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体系的形成
1978年以前的近30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是新的近代史体系的形成时期。晚清政治史的研究被严格纳入中国近代史新体系的框架之中，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近百年动乱、变革的最终结果。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而相关历史的研究，也就与现实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重视对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历史的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早在1941年5月，毛泽东就批评了那种“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恶劣学风，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1]
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不仅历述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而不果的痛苦经历，也总结了在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之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一边倒”和走俄国人的道路的必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文中列举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几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2] 这四位，一位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两位是戊戌维新的主将，还有一位是辛亥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正是以他们为代表，概括了100 多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地反对内外压迫者，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先人遗志的斗争历程，从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的一种崭新的解释。
同年9月30日，毛泽东又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中，对中国近百年史的几个节点，做出了相当明确的表达：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其中所谓的“三十年以来”，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以后对自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近百年史，就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通常以前一部分为中国近代史，而以后一部分为中国现代史；而从革命史的角度，前一部分又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一部分又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谓近代史，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晚清史再加上民国时期最初的8年。然而，晚清史本身此时还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地位。
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所提出的，此时作为新的历史体系指导思想的有关阐述主要有：
关于近代社会的性质。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完全是封建社会，而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系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最初于20世纪20年代末所提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论著中，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作了系统的阐述和论证。
关于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或根本矛盾。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的矛盾。”[3] 范文澜为此曾解释道：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有两个根本矛盾，一个是原有的（按：指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一个新添的。这个新添的根本矛盾，就是中华民族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后来变成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压迫的矛盾。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结合成一个反动势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个根本矛盾也就合并成一个根本矛盾。以帝国主义为主，以封建势力为辅的反动势力成为这个矛盾的一面，因之中国人民的革命矛头，直接对着封建势力时，实际也对着帝国主义；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们利害相关，互相勾结，这就使得中国人民革命不得不同时负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这个任务中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担当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所有的反抗，都以失败而告结束，原因就在这里。[4]
与这一命题密切相关的是毛泽东的另一论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5] 这一原则性论述，也即所谓“两个过程”论，被看作是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
在研究体制上，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建立，应是最为明确的标志。这个于新中国诞生之初即行设立的国家级研究机构，是以范文澜为首的来自延安和华北解放区的部分史学工作者于1950年5月组建的。[6] 各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设立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也培养和聚集了一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人才。
在研究史料的建设上，以郭沫若、吴玉章和范文澜为正、副会长的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初，就把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工作确定下来，作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提倡。编辑这套资料丛刊主要“是供给高中和大学的教师们、历史研究工作者们做参考”。在以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11 人组成的总编辑委员会的指导下确定编选的有关资料，集中地反映了发生在晚清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晚清政治史的资料。这个编委会的规格之高，为迄今所仅见；而相关资料的编选者，也多为著名的学者。20世纪50年代所编成的10 种资料中，最先出的是第9 种《义和团》（1950年编成，1951年出版）。这部书的提早出版，是为了纪念义和团运动50周年，又由于当时适逢朝鲜战争爆发，“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赶在此时出版这部书的重要原因。第5 种《洋务运动》于1959年编成，1961年出版，它之所以最后编成是由于洋务运动本身历时最久（几占中国近代史80年中的一半时间），而相关资料包罗万象，篇幅过巨，编选难度较大之故。10 种资料中，《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3种，共同反映了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因此，这10种资料可以归纳为“八大事件”。有关资料的“序言”或“叙例”中对这些事件的概括，乃是资料的编选者——首先是研究者，经反复推敲而形成的见解，它们实际上是50年代近代史学界对晚清政治史中相关事件的一种已成共识的经典性表述[7]：
