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评述
一 文献资料获取方式及结果
本书主要通过两种检索方式获取相关文献资料。
一是借助数据库进行文献初步筛选。
考虑文献查找中可采用检索项的实际不一致，如论文类可通过“关键词”或“摘要”项检索，报纸类因体例原由不存在此检索项。为强调检索口径统一，本书统一采用“题名”（或“篇名”）检索项，并尽量扩大检索外延。结合本书的选题，笔者首先尝试以并列题名“档案+控制+功能”或“档案+社会控制”检索，中英文检索结果显示均为0。进一步扩大范围，以“档案+控制”和“档案+功能”检索，可获取若干文献。进一步考虑到应把与“控制”和“功能”强相关的词汇统一到一个平台讨论，即实际可采用的检索逻辑式就扩展为：“档案+控制”、“档案+监控”、“档案+监督”、“档案+监管”、“档案+监察”、“档案+监查”、“档案+监视”、“档案+功能”、“档案+作用”。对应的英文检索逻辑式有：“archive+control”、“archive+surveillance”、“archive+surveille”、“archive+supervise”、“archive+supervision”、“archive+monitor”、“archive+function”、“archive+effect”。
本书中文文献检索平台选择中国知网知识发现网络平台。该平台是目前国内提供学术文献、学位论文、报纸、会议等各类资源检索的主要平台，具体又选择其中常用的“中国学术期刊总库”、“中国硕博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数据库”三个主要子平台。考虑到“中国硕博学位论文数据库”收录范围不齐全，另增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自建的“学位论文检索系统”，因为该校是我国档案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发源地和中心，有完备的本、硕、博士人才培养体系，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剔除重复和与实际不相关的文献，检索结果如表1-1所示，具体检索时间为2020年1月15日。
表1-1 中文文献检索结果
通过检索发现，相关文献偏少。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试图用“历史记录”替代“档案”以进一步扩大检索范围。因为在档案学常规认知中，一般把档案作为一种历史记录看待。又形成如下检索式：“历史记录+控制”、“历史记录+监控”、“历史记录+监督”、“历史记录+监管”、“历史记录+监察”、“历史记录+监查”、“历史记录+监视”、“历史记录+功能”、“历史记录+作用”。但均因没有检索出与主题相关的文献，在此没有单独列出。相似情况还包括英文文献检索部分。
本书外文文献检索以英文为主。为尽量减少重复，同时提高检索效率，主要借助的数据库平台是：EBSCO—Academic Search Premier。该数据库目前隶属EBSCO公司，系世界上当前最大的能提供期刊、文献定购及出版等服务的专业公司之一。该跨学科数据库提供4600多种期刊全文，其中包括3900多种同行评审期刊全文，其中涵盖了目前世界上主要的档案类期刊，如《美国档案工作者》；另外，还包括ProQuest外文博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数据库。该数据库是目前国内唯一能提供国外高质量学位论文全文检索的数据库，主要收录了来自欧洲和美洲国家2000余所知名大学的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使用Google学术搜索，主要是补充前两个数据库检索中可能遗漏的文献。剔除重复和与实际不相关的文献，检索结果如表1-2所示，具体检索时间为2020年1月15日。
表1-2 英文文献检索结果
二是采用引文查找法进一步增强检索深度。
引文查找法是根据已掌握的中英文文献中所列的引用文献、附录的参考文献等线索，进一步查找相关主题的文献。它尤其适用于对相对偏冷选题的文献查找，可获取通常文献检索中不易发现的文献，主题集中，检索深度强，也是弥补“题名”检索方式虽查准率高，但查全率不足的缺陷。由于本书选题偏小的原由，前期获取的文献较少，需进一步增强检索深度。
采用引文查找法，笔者发现了初次“题名”检索中不易发现的部分经典文献，为笔者阅读范围打开了新的天地。主要是以米歇尔·福柯、马克斯·韦伯、安东尼·吉登斯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的经典论述，以及以大卫·莱昂为代表的监控理论家的相关观点。但由于相关文献及其主题比较分散，笔者在此不一一列举，详见“国外研究综述”部分。
