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论与方法问题

第一节 20世纪50年代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讨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很大进展，无论是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还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往昔不能相比的发展。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进步是在历史观方面，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

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胡绳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三年来学者讨论的文章予以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唯物史观、寻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宝贵记录。中国近代史如何划分时期，看起来是编写近代史教科书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依据什么标准分期，却涉及历史观问题，涉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涉及叙述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以什么来做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胡绳有感于1949年以前有些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按照“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或者按照“积弱时期”“变政时期”“共和时期”来叙述历史，认为是不足道的、不足取的，因为它们“没有反映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1]；另一些教科书，甚至包括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在内则放弃了历史分期的办法，按照重大事件来叙述历史，叙事时大致上采用了“纪事本末体”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拆散了许多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并使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2]。在讨论分期标准的时候，胡绳批评了那种拿帝国主义侵略形态作划分时期标准的看法，认为“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3]；同时也批评了单纯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做划分时期标准的做法，认为那样会走到经济唯物论的立场上去，对中国近代史分期，必须全面考察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基础的变化。胡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毛泽东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说明，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的重要意见。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给各个事变、各个人物一一简单地标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进步或革命的符号。如果在一本近代史著作中不过是复述资产阶级观点的书中的材料，只是多了这样一些符号，那并不就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4]应该说，这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学术上提出了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的重要观点。依据这种观点，胡绳还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此后史学界一般称“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并对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胡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应。至1957年新华社发布《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告一段落》的消息，共有24 篇论文发表。三年之间，先后有孙守任、黄一良、金冲及、范文澜、戴逸、荣孟源、李新、来新夏、王仁忱、章开沅等发表讨论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报纸还报道了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以及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上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意见。许多人同意或基本同意胡绳有关分期标准的见解，同时也提出了若干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应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5]，有人主张“必须严格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树立以中国人民为中国历史主角的思想”[6]，有人认为“分期标准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7]，有人认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根本矛盾，也就成为贯穿各个事件的一条线索”[8]，等等。因为对分期标准的认识不同，或者虽然相同，但理解不一定相同，因而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种种不同主张。

评价这次讨论，我认为，不在于对分期标准的认识是否统一，不在于对具体的历史分期取得了多少进展，而在于，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界（不仅限于中国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消除旧中国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的一次重要机会。通过这次讨论，明确了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讨论者几乎一致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原则上表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因此，应当考虑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及其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此同时，史学界还开展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土地制度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等等，所有这些讨论，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马克思主义大学习，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百家争鸣，它推动了史学界形成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唯物史观的浓厚风气，使一大批来自旧中国的学者，以及刚刚成长起来进入史学战线的青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受到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锻炼，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推进了中国近代史领域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实际问题的研究。回顾这次讨论，我们仍然感到，中国近代史学科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我国近代史研究学者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思想水平，是如何受惠于50年代的那次讨论的。

经过50年代的讨论以后，近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大体达成了共识。此后出版的三本中国近代史课本，体现了这次讨论的结果。其中两本是1962年出版的：一本是郭沫若主编、刘大年组织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编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一本是翦伯赞主编、邵循正和陈庆华编写的《中国史纲要》第4 册；第三本是胡绳编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此书虽然出版于1981年，反映的仍是那次讨论的结果。前两本书是为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教材，后一本是为广大干部编写的近代史读本。

以前讲中国近代史的书，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一般带有纪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是需要改进。《中国史稿》第4 册的作者们努力作出了改变。依照《中国史稿》第4 册主持人刘大年的看法，1840—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三个不同时期。在那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出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4 册这种写法，就是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些地方作出了可喜的概括。当时它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很多。1982年全国近代史专家在承德举行学术讨论会，有的研究者评论说，20世纪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是郭沫若主编、实际上是刘大年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这个评论指出了那本书在一段时间里流行的情形。胡绳的著作，规模较大，条分缕析，议论恢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者们对以上三本书，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基本上确定了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和框架，确认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进程，确认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认了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具体编写上大体接受了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数以百计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普及读物，大体上都是按照这个框架编写的，可以看作是学者们接受这个框架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