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沉沦”与“上升”

中国近代史的“沉沦”与“上升”问题，涉及的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问题，也是如何看待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的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以往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趋势的认识，一般是说近代中国“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34] 20世纪80年代初，李时岳提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半资本主义，对封建社会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半资本主义的存在，就是“上升”。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有“沉沦”，而且有“上升”。这种“沉沦”和“上升”是同时并存的。这是历史学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又一种解说。这个说法很新颖，对近代史学界影响很大。汪敬虞曾评论这一观点说：“根据作者的论证，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中国近代社会，既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也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35] 显然，汪敬虞并不赞同这个观点，但未深入讨论。此外，专文讨论者，尚付阙如。

李时岳提出上述观点，是在1919年为下限的中国近代史的框架内思考的。在这个框架内思考，对中国近代史发展趋势的新解说，有几点说不通的地方。第一，在1919年前，中国遭受列强十分重大的打击，《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民四条约》等，严重束缚着中国，割地赔款，外国驻军，租界和租借地，协定关税，领事裁判，外国经济实力控制着中国经济生活，说中国“沉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说这时候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上升”，比较难以说通。第二，经过洋务运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所占成分十分微弱，民族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刚刚形成且十分微弱，说中国半封建的另一半是半资本主义，显然并不合适。第三，学术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解，一般是把它作为社会形态看待的，实际上所谓社会形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它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说半殖民地是对国家地位而言，说半封建是对半资本主义而言，固然有某种道理，但是，把一种社会形态割裂开来，在科学上是说不过去的，是缺乏理论支撑的。

如果把中国近代史理解为1840—1949年的历史，全面观察110年历史发展趋势，则情况就不一样了，视野就开阔了，我们就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沉沦”和“上升”的全过程。我经过10 多年的思考，就近代中国的“沉沦”和“上升”问题撰写了文章，与李时岳的观点相商榷。我就近代中国110年的历史考察，提出了“沉沦”“谷底”“上升”的看法。在我看来，在1840—1900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沉沦”，这个时期，也有“上升”的现象，但那是次要的因素；1901年到1920年期间，中国历史表现为“沉沦”到“谷底”的时期，所谓“谷底”时期，实际上是“沉沦”到“上升”的交错期，是黑暗到黎明的交错期。这个时期，是《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因此是“沉沦”表现最严重的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在这个时期发生，表明中国的“上升”因素已经上升到可以与“沉沦”表现相抗衡的时期。渡过了“谷底”时期以后，中国的历史发展趋势就主要表现为“上升”了。[36]

据我所知，一些学者对上述观点发表了评论。多数人认为“谷底”说颇具新意。有的学者评论说，这一说法“饱含着作者创造性的学术探索”，“尝试性地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的一种新的理论架构”[37]。有的学者认为，“《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一文，是一篇旨在重新构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很有价值的文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谷底’的问题，是一个很值得继续讨论的重要学术问题”[38]。还有学者认为，“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谷底’说和中国近代社会的‘沉沦’、‘上升’的理论，使我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更加清晰了，更加形象化了，更加接近历史的实际了。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是不断进步的，中国近代社会也是这样，这就给人们以信心，给人们以力量。尤其是我们从近代社会的发展中看到，尽管近代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为避免社会的‘沉沦’做出了他们的努力，但只有无产阶级才使中国避免了继续‘沉沦’为殖民地的厄运，才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这是张先生对中国近代史体系的重大贡献”[39]。“我完全赞同张先生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轨迹的描述，尤其是他提出的‘谷底说’，发前人所未发。”“张海鹏先生的谷底说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轨迹的描述，是对近代社会发展最形象最具体的说明，最科学的解释。张先生的描述，使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清晰可见，不仅看到了近代社会的屈辱和灾难，而且也看到了近代社会前进的力量和方向，从而使人们对近代社会有了一个科学的认识。这是张先生对中国近代史宏观研究的一大贡献。”[40]

对于近代中国“沉沦”的“谷底”究竟在哪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谷底”应该在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之间[41]；有的认为，应该在1931—1945年日本侵华期间[42]。

还有学者对“谷底”说提出了质疑，认为“‘谷底’之说所以不完全正确，最要紧之处是它完全否定或者低估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功及其划时代的里程碑的历史意义”[43]。

看来，继续探讨近代中国的“沉沦”与“上升”以及“谷底”问题，对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或者历史发展趋势，认识中国近代史的本质特征，还是很有意义的。进一步展开学术争鸣与探讨是必要的，是值得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