二 研究现状分析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相关研究涉及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的产生背景、表现形态、适用情境、实证分析等，从多角度展示了其可能性、必要性及其现实表现。但因角度多以间接探讨为主，其实际研究的深度与系统性尚待提高。
从档案监督角度。1986年，邓绍兴和陈智为在《新编档案管理学》中首次提出，档案部门通过提供相对准确的档案事实，可为监督活动提供证据或情报，最终实现对问题的控制。[11]陈坚、鲍惠舫进而认为这种功能源于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决策、执行和监督系统的划分，使档案实际上可用于：发现违反社会道德或法律法规的行为，防止、威慑并纠正社会活动中不公正、不伦理或不合理的现象，以及适用于对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检查，克服其中的偏差和失误，从而保证行政管理程序合法合规及其活动的正常开展。陈永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能给社会和有关方面造成损失或危害的行为起着预防和监督的作用。[12]并认为这种效用表现为一种影子效用，不易察觉和计算。丁耀琪进一步推进前人认识，把档案的社会监督控制功能总结为，“通过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上的监督约束和威慑，来达到规范人们言行，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目的”[13]。持相似观点的还包括冯巧根，认为可在社会范围内进行有效的内控。[14]这些观点均是从档案监督的角度间接关注档案的社会控制功能的。
从档案起源角度。周雪恒认为档案的产生源于国家阶级统治的需要，是一种发号施令的工具[15]，如文书档案用于指导、处理和控制国事。黄霄羽分析了“档案”词源与“官署”的密切关系，发现档案最早由官署保管，用于监督法令的执行[16]。说明档案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权威的管理工具，也相当于指认其有控制的功效。
从档案与文件关系角度。何嘉荪、窦晓光等人间接认为，档案的社会控制功能源于和承袭文件的现行效用。因为按照一般的理解，文件，主要指现行文件，主要发挥信息传递、指挥和控制等现行作用。而档案，一般指非现行文件或半现行文件，主要发挥参考、凭证等非现行作用。但现实中，文件与档案界限已难以用“现行”与“非现行”或“半现行”区分，如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把现行的科技文件纳入了档案范围，称为科技档案。特别是在电子文件时代，档案与文件的区分则进一步模糊，甚至一体化。[17][18]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他们没有明确提出档案的社会控制功能，但仍需要承认，档案作为文件的转化物，具备该项功能。
从专门档案管理角度。金波在分析人事档案制度的社会功能后发现，“人事档案的信息存贮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为社会控制服务的”[19]。如他认为，人事档案在干部考核与评估中，有规范干部行为的重要作用。而极端情况是，“文革”期间，大批捏造或诬陷不实的材料被塞进人事档案，“以档治人”。类似研究还包括林天新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从吉登斯的“监督控制说”谈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改革》中的分析。[20]这是我国对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的首次明确提出。
从工具论角度。覃兆刿在研究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中发现，档案过去是统治者证明和维护自己合法统治地位，借以从伦理或秩序上实现束缚和控制人的工具，现在则更多意义上成了社会治理中诚信与契约关系维系的手段。[21]他首次系统对档案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的功能进行了探讨，系一种工具论的视角。具体如，他认为档案之所以可作为社会诚信控制或契约维持的工具，源于档案中体现出来的“真实”精神。这种“真实”精神可以反过来作用于人们关系中的“诚信”和“契约”精神的坚守，因为档案是其中的凭证。
