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历史反思发端的文化热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20世纪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1949年内地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之后，文化研究却遽然冷落，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前期，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课程，更没有一所专业的文化史研究机构。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考古发掘、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 所见，大陆从1949年后的30年间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著作，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一本，基本上还是书目评介。毛泽东早在1941年就倡议编写近百年文化史，积40年之久无人问津，文化史的学科建设的长期断档，是不争的事实。

1949年后，内地理论界确立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导致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这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以政治、经济的发展代替文化研究，尤其是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成为普遍性的倾向。以文化革命为旗号的“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接踵而至的评法批儒运动又扭曲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源流。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向西方封闭的社会环境，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无须再从文化上反思，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

再从学科建设上来说，文化史本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它是在近代中国形成的新兴的学术领域，兼有与社会史共生的特点。新中国诞生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社会学作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遭到取缔，导致社会史的衰落。与此相似的是，文化学被取消，文化史也受到株连。理论指导的失误，学科建设的偏颇，直接导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同极“左”思潮的肆虐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1980年初夏，《光明日报》编辑部召开首都理论界座谈会，与会者痛切地指出，我们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全党还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重新认识国情和世界，逐步探索一条取得胜利的道路。次年2月13日编辑部又一次组织《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笔谈，再次召唤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国情。这是由否定十年“文化大革命”而启动的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重新思考，由此进入对中国文化传统再认识的领域，从而兴起了研究中国文化的热潮。

与以往学术纷争不同的是，这股文化热具有自发性，人们对文化问题的热衷，不是出于行政指令或某个人的召唤，而是基于活生生的现实感受，探索中国文化的盛衰和出路，并形成群众性的热潮。它的发展进程，也反映了文化自身运行的规律。

文学是最先进入文化思考的一翼。20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的最初时期，即有一批文学作品敏锐地反省了重大的社会课题，《伤痕》《班主任》《公开的情书》联袂而出，引起轰动和争议。如果说《伤痕》是对十年浩劫摧残人性的觉醒，那么《班主任》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左倾”路线戕害少年心智的拦击。《公开的情书》对沿袭数千年的伦理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些作品来自人民的大海，从作者来说都不是专业作家，甚至也不是以艺术技巧取胜，但它又以深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这些作品的根本思想内容，是对极“左”政治造成各种创伤的揭露，以及对极“左”表现的历史渊源和封建残余的反思。人们把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浪潮概括为“伤痕文学”，或是识破欺骗后的“觉醒文学”，这里有着广大民众的爱恨、悲愤、呐喊和抗争。虽然这一系列的作品，有各种档次，有的作品也遭到各种非议，但都不足以掩盖它的主流。重要的是它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从观念形态上突破禁区，触动十年、三十年、几千年奉为正统或先进的文化楷模，从对现实的政治的批判，进入历史文化的反省。随后而起的文化小说、寻根小说等都带有文化反思性，受到民众的欢迎。文化热，可以说是从文学界洞开先声。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传统的领域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1982年10月，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为什么落后的命题。这是一个历经科学家们酝酿而从未诉诸公众讨论的问题。与会者认为，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成果中，80%以上是技术成果，其中又以为大一统国家政权和地主经济服务的技术，如通信、交通、历法、土地丈量、军事等占80%左右，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决定了科学理论结构的核心是伦理外推的有机自然观。在这种科学技术结构中，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互相促进的循环加速过程，所以没有出现科学技术的革命。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政治体系、教育和选拔人才的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使得中国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比较中西学术的差异说，在西方以求知为特点的希腊文化培育了追求真理，酷爱独立、自由的文化性格；在中国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从来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之外的学术文化体系，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2]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改革是从经济领域起步的，经济改革中又以引进外资为重要决策。当代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使人们大开眼界，痛感到振兴中华必须根本改变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面貌。自然科学是人类探索、利用和改造大自然的文化活动，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世界史上长期居于领先的地位，但从16、17世纪以来却落后于西方，差距足以相隔一个时代。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诞生，首先成为令人瞩目的问题，引起科学工作者的关注。

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这是从政治、经济原因来研究所不能取代的。它深入传统文化的核心结构，涉及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的课题。与会者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哲学工作者，历史学者尤其是近代史学者极少有人与会。关于近代科学问题，本应是近代史诸问题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但问题的提出不是由历史学界而是由自然科学工作者首先揭橥，这是对史学研究现状的挑战和鞭策。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同年12月，在上海召开新中国以来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聚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文献等学术界的著名专家教授，就如何填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换意见。与会学者指出：忽视中国文化史历史面貌开展总体研究的结果，不仅妨碍各种学科的研究朝纵向发展，更加妨碍我们从总体上认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比方说，中华文明的特色是什么？中国文化的历史地位如何？目前还没有能使学术界普遍同意的概括性总结。不了解一种文化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也对深入了解那个民族的社会全貌极其不利。与会者痛感文化史研究薄弱的现状亟须改变，倡议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做好舆论宣传，推进文化史研究的复兴。[3]

这两次会议以后，文化研究似应迅速推开，然而除了简短的报道外，并未得到热烈的响应。文化热与一般时尚不一样，要有学术研究的积累，并非如时论所言一哄而起。

文化热的真正铺开是1984年。这一年上半年新中国第一批文化史研究论著《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专辑》问世。下半年大型文化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华书局的“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先后付梓。有关文化史的专论、专栏遍及各大报刊，民间文化团体、文化沙龙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国际性、全国性、地区性的文化史讨论会联翩而起。上海、广州、武汉等各大城市文化发展战略会议的召开，有力地推进了民众文化热的高涨。不同职业、阶层和年龄的人们，从不同侧面提出建设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商业文化等各种问题，文化与经济、文化与哲学、文化与政治、文化与人生、文化与科学、文化与生态等诸多理论问题令人应接不暇。

毫无疑问，文化史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的因素。1984年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对文化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增温效应。

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内地正处在以经济变革为先导的全面变革的新时期，经济改革的目的是要发展商品经济，以促成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新体制的创行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自上而下运作，但是它与旧观念的矛盾，却不能依靠行政手段去解决。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沿袭数千年的农业小生产观念，与新体制发生矛盾、冲突，甚至使新体制扭曲变形，严重地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引起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引发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红旗》于1986年第14期发文说：“当前热烈开展的探寻文化发展的道路，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又一场理论上探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文化运动。”[4] 人们正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摒弃旧观念，吸收新思想，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和心态，给现代化赋予新的精神动力。所以，文化热在形式上表现为追溯历史的文化史热和文化反思热，正是社会变革的必然选择。

从学科建设回溯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文化热的启动和走向，大致从文学发端，进入自然科学，再深入社会科学，在理论界全面开花。这种程序又反映了文化自身演进的规律。文化作为精粹的形态是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学术体系的知识丛体，这三大门类又以不同的属性，从不同层次推进了文化研究的发展，大致可以这样说：文学最敏感地反映文化思考的动向；自然科学以最活跃的姿态展现现代化的进程；社会科学则以理性的智慧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行历史性的总结，把问题聚焦到怎样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这100 多年来贯穿近代文化史的两大主题，出现文化渗入各门学科，各门学科通力进行文化研究的盛况。这种综合化、一体化的研究趋势，正是文化研究现代化的大方向。本来属于历史范畴的文化史，在当代具有那样广泛的群众效应和现实意义，充分表明文化热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