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初期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特别是它的最高领导人——中国革命的杰出领袖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早在1950年5月1日，新中国诞生刚刚半年，中央人民政府就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任所长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立的第一个研究所。1953年9月，依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提议，经中共中央设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议决，以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名义正式划归全国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不久恢复原名，改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并由此演变为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该所草创之际，研究人员并不多，不过10 多人，主要成员都是一些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培养起来的历史研究者，后来陆续吸收了一批旧中国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有成就的从事历史研究的老专家，以及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青年历史研究工作者，很快就发展到了100 多人，成了内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其间，还有不少省、市、自治区，如上海、天津市和湖南、广东等省也成立了历史研究所，其中不少人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此外，众多高等院校历史系都设有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聚集了一大批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研究人员。仅仅10 多年，总计中央与各省、市、自治区研究机构及高等院校历史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人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远远超过了旧中国，足见新中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视。

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广大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以下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首先是初步建立了独立的科学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长期以来，包括中国近代史在内的中国历史学未能走上科学的道路，总是以统治者的“英明”“圣贤”与否来解释国家的兴亡和社会的盛衰，用各种唯心主义谬说来掩盖阶级斗争的事实。虽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历史学家也在疑古辨伪的口号下，批判过帝王家谱式的传统历史观和历史体裁，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由于他们始终否定生产力对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因而也否定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仍然无法揭示中国近代历史的真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及研究实践，明确了“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虽然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某些具体问题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认识，但对中国近代史的上下时限、基本线索和研究方法等学科体系问题的认识则基本趋于一致。大多认同中国近代史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迄1919年的五四运动（改革开放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下延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斗争。因此，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线索应是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运动及其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则是它的根本方法。充分反映和展示这一学科体系的代表著作有三种：第一、第二种是1962年出版的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用书，分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编、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组织本所研究人员集体编写的《中国史稿》第4 册，北京大学翦伯赞主编、邵循正和陈庆华编写的《中国史纲要》第4 册；第三种是胡绳编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它虽然出版较晚，1981年才面世，但其体系与以上二书并无差异。

其次是搜集、整理、出版了一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资料，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和基础，没有史料，历史研究就无从谈起。因此，由“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议决成立的中国史学会，还在筹备阶段就把搜集、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资料列为自己的头等大事。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负责筹备中国史学会的范文澜已开始谋划这方面的工作了。他提出要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组织历史学家对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分别编辑专题资料，陆续出版。趁1950年纪念义和团运动50 周年之机，由翦伯赞主持编辑、出版了《义和团》专题资料一种。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后至1959年，按计划先后编辑、出版了《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戊戌变法》《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捻军》《洋务运动》等专题资料10 种，其中多者8 册，二百几十万字，少者4 册，也有一百几十万字，可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历史学界编辑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一套资料集。1954年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近代史资料》杂志，专门刊发中国近代史资料。与此同时，在中国史学会的统一规划下，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严中平等众多经济史学家也开始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辑工作，先后出版了包括《中国近代经济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等在内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包括《中国海关与滇缅问题》《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中国海关与义和团》等在内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包括《北京瑞蚨祥》《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上海市棉布商业》《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海民族火柴工业》《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永安纺织印染公司》《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等在内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包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荣家企业、刘鸿生企业等专题资料在内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这些丛刊、丛编都是经过专家学者认真筛选，具有相当参考价值的近代政治、经济史资料，至今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广泛引用。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还仅仅是其中几种比较突出的大型资料集，限于篇幅，其他如罗尔纲主持编纂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全国政协编辑的《辛亥革命回忆录》、军事科学院编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料选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料选编》等众多篇幅不一的资料集，不能在此一一列举。但是，仅此已足可说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这时对资料建设的重视和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

最后是对帝国主义侵华史、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辛亥革命、资本主义经济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及专题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关于帝国主义侵华史，首先面世的是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钦本立的《美帝经济侵华史》。随后又出版了丁名楠等人集体编著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该书虽然只写到中日甲午战争，但对晚清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压迫中国，反对中国独立，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作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综合叙述”。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这一时期研究进展最为显著的领域，发表论著最多。以当时主要历史类学术刊物《历史研究》的刊文为例，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历史研究》发表中国近代史各类专题论文约113篇，有关太平天国研究的65 篇，占各类总数的57.52%，几乎是2/3了。[1] 专著方面，出版了罗尔纲撰写的纪传体通史《太平天国史稿》及《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天历考及天历与夏历公历对照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太平天国文物图释》《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7 种在史事考证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文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成就虽不及太平天国，但从“文化大革命”前《历史研究》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来看，也达到22 篇，居于第二位。[2] 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方向和重点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像旧中国的史学那样仅仅侧重于孤立的政治事件的叙述和少数知名人士的个人活动的研究，转而强调经济背景和阶级关系的探讨、强调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了，把辛亥革命看作是清末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产物，从而大大丰富了辛亥革命史的内容，有助于恢复它的本来面目。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首先是研究成果丰硕，“文化大革命”之前，仅出版的重要专著就多达61种，如吴杰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尚钺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魏子初的《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傅筑夫等人的《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周秀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张郁兰的《中国银行业发展史》、杨培新的《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等等。[3] 其次是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关于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农产品商品化、新民主主义经济、少数民族经济，以及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都是这时才引起研究者重视，而且取得了一定进展的新课题。

