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本书的理论目标及相应内容

一 问题的提出

“经济学”一词最早是oikos（家庭）和nomos（法或原则）的结合，它的意思就是家庭管理的原则。因此，从起源学来看，“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组织，而管理组织的目的在于提高组织运作的有效性，组织运作的有效性又体现为合理的分工。一般地，人们积极参与某种组织，就在于组织所形成的分工合作能够带来分工收益与合作剩余，从而使得每个成员都能够获得更满意的收益。但是，这又衍生两方面的问题。（1）组织所产生的分工收益大小取决于成员之间的合作程度，而成员是否采取合作行为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合作则取决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即机会主义行为是否会受到惩罚机制的有效制约。显然，这涉及制度和规范的建设与完善问题。（2）成员从分工合作中获得的满意程度又取决于分工收益的分配，而分工收益的具体分配则取决于成员之间的竞争，取决于由此产生的分工规则。显然，这涉及收益的分配问题。因此，组织成员间充满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不仅关涉分工合作，也关涉收益分配。这也符合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组织、分工、制度和分配。

根据上述核心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经济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在宏观方面，就涵括了国家组织的组成、社会分工的深化、国民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的优化以及社会制度的改进等；在微观方面，则包括组织结构的构建、组织资源的配置、组织成员的关系、协作生产的分工、共同成果的分配、组织运行的方式及治理，等等。威克斯蒂德指出，经济学“可以包括对资源管理的一般原理的研究，不管这种资源管理是个人的、家庭的、企业的，还是国家的；包括对在一切管理中发生浪费现象的方式的检查”（转引自埃克伦德和赫伯特，2001：10）。要真正厘清组织问题，要揭示与组织相关的治理、分工以及分配等问题，就必须探究组织的性质以及组织的本质。事实上，如果组织由特定个体所成立和控制，那么，组织就具有主权性质，为特定个体所有，主权者管理组织的主要目的仅仅在于提高自身收益，这就是狭义的效率问题。但是，如果组织是由众多个体通过契约而成立和控制的，组织就具有公共机构属性，属于所有利益相关者所有，此时组织的有效运行呈现出强烈的道德性，关乎分工收益在成员之间的分配。

那么，如何揭示事物的本质呢？一般地，本质是事物的根本属性，是由隐藏在事物表象后面的内在结构决定，不同认知主体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且，社会事物之间本来就形成一种相互作用的错综复杂的共生关系，而不像自然事物那样存在着一种单一的万有引力。特别是，由于社会事物自反馈效应造成的复杂性，人类是无法完全认识到事物本质的，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对本质认识的深化，而这本身需要认知主体具有足够广博的知识。譬如，对企业组织的研究就是如此，它需要把企业组织和家庭组织、国家组织等联系起来进行类比和联想分析，同时，也需要运用其他领域的知识及思维方式进行综合和萃取分析。其实，作为经济及社会活动的细胞，长期以来，企业都是社会科学各学科所关注的焦点：心理学对企业内员工行为心理和激励机制的研究，社会学对企业内网络关系及其社会成本以及科层制中的权威关系等的考察，伦理学对企业及其代理人的社会责任的分析以及对规范企业经济学的探索，政治学基于冲突思维考察公司内在的权力关系，法学对公司目标以及企业制度作了解释，管理学集中于企业的组织结构以及动力机制的研究，而经济学则基于经济人假设把企业内部运作纳入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

然而，由于上述各学科之间乃至同一学科内部的各学派之间对同一对象的分析都是割裂的，因而对企业的存在性质、道德责任、内部关系、组织结构、治理机制以及绩效表现等迄今为止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更没有一个基本理论框架能系统分析企业的所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领域有关企业组织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表象上，要么是基于数理模型的抽象推导，要么是基于计量模型的经验分析。事实上，尽管科斯开创的新制度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新古典主义的企业“暗箱”，开始触及企业内部的运作；但是，它不仅沿袭了传统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思维，而且两者对企业本质的认知都是一致的：简单地假定企业属于股东所有，追求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同时，在分析企业组织的运行时，新制度主义尽管补充了古典主义所忽视的交易成本，但同时却犯了更大的错误，将企业组织的核心功能——生产和分工——丢弃了。

事实上，从宏观视角上看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并宣称要解决人类经济的资源配置和资源创造这两大问题。但显然，承袭新古典主义思维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仅仅研究了资源配置问题，而资源创造问题则被舍弃了；同样，凯恩斯提出了以粗放型资源投入为特征的宏观经济学来探究国民经济的增长，但它同样忽视组织运行，忽视了劳动分工和收益分配等问题。正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集中研究个体行为而不关注组织运行，这就造成两大脱节：（1）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脱节：新古典经济学不再探究企业组织的生产过程、分工过程以及分配机制等问题，因而微观层面的管理发展为一般管理学，它主要集中于组织的设计和变革，关注组织的领导和控制，注重核心竞争优势和战略安排，致力于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2）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脱节：凯恩斯经济学不研究政治运作过程、社会分工和收入的分配机制，因而宏观层面的管理发展为政治学，它主要集中于官僚等级制的构建，热衷于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并根据社会力量变动来调整政策政纲。