围绕覃兆刿的档案社会控制功能思想，引发了国内类似话题的持续关注，主要是对覃兆刿相关思想的解读和实证研究。如任越、聂云霞、赵淑娜等人对覃兆刿的相关观点进行了解读。高大伟也根据覃兆刿的观点警醒人们要认清档案虽然作为一种工具使各种权威性的行为成为现实，也满足了一定时期多数人的需求，但也会变成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主宰。[22]如后续将提到的需提供档案证明“我是我”、“我还活着”等荒唐事件。相关研究还包括一些实证分析，如：覃兆刿本人就企业档案与企业组织结构、职权、业务、资产、审计、人员控制上的一一对应关系进行了探讨[23]；其指导的研究生汪洋就档案在商业银行风险规避与控制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24]；刘心怡就企业档案在企业监督控制中的作用方式展开了讨论[25]；周建军在硕士论文《我国大学生信用档案作用研究》中，提及信用档案的社会控制功能[26]；任越甚至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档案双元价值论及其实证研究”，对覃兆刿档案社会控制功能思想进行专项实证研究。[27]这些研究成果对档案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的认识逐渐拓展。但如前所述，基本仍囿于覃兆刿的认识。这些以解读或实证方式研究的成果，其理论创新价值仍显不足。
从管理要素角度。胡鸿杰把档案看成一类“阶段性的文件”，认为它们就是一类非常确切的现实管理因素。而作为一类管理因素，档案必然参与包括计划、组织、协调、指挥和控制等管理活动，具备社会控制的功能。[28]沿袭胡鸿杰相关思想，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王广宇进一步指出，“通过文件方式可以对人财物等显性资源进行控制，保证其不被随意挪用、滥用或流失，对规则和权力等资源能给出其来源和合法性的证明，从而保证其权威和效力”[29]。这种从档案系一类文件，而文件具有管理功能，包括控制功能的认识，同样是从间接角度指认档案具备社会控制的功能。
从社会治理角度。陈成文、赵杏梓认为红头文件是社会治理的一种有效手段，属于“法”的范畴，“体现为一种使社会成员服从的正式制度”[30]。是把红头文件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项权威控制手段。而现实中，正式文件，尤指公文档案就是一种红头文件，相当于间接指认公文档案也是社会治理的一种控制手段。事实上，不仅公文档案，现实中许多其他类型档案也成为社会治理的控制手段，如王俊秀发现，在现代社会演进过程中，国家一般会利用专门机构收集公民资料并建档，“以期做到对每一个公民的控制”[31]。这些档案具体如治安档案、户籍档案、疾病防控档案等。并且认为这种借助档案的社会控制方式，摆脱了时空局限，一改过去仅凭人员现场监控的单一方式，发展为不需要人员在场的事后监控，提高了社会控制的效率。类似观点还包括，档案可用于“保持政策、体制、秩序、工作方法的连续性、有效性”[32]。谢立中、阮新邦也认为在社会治理中，政府运用的常规控制手段是“信息管制”，途径之一即通过建档实现对社会的管理控制，如在食品安全、社会信用管理中建档并用于社会控制。[33]曾娜甚至认为这种包括档案在内的信息管制工具实际上就是一种“公开性惩罚”。[34]实际是指在社会治理中，档案成了一种公开广泛使用的控制手段。在社会学研究中，档案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控制手段得到承认，如沈亚平把社会控制的手段归结为物质手段、文化手段、制度手段等。[35]其中，文化手段就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档案馆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实质是其馆藏档案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这些认识均是从社会治理，包括政府行政管理角度，间接或直接指认档案存在社会控制的功能。
从社会记忆控制角度。丁华东认为档案作为历史的原始记录，经过人类有选择地部分留存，构成了对社会主体记忆的控制，可作用于人们对过往的认识与回忆，并已渗透进社会各个角落和领域，构成社会的有机部分。[36]类似观点还包括，谭飞菲认为“档案是对企业过去记忆延续控制的最有效形式”[37]。这是从更小的视角发现了档案的社会控制功能，是把档案与人们的社会记忆联系在一起，从社会记忆控制的角度进行阐释。
从其他角度。如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国内有人提出档案式保护的设想，就是通过“建档”方式为“非遗”展开保护式的控制。这种控制，也可以认为是在发挥档案的社会控制功能，即对相关文化的留存式控制。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从管理学、社会学和档案学视角入手。主要表现为从上位类概念或背景中提出档案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的必要及其优势，仍可以认为是以间接探讨为主。