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显著的进展，除如前所说有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外，还有以下几个重要原因。

一是有个相对安定的读书研究时间。任何一项科学研究，要想取得成功，都必须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者自身两方面具备一定的条件。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前者最要紧的是要解决一个理论、方法问题，一个资料问题。如前所说，既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又有了一定的资料准备，自然不是什么问题了。关键是后者，即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有无积极性，有无不受其他无关之事的干扰而专心治学的时间问题。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洗刷了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屈辱，基本结束了国家的分裂和战乱状态，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素负盛名的老专家，还是之后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都与全国人民一样无不欢欣鼓舞，无不希望为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贡献最大力量，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真正的关键便只有一个，那就是有无读书研究的时间了。“文化大革命”之前，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虽然也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打退所谓资产阶级思想进攻的思想批判运动，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必须改造世界观，因而研究工作常要为思想批判运动让路，以致中断研究之事也时有发生，但是，相对此后而言，毕竟时间较短，规模不大，仍可说是个相对安定的时期。许多研究者凭着自己对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颗赤诚之心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爱，利用这一相对安定的环境，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自己的研究工作，应是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显著进展的原因之一。

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显著进展的另一原因，是大致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3年8月，毛泽东为推动历史研究工作的发展，亲自为即将创刊的《历史研究》杂志提出“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1956年5月2日，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宣布，在艺术和科学领域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4] 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方针，不仅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而且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因为只有经得起不同观点自由讨论的学术观点，才可能是站得住脚的真理。纵观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相对于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自由讨论的空气还是比较浓厚的。例如，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后，便立即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持续时间竟长达三年多。据1957年新华社发布《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告一段落》的消息时统计，三年来共发表相关论文24 篇。以时间如此之长、人数如此之多的规模集中讨论一个历史问题，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史上，似乎是绝无仅有的。又如，1961—1962年姜铎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等文之后，也很快引起一场不同学术观点的激烈争论。对姜铎的看法，有反对的，也有持中间立场的，赞成反对各半的，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当时为追求真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良好风范。即使1963—1964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评李秀成自述》和《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两文之后，也仍有学者站出来发表不同意见。虽然这些学者为此受到过政治批判，但那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事，并不发生在当时，不能以此完全否定这次讨论的“争鸣”意义。诸如此类的事例，都说明这一时期的“双百”方针还是贯彻得比较好的，对推动当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的近代史研究取得显著进展，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历史学家发挥了引路人的重要作用。因为这一时期的近代史研究不只表现为取得了显著进展，还表现为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错误倾向，必须及时克服和纠正。如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任何工作都必须服从于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为建设新中国扫清道路这个根本任务，一些历史学家曾运用历史学作为对敌斗争的工具，对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活动采取一律骂倒的态度，甚至借用某些历史现象影射当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这种现象有无检讨的余地和必要？又如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学习、领会它的精神实质，还是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盲目照搬本本？等等，都是需要及时纠正的带有方向性的问题。何况随着形势的发展，还随时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在此情况下，有无正确的引路人，对于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就至关重要了。幸运的是，这时还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历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不但身体健康，而且尚能正常发挥引路人的作用。他们不但看到了此类问题的存在，还及时以对科学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运用他们丰富的学识和经验，频频著书为文，发表讲话，为中国近代史乃至整个学术研究指明方向。

以范文澜为例。早在1950年，他就开始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审视自己的旧版《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了，并公开发表自我检讨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批评。范文澜在检讨文章中说，对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历史和个别历史人物，都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态度。无分析的一律抹杀和一律颂扬，都是主观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又说，有些地方因为“借古说今”，也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他所说的“借古说今”，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是借吴蜀联合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借武则天斥责国民党的特务统治；在《中国近代史》中，则是借鸦片战争时道光皇帝的“求降难”骂蒋介石。[5] 范文澜这种实事求是、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为历史学界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1954年，他针对一些历史研究者常常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所束缚的情况，特地写了一篇《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认为汉民族在秦汉时已逐渐形成，而不是如斯大林所说，必须到资本主义时代才能形成民族，为反对照搬本本的教条主义做了一次具体示范。1957年，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次讲演中进一步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神似”而不是“貌似”，说：“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他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范文澜这里所说的“神似”，就是要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所谓“貌似”，就是不顾具体历史条件，盲目照搬个别具体结论的教条主义，是完全不可取的。[6] 1961年，他针对1958年“大跃进”之后有些历史研究者也不免染上浮夸之风，喜发高论，特地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反对放空炮》一文，批评这些人不愿做调查研究工作，仅把自己杜撰的一些公式和规律，演成篇幅。指出要写好历史著作或论文，“必须对所要研究的历史事件做认真的调查工作，阅读有关的各种书籍，系统地从头到底读下去，详细了解这件事情的经过始末，然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方法来分析事情发生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好的因素和坏的因素，判断这件事情的趋向是什么”。“必须坚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的老实态度。切忌临时抓夫式的搜集材料。”等等。他在这里既讲了工作态度，也讲了研究方法。[7]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历史学家，屡在关键时刻为中国近代史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纠正错误倾向，指明正确方向，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正是他们这种无可替代的引路人的作用，推动了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