而言在突尼斯实行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Alfredo Marvão Pereira和Rui Manuel Marvão Pereira（2010）运用VAR计量模型，研究CO2减排规制政策对葡萄牙1996～2003年的煤、电、天然气等基本能源需求的冲击，通过脉冲函数及方差分解分析发现，实行能源转换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实现CO2减排和良好经济活动出现的双赢局面。
综合观点（不确定性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可正可负，具有不确定性。波特假说提出后，引发了广泛争议，争论聚焦于假说的前提、主要内容和理论的普适性等方面。首先，Jaffe et al.（1995）和Palmer et al.（1995）认为，如果污染投资所引致的创新除抵消投资成本外还有盈余，即使没有政府的环境规制，趋利产业也不会放弃投资；其次，产业并不存在普遍的非效率，加上创新活动属于风险投资，都使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后，波特假说基于大量案例的归纳演绎，缺乏严格的数理证明，适用范围有待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强度、政策工具的市场型与行政型特点、产业特点和市场结构等都影响环境规制的产业绩效，各自表现为成本负效应或创新正效应，两者的强弱程度决定环境规制的最终绩效。李郁芳、李项峰（2007）认为，研究环境政策规制绩效时，要考虑地方层次上环境规制的外部性，从而使环境政策绩效的实证研究更加符合现实。方惠、方虹、雷涯邻、王红霞（2008）认为，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对生产成本、产业进入和技术创新等影响的传导机制产生的，有直接与间接影响、积极与消极影响之分，为客观评价环境规制绩效，应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影响因素。曾文慧（2008）关于中国跨省水污染的流域越界污染规制实证研究，考虑了相关因素的影响，间接说明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支持综合观点。Bwo-Nung Huang和M.J.Hwang及C.W.Yang（2008）以82个国家的能源消费和1972～2002年的GDP数据为基础，运用GMM-SYS方法分4个组进行面板VAR模型估计，并得出结论：既然能源消费不能导致经济发展，那么能源保护政策应该在所有国家得到强力执行。张红凤、周峰、杨慧、郭庆（2009）的研究发现，以产业结构配置政策的合理调整为条件，山东规范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使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和能源消耗强度双高的严峻形势得到缓解。Akbostanci et al.（2009）以土耳其1968～2003年的CO2、SO2及PM10排放量为污染指标，对EKC的存在性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当不引入技术变量时，结论不支持EKC假说，作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染排放量不会自动减少，这暗示只有进行污染减排技术投资、实行环境规制政策，才可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污染排放量的减少。Popp et al.（2009）强调，充分理解环境政策规制与技术创新的相互作用机制，对于环境政策规制的成本-利润或成本-效益分析至关重要。Chen-Lung Yang et al.（2010）提出环境规制是生产管理、持续改进、供应方管理的延伸，因此环境规制可以看成某种作用机制，通过这一机制，生产管理、持续的改进、供应方管理能加强它们各自对于企业竞争力的贡献，进一步促进企业环境规制的执行，反过来促进企业成本降低、质量改进、产品/过程创新等竞争能力的加强，但其功效发挥程度受到企业文化、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很有意义的相关研究工作。马树才、李国柱（2006）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EKC研究发现，我国的环境污染不会随经济发展而自动改善；只有界定产权，通过一定的政策激励措施并辅之以严格执法，才能阻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使我国环境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李刚（2007）针对当前学者研究中国环境Kuznets曲线存在的问题，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研究，认为中国有部分环境指标满足环境Kuznets曲线的倒U形特征。李仕兵、赵定涛（2008）构建了一个带有环境污染约束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求解动态最优化问题，讨论了各经济、环境参数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率的影响，并进行了经济学解释。刘笑萍、张永正、长青（2009）基于对EKC效应的计量经济学检验，提出了描述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离散模型，计量分析与数据Monte Carlo仿真模拟的结果表明，我国环境目标的实现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在今后分类落实多方面的政策与技术措施来增加我国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目标的可能性。万建香（2009）采集中国1997～2007年29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横截面加权方法重新验证环境Kuznets曲线的存在性，并进一步引入教育与科技变量以验证其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与科技变量引入前后都存在倒U形环境Kuznets曲线，但教育对环境与经济关系的改善并不显著，这一点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描述的教育是促进经济与环境双赢的传导路径之一的结论相违背。对此，作者相机提出了经济意义解释与政策建议。万建香（2009）以“工业三废”代表污染，以GDP代表经济，通过对教育科技变量引入前后环境Kuznets曲线存在与否的重新验证来论证教育与科技变量的重要性，结果发现在我国的确存在“抛物线”状的环境Kuznets曲线，教育科技非但没有显著地改善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反而使倒U形曲线的拐点出现推迟。对此，作者就如何加大教育科技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加大教育科技在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建议。另外还有很多有意义的相关研究（刘凤良、吕志华，2009；袁富华，2010；等）。