管理学领域的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研究。克劳德·小乔治、丹尼尔·A.雷恩在梳理人类管理思想史中发现了大量档案用于社会控制的案例，如“复式籍记制度”的实施，即会计档案用于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认为，“通过记录和文书来控制是高度文明的标志”[38]。这是从人类实践的案例中发现了档案的社会控制功能。
H.法约尔1925年1月在答《法国社会年鉴》采访时，间接提及“管理机器”中档案的社会控制功能问题。如他认为这种“管理机器”包括现在、过去和将来的记录系统。这些系统中包含统计资料、调查数据、计划方案和报告等，其中涉及过去的大量档案信息。这些资料可用于高级参谋人员的参考，更是经理们用于决策与控制的直接依据。“它不光对那些需要管理或控制某一工业企业的人有用，而且如我所想，缺少这种概念是我们在公共服务上的一个根本弱点。”[39]显然，他提及的记录系统包括档案，适用于对企业乃至一切社会组织，包括公共组织的控制。这是一种从宏观管理的视野间接认可档案可作为一种控制的手段。
亨利·明茨明格在《管理者的工作：传说与事实》一书中，把管理者可支配的控制媒介划分为：文件、电话、定期及不定期的会议和观测考察。其中特别强调文件中包含大量的档案，是管理者行使管理职能，包括控制职能时所借助的一种载体。[40]
凯文·罗宾斯也认为，“管理通过书面文字的指责就可以抑制工作条件中的重复、非技术和变化的要求”[41]。这种书面文字中，包括档案。
上述管理学视野均指出了档案可作为一种管理控制的手段，但具体如何发挥其控制功效，均没有进一步讨论。
社会学领域的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研究。主要是以马克斯·韦伯、米歇尔·福柯和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为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的分析设计的经典的上位类概念或背景式平台，为后人对相关话题的继续研究留下了宝贵思想资源。这种设计的特色在于，没有过多涉及档案社会控制功能自身的机理，更多在于指认档案是实现社会管理控制必不可少的手段或方式。这部分内容在后章有专门论述。
凯恩·麦基在比较如美国、英国、新西兰等主要发达国家政府管理经验后发现，“监控与评估对于实现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基于证据的管理以及基于证据的问责都是必不可少的”[42]。显然，他是把档案作为证据的主要类型之一，强调了其在国家政策制定与管理中发挥的控制与评估功用。具体档案如何用于控制与评估，仍然没有展开讨论。
查里斯·梯利把现代国家比喻为“文件贩子”，描述它能通过系统化收集人们在出生、婚姻、死亡以及许多其他人口和财政统计方面的信息，在归档保存后用于对国家的控制，“信息控制一直是国家官僚机关的权力的主要媒介，但现代国家把这一点提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43]。他这里是在陈述档案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控制手段的事实。
大卫·莱昂、弗兰克·韦伯斯特、马克·波斯特等人把档案社会控制功能比喻为“超级全景监狱”的功能。这是相对于英国边泌设计的实体“圆形监狱”而言的。边泌的圆形监狱是这样一种实体建筑，其构造为：四周是囚室，中心位置是高大的瞭望塔，每个囚室开有两个窗户，一个朝向瞭望塔，另一个向外，这样做的效果是：在逆光条件下，瞭望塔上的观察者可以很容易监视囚犯，而囚犯却看不到瞭望塔上的人。这样的布局结构，就在监视者与被监视者间营造一种不对称关系。但“超级全景监狱”的表现演化为：通过政府数据库中包含的许多个人档案资料，实现对人们的描述性控制；在国家监控性档案计算机化背景下，相关权力机关可以把相互分离的信息联系起来，进而为具体个人建立一个“完整肖像”的“电子身份证”。或建立一个非常复杂而详尽的“个人剪影”，从而实现对他们的控制。可以认为，数据库就是现代的“超级全景监狱”，其中包含大量的档案数据，行使着社会控制的职能。但与“圆形监狱”不同，它并非实体存在，也无须任何狱卒的眼睛“审查”，而是通过数据库实现对人们的全天候监控和跟踪。或者认为，这种控制体现强烈的隐秘性与单向性，它借助国家力量，形成对全社会无封缝的监控。为此，马克·波斯特直接指出，这种“超级全景监狱”借助档案实现了对相应社会主体的系统记录，通过为社会主体建立案卷，有效掌控了他们可能偏离规范的轨迹，从而形成对他们的单向全盘监督并控制。[44]“超级全景监狱”的控制特点，成为新时期研究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的新视角。这部分观点是对档案在现代社会发挥控制功能的新特点的直接描述。