关于鸦片战争，编者指出：“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逐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阶段，但同时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胜利地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结束了由鸦片战争引起的历史命运。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垂死的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不想作最后的挣扎而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之，了解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悲惨景况，和学习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是十分重要的政治教育。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学习中国近代史应当从鸦片战争开始。”
关于太平天国和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编者指出：“一百年前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前后坚持了十四年，势力扩展到十七省，革命的英雄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了强大的武装，实行了各种革命政策，发动了广大农民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并且担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任务，他们的这些英雄行动，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固然太平天国仍旧是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它在中外反革命联合进攻之下最终失败了。但是太平天国所表现的中国人民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是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在南方的粤、桂、湘、赣，北方的苏、皖、鲁、豫，各地农民群众因不堪虐政的压迫，已纷纷起来，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些农民军，大大小小的组织非常多，其中声势比较雄厚的，在南方要算天地会，在北方则是捻军……捻军是北方农民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也是太平天国革命在北方的再起。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而忽视捻军和其他反对满清专制王朝的起义军的活动，对于太平天国革命的研究是不够全面的，也就不能看出当时农民革命战争的坚强性和普遍性。”“把回民起义简单地看作回民单纯的活动，是不对的；把回民起义看作回汉两族的斗争，是更不对的。我们应该把回民起义看作是中国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形式，云南回民起义和西北回民起义正是当时全中国人民反清斗争洪流中的两支猛流。”
关于洋务运动，编者指出：“洋务运动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约三十多年。这是清政府一部分带有买办倾向的当权派，采用资本主义外壳以保持封建统治的一种自救运动。它的产生，是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对太平军作战中，一部分官僚军阀认识到自己军器窳败、船只缺乏的危险，他们一方面感觉到洋人船坚炮利的可怕，而对外国屈服；同时也感到洋人的武器可以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而有意识地提倡起所谓‘新政’。”“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手段在中国抢得更多的权益后，认为清朝统治阶级已彻底屈服；清政府兴办这些‘新政’对它们不但不是什么威胁，反而更便于对中国人民进行深度的剥削与奴役。这就是它们和清朝统治阶级互相勾结的政治基础。因此在这期间，它们尽量把巨额的军火和大批军官、技术人员供给清政府，共同合作来屠杀中国人民。”“这种‘新政’并经不起考验，它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过程里，遭到了彻底的破产。然而，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它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造成了某些有利条件。并且，使中国的无产阶级获得了一些发展。同时，清政府既办理洋务，便不得不培养一些懂洋务的人才，通过同文馆、水师学堂及派送留学生，栽植了一些通达外情、理解科学的技术人员。这些人中，一部分在洋务派官僚集团中做了走卒，但也有些人因接触西洋事物而接触了新的思想，对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桥梁作用。”
关于中法战争，编者指出：“中法战争是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民为了反抗法国资产阶级的侵略越南和中国各地而进行的正义的战争。”“当时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十几年中，中国本身已经迅速地沦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它们的统治秩序；但它们同时还分别向中国的邻邦下手，要灭亡这些国家，藉为进攻中国的基地。法国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就公开地叫嚣着要进入中国的西南。因此中法战争不仅是援助越南，也是中国自卫的战争，也就是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战争。”“中法战争的特色，在于中国人民主动地进入了战争，许多官吏和将领也都大声疾呼主张奋起抗战。满清统治者看到自身利害的关系，被迫应战，甚至主张投降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也不敢公开地阻挠出兵……这次战争，以冯子材将军统帅的部队在谅山大破敌军而终止。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对外国侵略者艰苦作战而获得巨大胜利的一次战争，尽管当时主张投降的统治者甘心自认失败，法国侵略者却不能不狂叫着北圻的惨败。”“在中法战争以前，中国统治阶级中洋务派的图富图强的设施表面上已略具规模了。但在战争过程中，打败仗的多是受有新式训练具有新式装备的淮军——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的嫡系部队；而马江一役，大小新式兵轮几全数沉毁，南洋援闽兵船更是遇敌便逃。所以当时甚嚣尘上的洋务运动，不必等到中日战争才告垮台，在这次战争中已是原形毕露了。”“总而言之，中法战争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中国人民又一次表现了抵抗外侮的巨大力量。同时在战争过程中，打击了国内的反动的腐朽统治势力，揭露了洋务派官僚的媚外卖国和洋务运动的本相。”