以上这类研究为环境规制的制定执行和经济环境“双赢”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建设性意见。但是，若能将数理模型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研究结果将更具说服力。现有实证研究大多基于波特假说，应用计量回归模型，验证假说成立与否，得到了事实性的结论，但稍显单薄和零散，或基于单个的行业数据，或基于单维的时间序列数据，普适性有待验证。另外实证研究中环境政策规制绩效的内涵，或单指R&D创新绩效、或单指某类污染排放绩效，未能客观评价环境政策的产业绩效。本书将针对已有问题，运用丰富的数据和更为合理的计量方法，客观地比较不同环境政策通过激励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规制绩效，并据此分析其政策含义、提出整合环境政策的建议。
四 鄱阳湖区的相关研究
为落实温总理“保护好鄱阳湖一湖清水”的指示精神，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范围包括南昌、景德镇、鹰潭3市，以及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的部分县（市、区），共38个县（市、区），国土面积5.12万平方公里，2007年末总人口1977.6万人］的构想，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划和项目策划。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最终将建设成为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长江中下游水生态安全保障区、加快中部崛起重要推进区、低碳经济试验区、国际生态经济合作重要平台。迄今为止，关于鄱阳湖区建设的研究与论证主要有如下一些内容。
（一）基于经济地理特征、产业结构及城市布局等方面，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构建的研究和论述
①合理进行功能分区。根据自然生态系统的不同特征和经济地域的联系，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划分为湖体核心保护区、滨湖控制开发带和生态经济发展区。
②科学制定“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原则：坚持规划的统一协调性，强化规划管理，发挥规划的先导和调控作用；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全面规划和推进鄱阳湖区域内城乡交通路网建设；打造中心城市品牌，突出其核心作用，统筹城乡发展，积极有序推进村镇建设规划；实施“五个一体化”，打造鄱阳品牌，做强东岸区域中心。
（二）对鄱阳湖区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主要研究
1.关于鄱阳湖区的生态环境研究
对鄱阳湖自然资源生态进行保护的研究受到专家的重视。傅春、林永钦（2006）综合运用物元理论、专家咨询法、频度统计法和Rough集理论，探索了一种构建鄱阳湖区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评价指标体系，为鄱阳湖资源综合开发与评价提供参考。蔡玉林（2006）成功改进了提取湖泊水位、估测蓄水量及其变化的方法，并将其用于鄱阳湖水环境治理与相关研究。黄金国、郭志永（2007）分析了鄱阳湖湿地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其面临的威胁，提出了鄱阳湖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可持续利用的主要对策。林永钦（2007）基于多目标群决策的鄱阳湖综合承载力研究，构建了湖泊综合承载能力分析的理论、模型、方法与应用体系，为鄱阳湖水资源保护提供理论支持。曾南京等（2008）对鄱阳湖湿地环境与资源的现状进行了概述，提出了鄱阳湖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对策，并强调生态旅游是湿地保护的重要途径。龙振华、刘刚、彭浩、张文超（2009）从鄱阳湖的现状着手，指出了鄱阳湖生态环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治、法律、经济、技术四方面的对策建议。刘芸、吴传胜、童波、刘学文（2009）分析了鄱阳湖湖控工程实施对鄱阳湖区水生态环境产生的一系列影响，结果表明，实施湖控工程后湖区水体初级生产力将得到提高，水生生物资源量会有所增加，但生物多样性会降低。
2.关于鄱阳湖区的经济发展研究
近年来，对鄱阳湖区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的研究较多。主要文献有：涂玮、任黎秀、周彬、吴兰桂、谢雯、和艳（2005）提出以生态旅游为依托的绿色生态与经济良性循环互动模式是保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资源、解决人与自然相争的较好途径；鄱阳湖区域发展的PRED系统研究（余欣荣，2000）；鄱阳湖区农业自然资源利用的演变研究（邹秀清，2001）；鄱阳湖区湿地保护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策略研究（胡细英，2007）；鄱阳湖生态环境统筹规划、布局与开发研究（赵其国，2007）；鄱阳湖湿地资源保护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研究（蔡海生，2007）；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思路、建设目标、战略布局、战略重点、政策建议（江西省社科院课题组，2008）；等等，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提供了决策依据。