肯尼斯·C.劳顿认为：人们做决策的依据主要来源于档案中的复杂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广泛分布在国家各类系统中，如治安、税务、教育、福利系统等，这些信息被官员或主要工作者在远距离使用，用于对人们的管理控制。[45]其指认了档案在社会控制功能实现中的具体形态。
丹迪克的衡量“全面监控社会”指标中包含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的广泛行使[46]，具体为：一是，监控系统中储存的档案信息的颗粒度，监控主体掌握的档案信息越详细和具体，其对被监控对象的控制程度越强；二是，与监控活动相关的档案信息的整合程度，程度越高，其对监控对象的控制力也越大；三是，与监控相关的档案信息流动的速度越快，其监控的威力也越强；四是，监控系统中的档案信息与所针对的目标人群接触点的多少，接触点越多，监控强度越大。他没有直接指出档案怎样实现社会控制，但反过来，他指出了为更有效地实现社会控制，档案的存在形态应当是怎样的。
档案学领域的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研究。E.希格斯根据乔安尼·耶特（Joanne Yates）描述的19世纪晚期欧洲文件材料的管理情况后，强调档案具备社会控制功能。他认为：“非人工的管理系统——图表、通知以及手册为标志——取代了早期的所有者和领班的个性化的口头管理。不断增长的以数字统计形式表现出来的信息及分析，使得统治集团的高级管理层对较低层次的个体及其工作程序进行有效的监控和估价。”[47]这是对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的肯定，并指出其实际存在的形态，即由档案生成相关的统计数据，进而用于社会控制。
特里·库克发现了档案在披露社会丑恶现象中的社会控制功能。[48]如他认为，随着政府对自身管理的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以及伴之的民众对政府监督力度的加大，均推动档案越来越多地与正义和人权联系在一起，档案被用于揭露非正义行为，从而威慑并控制了相关人的不法行为。如档案在揭露南非社会中的种族隔离暴行，以及加拿大的血污染丑闻遮蔽事件后，相关的不法活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由此也使档案对公共事务和治理活动的监控功能日益受到重视。它对档案实际可发挥的社会控制效用进行了案例上的描述。
Eric Ketelaar根据马克斯·韦伯、米歇尔·福柯、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控制理论进行分析后发现，当代官僚统治尤其注重借助档案的控制手段行使管理职责。[49]如他认为，政府各部门善于记录人们的各项活动，并以文件形式归档保存，以监控人们在雇佣、消费、民主运动、创造等活动中的动态。相当于承认了档案用于社会控制，特别是国家管理控制的广泛性。
Katherine M.Wisser提出“监控档案”（Surveillance files）的概念[50]，认为它表现为监控活动中收集上来的情报信息以及对情报信息破译的结果。认为“监控档案”主要产生于各类监控活动，涉及人们的隐私，与公民知情权存在一定的矛盾。监控档案是档案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产生本身就是为了社会控制。
David A.Wallace提及“9·11”事件后，档案的监控功能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51]他列举了监控活动依据的主要档案类型，包括普通个人隐私档案、法律执行情况档案、就业情况档案、家庭救助档案、国家权威调查统计数据档案、社会敏感事件档案、民权运动档案、治安档案、政府机构内部管理档案等。相当于间接承认了各类档案均可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Jacques Derrida也发现现代的人们生活在“档案狂热的年代”，随时随地地建立档案并用于对社会的管理控制。[52]类似发现还包括Yuval herali。[53]
（三）国内外研究比较
国内研究现状总结：
分析国内相关研究的轨迹及其主题分布，可发现如下特点：
一是，核心概念从“间接论述”到“明确提及”。无论从档案监督、档案起源、档案与文件关系，还是从管理要素、社会治理等视角，档案社会控制功能均从这些研究中得到间接论述或提及，呈现一种待进一步“挑明”的状态。直至以覃兆刿、金波为代表，才明确提及档案的社会控制功能。覃兆刿是在分析档案的工具价值时，明确指认档案的社会控制功能。金波在分析人事档案制度的社会功能中，提到档案的社会控制功能。这些研究轨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档案社会控制功能认识的逐步明确与接受。
