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林毅夫教授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说过世界经济的中心经历从英国转到美国的过程，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也随之而变，按此逻辑将来中国经济超过美国是大概率事件，所以中国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也指日可待。这倒也符合实践论，但是也不能太乐观，因为学者的表现很难预测，国外看印度或者阿根廷的经济学研究都比本国经济要好，国内则存在不少解释中国模式的迎合之作——这些断然不是真正的研究。正如没有西方物理学和东方物理学一样，如果认为市场经济运行有规律，那就尊重规律就好。

当然规律的表现可能不一样，也必须承认中国也有自己的特殊的地方，比如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提高了地方政府收入，有利于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扩大招商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同时指责土地财政推高房价、腐蚀实体经济、带来腐败的观点也屡见不鲜。经济新常态下实现高质量发展亟需研究土地财政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分析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背后的财政机制和激励体系，以便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本书认为土地财政的本质是金融而不是财政，是负债而不是资产。研究发现，土地财政依存度的增加降低了区域内的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这正是土地财政虽然人人喊打但生命力十分顽强的原因之一；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存度增加会提高企业的过度负债概率，可能带来一定的金融风险；土地财政具有提前去工业化的效果，损害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土地财政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总体呈现抑制效应，但在有些机制上反而促进创新；企业持有房地产性投资资产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大，企业因房地产投机动机而配置的金融资产对实体经济的挤出也最持久。

可见，不能简单化看待土地财政，应扬长避短。根据我们的研究应重新看待土地财政的金融作用，土地财政在现行的财政体制和土地制度下，对于经济发展影响不仅通过直接的土地资源配置这一渠道，也通过土地市场化引起的区域金融市场变化这一间接渠道起作用。引申开来，土地财政包括房地产价格是对一个城市的未来进行的下注，满意这个地方的现在、看好这个地方的未来，这样房地产价格才会有持续上涨的基础。

后土地财政时代，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是完善经济激励体系。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完善国家财政治理体系。土地财政是分税制改革留下的一个尾巴，未来应把土地财政更多地和民生发展、地方公共服务支出挂钩联系在一起。鉴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存行为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以及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倾向政策虽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地方企业的融资能力，但同时亦挤出了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以及创新驱动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产品的涌现机会。因此，完善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上的垂直监督，地方政府要合理调整土地出让策略，建立公开透明的土地收支制度，适当后缩政府干预之手。应推进包含土地市场在内的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减少土地市场上的要素价格扭曲行为，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为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在谨慎的前提下增加市场配置土地的空间和力度。财政体制方面增加中央支出责任的同时赋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性，完善地方税体系。同时改良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和考核办法，探讨替代土地财政这种隐含政绩标准的指标例如人口流入数量、就业指标等作为新的地方官员考核指标。

制造业充分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应防止出现盲目去工业化的现象。当前，世界新的一波产业和技术革命呼之欲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大数据等产业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和国外发达国家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只要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继续推进产权保护和司法公正，支持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中国经济有可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虚拟经济挤出实体企业投资，辛辛苦苦经营一座工厂不如炒一套房子赚得多说明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偏低，应该降低各种制度成本和交易费用。各种层面政策应互相配合，而不是互相掣肘。产品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已基本消失，要素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仍然较多，应统一金融市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鼓励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完善产业价值链条，补足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短板。有扬有抑，另一方面需要斩断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交互放大的渠道，适当回归住房的“房子是用来住的”商品属性。

由于时间有限、笔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各种错误和疏漏，请各位读者、专家和业内人士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