关于中日战争，编者指出：“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巨大的事件。一方面它标志着中国遭受更严重的侵略和奴役的开端，因为甲午战后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东方矛盾的焦点，中国迅速地进一步半殖民地化，而且一度面临着被敌人瓜分的危机。另一方面，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也跟随着日益严重的局面加紧加强。在战争过程中，中国人民进行了正义的、英勇的反抗。在统治者向敌人屈辱投降之后，台湾省人民坚持着反抗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全国人民反对马关条约的呼声，促使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研究一八九五年以后几年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不能不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起点。”“中日战争的性质是极其明显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以来蓄意侵略朝鲜，并进一步侵略中国，这是大量的史料（包括尽人皆知的所谓‘田中奏折’）以及战争的结果所早已证明的。美国资产阶级支持日本的扩展，企图趁机垄断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市场，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这次战争中，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所进行的抵抗，同样是反侵略的、自卫的斗争。没有疑问，在这一次战争中，正义是属于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这次战争也深刻地显示着英勇的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的紧密的相互关系。这在今天看来，是有极伟大的现实意义的。”
关于戊戌变法，编者指出：“五十五年前（按：即1898年），中国已在中日战争中遭受严重的失败，国际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侵略中国，使中国处于被瓜分的危机中。为了逃脱危机，并进而谋中国的独立自强，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中国一部分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继承了他们前辈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发动了变法维新的运动。他们曾运用学会、学堂、报纸等工具，向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众，进行了宣传教育和组织的工作；他们企图运用政权力量，自上而下地实行他们所想望的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并从而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当时的中国历史条件下，戊戌变法运动是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和进步意义的。但这个运动主要的是代表了当时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所以只能是一种软弱的改良主义的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人，看不见农民革命的力量，他们所企图的都是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抵制农民的革命。他们和当权的封建势力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只是要求封建统治势力让出一点位置来给新起的资产阶级。这样的脱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注定了只能得到悲惨的失败。”“戊戌维新运动在当时社会中所起的思想启蒙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开始蓬勃地发展了起来，并战胜了改良主义的思想。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到了后一时期，已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对者，但是从历史发展上看，应该承认，维新派在戊戌时期不仅向顽固的封建势力作了猛烈的思想斗争，而且又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来证明了改良主义思想的破产，这就对于后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发展，尽了前驱的作用。”
关于义和团运动，编者指出：“这一个曾经震撼世界的伟大农民暴动，到今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数不清的事实，证明了自义和团暴动失败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国际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的迫害，有加无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简直达到了绝顶猖狂的时代。最近竟公然武装侵略我们的台湾并轰炸我们东北的领土，妄想和五十年前一样，再来一次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与大洗劫。五十年前的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带着狭隘与落后性的，这是在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时农民革命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它之陷于失败的悲剧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现在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已经是不可欺侮了，已经有能力来清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血账。”
关于辛亥革命，编者指出：“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一次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临时约法，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奠定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此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道路，功绩是辉煌的，意义是重大的。”“由于当时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有它的软弱性，领导革命不能彻底，以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革命的果实反被北洋军阀篡窃，既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也并未完成。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这一套资料丛刊计10种64 册，共约2300万字。[8] 它们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首先是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海内外的研究者们深受其惠，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利用价值。但这套资料丛刊的编选，依然有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比如，《鸦片战争》资料中，编者们对选自清人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中《林文忠公事略》的材料，就做出了自认为是必要的删节——将林则徐根据自己谪戍新疆时的亲身经历而对后进们所作的提防俄罗斯侵略的几句谆谆告诫给删略了。[9]
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三年多方告一段落的有关分期问题的大讨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还为此出版了讨论专辑。[10] 据作者自己说，所谓分期问题，“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约八十年间的历史应如何细分为若干阶段，若干时期的问题”。究其本意，是想解决对相关历史的叙述体系和内容结构的问题，以克服近代史中“政治史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适当的地位”的缺点。而据作者的分析，这种缺点的产生，虽然有种种其他原因，但与既有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中在逐一叙述若干重大事件时类似于纪事本末体的体裁很有关系，“因为在近代史中，如果只选取突出的大事件来做叙述的主题，就会很容易弄到眼前只看见某一些政治事件”。