二 研究的内容

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中，企业组织中的分工和协调等逐渐退化为一个简化的动力问题，它依赖于领导人的一种操作艺术，从而成为管理学的专属领域。事实上，要把动力问题的研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必须明确“谁行动”、“为何行动”以及“如何行动”：微观上涉及组织内部的分工和合作，涉及组织治理的激励和约束，涉及资源的配置和收益的分配，涉及组织成员间的关系和互动，涉及企业的文化和惯例。显然，这些都需要将各领域对企业研究的知识契合，这种契合有助于实现资源配置和资源创造之间的统一，从而成为完善和发展企业理论的根本途径，这也是当前企业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

那么，如何进行知识契合呢？一般地，这就需要从以下三个层次展开：第一步需要将经济学中各流派已初具体系的企业理论进行契合；第二步是尽可能将经济学对企业性质的研究与管理学对企业治理的研究纳入统一框架；第三步才是尽可能地囊括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的相关研究。后两个层次涉及更为广泛的内容，例如，需要对不同文化下的社会认知和行为机理作深入而细致的剖析，需要对不同国家的企业组织形态、治理方式以及相应绩效作详尽的比较分析。由于篇幅的限制，本书着重基于第一个层次的契合，而将其他层次的契合作为辅助性的补充。

就目前的学术发展而言，企业理论可谓精彩纷呈，如产权学派、交易费用学派、委托-代理学派、管理学派、演化分工理论、所有权控制理论、契约理论、合作博弈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超交易费用说和超产权论等。但是，就其基本路线而言，可分为两个基本流脉：（1）强调组织功能的生产分工理论，将企业视为一种协作系统，它关注财富（资源）的创造问题；（2）偏重契约性质的交易成本理论，将企业视为实现特定个体的特定利益的工具，它侧重于资源的配置问题。古典主义企业理论强调，企业组织是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的，但缺乏对企业内部治理关系的系统分析，更缺乏一个可操作的治理机制；相反，承袭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路的新制度主义企业理论对企业内部的微观运行机理以及激励机制设计上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撇开了企业本质的探索，从而难以基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待企业组织的变迁过程。因此，企业理论发展首先有待于将这两种路线统一起来，结合交易和分工两种视角，实现企业理论的真正契合。

事实上，分立劳动间协调增进是生产力得以不断提高的关键，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源泉，而人类社会各种组织的产生和壮大是根基于协调机制的演化。基于这种思路，本书把企业组织视为一种基于协调机制演化并与特定分工形态相适应的协作系统，并以协调为视角考察企业组织的产生、演化以及相应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等，从而构建一个有关企业组织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这就是本书倡导的协作系统观。当然，协作系统观的企业理论除了实现了第一个层次的契合外，也可以将其他有关企业组织的知识契合进这一分析框架，从而使得企业理论更为完整和系统。

因此，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把经济学中基于分工的古典主义研究路线和基于交易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路线结合起来，在协调机制演化的分析框架下以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术语和分析工具来构建新的企业理论体系；该企业理论通过协调机制以及相应协作系统形态演化轨迹分析企业组织的起源，并进而探求企业存在的本质以及规模扩展的界限等。

其次，将集中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分析和侧重动力问题的管理学分析结合起来，以协调水平和分工效率之间的共生关系为基础构建更为系统的企业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能够在有关企业存在性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企业组织的结构形态、治理机制、产权安排以及企业效率，从而把企业组织的性质及扩展与治理及效率探讨结合起来。

再次，通过把协调区分为显性协调和隐性协调，并对影响两类协调的因素进行挖掘，从而把科层制组织的权威关系和网络化组织中的契约关系结合起来；这不仅将文化习俗、伦理认同、社会关系等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且将社会学、伦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相关理论和分析思路契合到协作系统观的企业分析框架之中。

最后，基于协作系统所揭示的企业根本性质有助于理解理想企业组织的结构设置、行为规范、产权安排、治理机制以及规模扩展等，通过引入协作过程中不对称权力的结构域分析可以进一步剖析理论上合理化企业与现实企业之间的差异，而这又把政治学和法学等方面的知识契合到企业理论体系中；这个分析框架可以对现实世界中的非效率的一体化及并购和反并购行为展开有效分析，揭示现实生活中规模过度扩展的内在动因，并对为委托-代理治理和社会共同治理两种模式进行比较。

总之，基于协作系统的分析有助于揭示企业组织的本来面目，认清它合理的规模扩展界限、治理机制并挖掘影响效率的各种因素，从而把企业相关问题都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同时，以协作系统观的企业为理想状态，又可对现实企业偏离本质的状况、原因和程度进行研究，揭示企业X低效率的原因。设立理想状态作为参照系也是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如科斯产权定理、M—M无关性定律等都是如此。因此，本书充分吸收现有社会科学各方面的积极养分，从历史发展角度发展出一个以协调为视角的企业理论；该研究对企业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有助于推动相关领域的理论发展。同时，本书有助于理顺当前对企业性质的混乱认识以及对企业治理的扭曲机制，并对中国企业制度的完善以及竞争力的培育等都极具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