二是，从理论研究到结合实证分析。以覃兆刿相关研究为分水岭，之前以理论探讨为主，主要涉及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的定义、特点、适用环境、研究方法等，主要以提出和陈述问题为主，代表人物包括邓绍兴、陈智为、陈坚、陈永生、丁耀琪等。其后，以覃兆刿开展的企业档案控制功能实证分析开始，陆续结合了企业的风险控制、信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实践活动，展开了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国外研究现状总结：
国外相关研究有如下特点：
一是，研究视野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形成了以马克斯·韦伯、米歇尔·福柯和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经典学者的经典理论，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对后续相关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如：成为史蒂文·卢巴、Eric Ketelaar等学者研究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的立论基础，也深刻影响了国内以王俊秀为代表的一批学者。
二是，研究轨迹由微观到微观与宏观结合。由先期主要集中于“企业”、“医院”、“监狱”的微观“规训”研究（以米歇尔·福柯的相关研究为代表，后文有交代），扩展至在国家控制、社会控制中的研究（以马克斯·韦伯、安东尼·吉登斯的相关研究为代表，后文有交代）；或者说，由实体“圆形监狱”研究扩展到“超级全景监狱”研究；从实体机构内部的研究拓展至虚拟的数据世界的研究。
三是，研究内容多与权力分析结合，并广泛关注其正负面影响。如认为档案社会控制功能基本与“规训”权力、行政管理权力、暴力相关，体现一种权力作用关系（后文对相关经典理论的梳理有交代）。并且，在关注档案社会控制功能在维护社会秩序、合理配置管理资源的积极意义外，还探讨其在侵犯个人隐私、营造恐怖氛围等方面的可能负面效果，该方面研究又以大卫·里昂为代表的一批社会监控理论专家为主。
国内外研究比较：
相同点：
一是，研究视野主要分布于社会学、管理学和档案学。说明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研究是一个涉及社会关系、管理行为与档案效用的综合问题。或者认为，该研究集中体现为把档案作为一种管理要素，分析其社会价值。这启示后续研究的视野应当进一步拓展，不宜就档案论档案。
二是，概念不统一。与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相关的概念还包括档案监控、档案监督、档案监视、档案监管等。从侧面反映相关研究分布在多个相关的主题概念，有必要在一些概念上进行统一或相互认可。
三是，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的实证研究不断增强，特别在食品安全监管、美国“9·11”事件后的社会管理形势下，档案的社会控制功能实证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这显示出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研究需直面社会实践，需保持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不同点：
一是，国内明确提及档案的社会控制功能，并分析其定义、特点及表现形式。国外则没有明确提及。但涉及相关内容，是从其他视角提及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的存在及必要性。说明对该话题的研究，可以适度拓展至其他的学科领域。
二是，以西方为主的国外研究形成了档案社会控制功能分析的一些分析框架，并且其研究的继承性、系统性与发展性较好。相较而言，国内研究相对不成熟，系统性较差，没有产生经典的分析框架，对其相关主题需进行系统分析。
三是，国外相关研究在社会学领域的成果最为显著，研究视角相对宏观。国内研究则以档案学本身为主，涉及档案作为一类管理工具、管理手段或管理因素从而与管理控制相关，研究视角相对狭窄。
上述特点为笔者进一步开展该话题研究提供了方向与相对更合理的研究框架，那就是：目前研究整体状况是事实发现、现状描述及少许的学理解释，且国内外研究视野的各自倾向需结合彼此的研究特长，尤其从档案学视角研究社会控制问题，需广泛借鉴国外社会学与管理学的视野。由此，后续研究可以定位在：进一步发掘社会控制功能的实现机理及其演进形态，总结其中的控制规则并实践其中的实现方式，实现从事实描述到理论抽象，从简单指认或推理到规律发现的升华。本书研究将是在前人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进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