为进一步扩大鄱阳湖生态区的学术交流平台，江西省社科院顺势创设了《鄱阳湖学刊》，专家学者们对鄱阳湖生态区的建设纷纷建言献策。李京文、刘治彦（2009）认为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人文社会条件是影响区域发展格局的主要因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地处中部地区，发展条件决定了它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取向：是江西和中部地区崛起的带动区，构建长江中游经济区的战略支撑区，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示范区。李周（2009）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必须构建有利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产业体系，探索出一条坚持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坚持经济生态化进程、坚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坚持新型工业化与生态城市创建良性互动、坚持国家产业政策和大项目带动的新思路。李志萌（2009）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重点分析区域保护与发展互动协调的基础及其支持体系建设，探索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互动协调的发展模式，创新发展理念，力图使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朝更加合理、更为协调的方向演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姬鹏程、孙长学（2009）提出制约鄱阳湖生态区发展方式转变的各种体制机制政策因素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并立足于生态经济区建设的现状和发展需求，深入分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现有体制机制的主要问题，提出了6项体制、8项机制创新的重点及优先序，以及生态经济区体制机制建设的政策支撑体系和综合配套改革。陈晓玲、曾群（2009）针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需要，考虑通过计算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来定量测度该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选择1990年、2000年和2008年三个时期的卫星遥感影像，各行政单元的GDP，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定各行政单元的生态经济协调程度，为调控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李松志（2009）采用2007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县域的统计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法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2个县域划分为5个县域经济类型，针对不同类型的县域提出了不同的产业政策建议，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建设性的指导。高静、洪文艺、李文明、章勇刚、罗芬（2009）以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探讨游客的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对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影响，以指导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经营管理者对未来解说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保护区游客管理建议。
上述关于鄱阳湖区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三方面展开：政府层面的生态区战略规划研究、科技层面的生态区资源保护研究、产业层面的生态区经济发展研究，为后续生态区建设研究提供了理论与经验基础。但是，基于环境政策层面的生态区经济发展研究尤其是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研究几乎没有，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的双重压力，研究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并相机提供政策激励措施至关重要、刻不容缓。
鄱阳湖不仅是江西的生态名片，也是中国的生态名片；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把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崭新的探索，必将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样本”。但从目前的进展来看，有关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理论和发展模式的探索仍然相对滞后，尤其是基于鄱阳湖区域生态环境本底条件和战略目标的实现，对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的研究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因此，本书应用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探讨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和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进行环境政策模拟，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直接的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