但从讨论的结果看，作者的这一初衷似乎并没有真正达到。因为作者在批评近代史中政治史占了极大比重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志来划分时期，并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中曾出现过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即太平天国为第一次，甲午战争以后到义和团失败为第二次，辛亥革命为第三次。学者们的讨论尽管在具体的分期问题上见仁见智，甚至各不相让，但却基本赞同了以阶级斗争作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论。由此也可看出，这场分期问题的讨论之所以重要，本不在于具体时段的划分，而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结构性诠释体系，提出了一个统系全局的纲。至此，中国近代史的新的结构体系已趋于完备和成熟，不仅依旧是以晚清政治史为基本框架，而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史的味道更加浓郁了。“八大事件”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三次高潮”所取代，而是从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故而，人们往往将“两大矛盾”“三次高潮”“八大事件”相提并论，并以此作为对这一体系的概括。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也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一些按照新体系编写的教科书陆续问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人民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的《中国史稿》第4册。《中国史稿》是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编的一部历史著作，其中的第4册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也即近代史部分（1840—1919），由刘大年负责组织近代史研究所的有关人员编写。《中国史稿》第4 册力图克服以往的近代史著作，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叙事类似于纪事本末体，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的缺点，决定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仅讲政治事件，也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文化发展；不仅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郭沫若曾盛赞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写得扼要、明确、流畅，有吸引力。反帝、反封建的一条红线，像一条脊椎一样贯穿着，这是所以有力的基本原因”[11]。这部书当时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也多，是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
在专史研究中，则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和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最为深入（由于相关研究都已有专题论述，这里不作细述）。
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的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是一种大跨度的研究，晚清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50年代末出版的丁名楠等集体编写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系根据当时所能找到的材料，对晚清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压迫中国，反对中国独立，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比较全面和系统地加以综合叙述”[12]。但此书所侧重的还是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
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是晚清政治史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但也只是在新中国才具备了深入研究的条件。由于农民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力量，作为旧式农民战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下文附表是笔者据《历史研究》创刊后40年间发表的有关晚清政治史论文所作的分类统计。从中可见，在1966年以前所发表的论文中，有关太平天国的竟占到近58%，远超过占第二位的辛亥革命（约占19%）。
政治史和人物研究有着不解之缘。政治史是历史的基本框架或主要内容，而政治史的一个显著的重要特点，就是离不开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活动。如果说晚清历史是一个大舞台，凸显的前台就是晚清政治史，而活跃于前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由于“文化大革命”前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色彩日益加重，对晚清人物的研究有着过于偏重革命营垒的倾向，而对统治阶级也即所谓反动营垒中人物的研究则是很不够的。笔者据《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13]所搜集的材料进行了一番统计：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在国内各主要报刊（含高等院校学报）上发表的有关晚清人物（有些已跨到民国时期）的论文、资料中，篇目最多的是关于孙中山的，计453 篇，其中“文化大革命”前发表的就有422 篇，且以1956年最为集中，也即其诞辰90周年的前后。其次是有关李秀成的，计306 篇，主要集中于1964年和1965年，也就是戚本禹借《李秀成自述》发难，攻击其为“叛徒”以后。位居第三的是章太炎，计137篇，各时期都有，而主要集中于1974—1975年，也就是“评法批儒”高潮时期，这是因为他在此期间被“四人帮”封为“法家”的缘故。其他篇目在20 篇以上的晚清人物依次如下（按篇目多少为序，括号中为论文或资料的篇目数）：洪秀全（93）、秋瑾（70）、龚自珍（62）、林则徐（58）、石达开（56）、梁启超（52）、严复（50）、康有为（45）、魏源（41）、谭嗣同（40）、詹天佑（38）、杨秀清（36）、陈玉成（29）、曾国藩（22）、袁世凯（22）、张謇（22）、李鸿章（20）、洪仁玕（20）。
这其中，詹天佑并不是政治人物，而是由于他对铁路事业的贡献。龚自珍主要是因其诗文，张謇则是由于他兴办实业的活动。若除去这三人，则太平天国人物占了多数。在晚清权倾一时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排名都很靠后。另外，晚清大吏中，以兴办洋务著名的张之洞有19 篇，而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左宗棠竟然只有4 篇，其中发表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只有1篇（其他3 篇发表于1978年与1979年）。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1966年以后，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左”的路线愈演愈烈，正常的历史研究几乎已无法开展，值得一提的只有晚清时期中俄关系史的研究。至于在1967年为配合批判《清官秘史》而形成高潮的赞颂义和团、红灯照的文章，为配合“批林批孔”而陆续发表于1974—1976年间的有关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文章，都已不属于严肃的历史研究的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